【丁学良专栏】数学科学者的宗教情怀
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
我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理查兹堂那一层一共住了24个学生，其中除了那个胖得“弯不下腰来系鞋带的天才”布兰福德外，还有个叫汉威的香港学生对神学很感兴趣。
那一层的公共餐厅，不仅是大家用餐的地方，也是聊天的好去处。
每天晚餐后，就是布兰福德精力最充沛的时候。这时，他开始天马行空地同别人聊天，能陪他聊天聊得最久的，就是汉威。
汉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不大会写中文，也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上的隔阂，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当时跟香港出去的留学生之间并没有太多交往。汉威在理查兹堂的时候，我只偶尔地去和他进行一下交流，在我看来，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中国人。我只知道，汉威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很有成就，曾代表香港参加过奥林匹克国际数学赛，还获过奖。他的大学本科，上的是牛津大学数学系；到了念博士课程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全世界最好的数学系——哈佛大学数学系。
汉威跟布兰福德在一起时，很少讨论专业问题；他们所讨论的，大部分都跟神学有关系，在西方，讨论神学问题与讨论哲学问题，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个天天都在认真地讨论，如果对他们的专业背景不了解的话，大概会以为他们是神学院或者是哲学系的学生，完全不会想到布兰福德念的是英美文学，汉威读的是数学。他们的讨论一般是从晚饭以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两点。
像我们这些1980年代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之前在国内受到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在我们的观念中，宗教总是和迷信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信教的人的知识程度都比较低。但到了美国，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他们两人严肃的讨论中间，我一下子顿悟出来，宗教原来是跟哲学在一起的，宗教研究和哲学研究关系非常密切。
我常常在旁边旁听。他们讨论时，提得很多的名字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而比这两个名字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圣·奥古斯丁。在布兰福德看来，圣·奥古斯丁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后来我发现，他们讨论的时间越长，面部表情越是严肃，严肃得如同是在讨论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样；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能看到他们两个的讨论深刻到这种程度。
我时常和汉威开玩笑，说他应该去读哲学系或是神学院，而不是学数学。他曾经问我是不是当真这么认为。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我是不是应该去读神学？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面部肌肉都凝固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大陆留学生，对香港留学生是有歧视的，最早我对汉威也是如此：第一，我们认为他们来自殖民地；第二，他一点普通话都不会说，更让人觉得他身上中国人的气味太少了；第三，他又对神学问题这么感兴趣。但是，当我们慢慢交往深了以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诚恳、可靠、谦虚而执著的人。后来，我们关系处得非常不错，虽然我与他只在一起住过一年，但他订婚时，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的订婚典礼。
后来，汉威走上了一条非常奇怪的道路。订婚后的第二年，他就经常跑到神学院去听课。在不到多久后，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立刻被他本科时代的母校牛津大学聘了回去。牛津大学数学系虽然在全世界排不到前三名，但至少能排上前十名。
就在大家都很羡慕他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在牛津待了一年，他竟然辞职回到了美国。一方面，他觉得数学总是不能把自己的心思牵住，同时多多少少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他当时的年薪是一万八千英镑，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万七千美元。
回到美国以后，汉威找到了一份出乎我们意料的工作：到华尔街去做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数学模型。1990年，他一年就能赚十几万了，大概是在英国收入的5倍。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然而汉威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就在我们瞪大眼睛羡慕他的时候，他又为我们制造了另一个“惊喜”：在华尔街工作了不到两年，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年薪十几万的工作。在已经拿到了哈佛数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他又报考了神学院。在我的印象中，他大概是在普林斯顿念的神学。在与神学院的面试官面谈以后，人家就发现他对神学相当入迷，对神学问题刨根究底，不仅仅把神学问题当作是道德问题，而且还把它当作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问题，神学院负责面试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在他读神学院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据布兰福德告诉我，他在神学院念得非常杰出，拿到了在神学院最具声望的奖学金，毕业后，在纽约的一个教会担任类似教长的工作。
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来讲，汉威身上有几点是永远忘不了的。第一，在他和布兰福德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你无法把神学和迷信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极其精深的知识问题。第二，在他身上，有着一种为了追求人生的终极真理，可以放弃一切的精神—他后来是否成家、结婚，我也不得而知。
汉威虽然是个华人，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却是纯粹美国式的。
在全世界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宗教影响是最大的。我们中国有时候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摩擦和误解，要说中国对美国最深、也最根本的误解，不在行政层次，不在权力分配层次，而是在宗教层次。在美国，无论是在教育、选举、家庭生活或是其他方面，宗教的力量强大无比。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最早的移民中，多数人是在欧洲老世界因宗教信仰问题受到排斥和迫害，逃到美国来寻找宗教自由的清教徒。
在美国，宗教对社会基层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最好的私立学校中，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学校在最早的时候都是跟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医院里，有百分之八九十最早也是跟宗教联系在一起。
中国要想减少同美国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解，必须要好好研究宗教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宗教就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在美国发达的伦理基础。
在全世界的富裕国家中间，美国的民间捐赠的比例是最高的，新教鼓励人们把自己的财产捐赠出来，像盖茨、巴菲特、哈佛之类的慈善家，在美国比比皆是。清教徒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华纵欲，例如股神巴菲特，住的房子是多年前几万美元买的老房子，开着一辆二手破车。如今他已超过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美国的高遗产税政策，是防止美国的富豪子女们被黄金“泡烂掉”的制度保障。在美国，真正非常有钱的人家的子女，很少露富；喜欢露富的，大多是亚裔人，尤其是华人。这个现象一方面跟遗产税有关系，同时也跟新教的影响有关：他们强调节俭和勤奋的进取精神。新教在马丁·路德改革之后，不再认为财富是罪恶的东西，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认为只要挣钱的方式正当，一个人的钱挣得越多，证明他向上帝捐献的财富越多。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用来回馈社会，在美国，回馈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这两个领域既是现代社会花钱最大的两个方面，又是纯粹经济学理论中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在美国社会，人们捐赠的广度和捐赠的持续程度，非常令人感怀。
一个会挣钱的人是能人，而会花钱人的人则是圣人。（李胡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