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屁加索”的启示——评《毕加索的成败》
英国画家阿尔弗莱德·曼宁斯爵士曾回忆说：“有一次，温斯顿·丘吉尔跟我讲：‘阿尔弗莱德，哪回在街上遇见毕加索，你会不会跟我一块踢他那里、那里、那里？’‘会的，先生，我会的。’”
曼宁斯爵士擅长画马，算得上“英国的徐悲鸿”，而丘吉尔致仕后也颇喜欢画上几笔，他们对毕加索的轻蔑在英国以艺术品位自诩的智识阶层中是有代表性的。学者型文人保罗·约翰逊在随笔集《让毕加索见鬼去吧》里提起过，他认识一位具天纵之才的年轻女画家，半是自娱，半是拿那帮子附庸风雅的朋友开涮，临摹毕加索的素描，用的居然是绑在振荡器上的钢笔，她管这叫“屁加索”（Prickassos）。此类谑而虐的玩笑，把英国文化人的傲慢与偏见都暴露出来了。
不过，英国最有影响的左派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倒并没有不拿毕加索当回事：1965年初版的《毕加索的成败》一书，如果不是关于毕加索的最有影响的评论，至少也是最有影响的评论之一了。1965年的这个版本，1991年时曾被译成中文，16年后，新译本（连德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又出现了，虽然译得未见得比原来的好，但增加了原著1988年再版本的前言和补篇，俾得完璧。
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是伟大艺术家逃不过的劫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许多，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同时代的人常被外缘纠葛干扰了视线。即便约翰·伯格这样的人也未能免俗，他在1988年再版前言里承认：“本书一开始就讨论毕加索的财富，这在当时被评为庸俗不雅。”其实，关键不在阿堵物一说便俗，而在于过多地着眼于作品的接受状况，必然令艺术评断平庸化，因为接受不接受总是大众说了算的事情。
1955年，29岁的约翰·伯格写了一篇谈毕加索的文章，他此后多年的对毕加索的种种看法其实都可以从这篇少作里找到根源：比如，伯格认为真正令毕加索了不起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人、他的个性；比如，伯格认为毕加索一直为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题材而苦恼；比如，伯格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毕加索所有的画都是未完成的；比如，伯格认为毕加索与同时代画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 “一根筋”（single-mindedness）；比如，伯格认为毕加索的作品透露出他对性的痴迷（这一点正是伯格在33年后写的补篇里又着力重申的东西）……不过，在这篇文字里，他宣称：“哪怕是毕加索最好的画，跟基里柯、杜米埃或戈雅的佳作比起来，也只是出色，却并不深刻。”我不知道这里的“深刻”是指哪一方面的深刻，如果是指刻画人性、透视社会，那么毕加索也许的确有所欠缺，可是，若只把刻画人性、透视社会的深刻视为深刻的全部，那么这种深刻是否有些狭隘呢？
作为左派批评家，约翰·伯格总是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伯格直觉地感到毕加索是一个天才，一直挖掘着自己“天授”的创造力，他从来不假外求，从不像别的画家那样仰赖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理论又使他无法相信上述事实，他不停地寻找社会层面的因素，寻找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试图让毕加索这个不可解的怪物变得可以理解。这样做带来的一个双重结果就是，在认同他的出发点的人看来，伯格渊博恣肆，洋洋洒洒；而那些不认同他的出发点的人就会觉得，这般东拉西扯，未免太不着边际。伯格说：“没有人能够知道毕加索心中的全部意象、全部事件，以及形塑毕加索的全部思想。但是某些经验，或者说难以数计的经验告诉我们，毕加索应该受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社会特性的深远影响。”于是，伯格在十几页篇幅内谈了西班牙封建制度残余，谈了西班牙中产阶级的软弱性，谈了西班牙的地域差异，谈了巴塞罗纳的政治混乱以及马德里的劳资纠纷……可问题是，这些东西到底如何“深远影响”了毕加索，我们根本无线索可寻；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仍然觉得，毕加索是个不可解的怪物。
当然，约翰·伯格作为艺术评论家最无可替代的才华并不是体现在学识广度和理论深度上，而是体现在他分析具体作品时的心思细密与鉴别精微上。可以说，与约翰·伯格同时的艺术评论家，极少有人达到他的这种精细程度：他选出用以阐明自己论点的画作总是那么恰当，他选出与毕加索作品形成对照的历代画作总能别开生面，而他的解析总能一语破的，让你自叹弗如。不过，伯格对毕加索总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题材的强调，或许有吹求之嫌。伯格精心选出8幅画用以说明此论点，我们承认其中至少有7幅是劣作，可造成拙劣的缘由只是题材问题吗？这样讲无异于不允许大画家的笔下出现劣作，可对艺术规律稍有了解的人就应该知道，劣作是无法避免的，劣作是佳作的前提，也是佳作的必由之路。晚年的毕加索也许真的面临题材危机，但说20世纪40年代初的毕加索就已经为这一危机所苦，就有些危言耸听了。
《毕加索的成败》一书对成功的赞美，要远少于对失败的渲染。伯格始终关心“毕加索所享有的成功如何对他造成危害”。他说：“我们绝不是要说毕加索已经丧失了他个人的诚实，或者他已经堕落了。相反，他仍然固执地忠实于他原初的自我。造成的危害在于，他的发展受阻。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被剥夺了与现代世界现实接触的机会。”伯格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在现今这个艺术与商业恬然媾和的时代里，确有警示的味道。然而，我总觉得，伯格的话语里带着过于浓重的“前现代”口音，这种笨拙的正派和凛然的天真，似乎正慢慢耗尽它最后的反抗力。
艺术家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却总是为紧跟着时代的人所膜拜。归根结底，《毕加索的成败》是两个时代之间的产物：当时毕加索还在世，可他已经开始成为神祗。这也决定了《毕加索的成败》自身的成败：它在抵制神话方面成功了，却在理解神话方面失败了。今天来读这本书，也许更多的启示并不在如何评价毕加索上头，而在如何理解比我们稍早的那一拨艺术家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