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TIST 王刚】

金钱就是对我最大的救赎

采访约在王刚位于南五环的家。这套公寓只是王刚诸多房产中的一个。北京缺水，但在公寓的窗外，就是一片青绿色的湖水，成群的白色天鹅在水面悠闲的游荡。

王刚喜欢来这个房子写作。屋外有个阳台，夏天的时候，王刚坐在这里，看看湖水、看看闲书，发发呆，就是他心中最舒服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钱带给他的。所以，“很多人问我有没有信仰，金钱就是对我最大的救赎。”

“老北漂”的贫穷记忆
王刚是个“老北漂”。1989年，他来到北京念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文学班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住在地下室，每天都饿得要命。

“那个时候对社会充满着刻骨的仇恨。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面，看着每一个亮着灯的楼都想把它炸掉，充满着愤怒。但北京的现实告诉你，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走在北京的大街上，除了吹牛以外，他不会干别的。”

王刚知道自己必须要先改变这样的命运。1992年，他遇见他后来的老板—这个老板把他领到一个餐厅，然后和餐厅老板说，这是我们的总撰稿，以后他天天就在这儿吃饭，签单就行了。“我们当时就一穷学生，哪见过这个。于是我拉来了一帮狐朋狗友，因为我可以签单。”那个时候开始，王刚开始明白，有一点钱，人才能有一点尊严。“一个人只有有了钱他才会有尊严，否则你只能在大街上流浪。你吹那些个牛，一阵冷风就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就是饥饿的胃。”

富人背后的金钱真相
如今，王刚早已不像二十多年前，走在北京的街头，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现在的他，日常爱好是欣赏一场古典音乐会、抽烟斗、品红酒，写作之余，飞到他海边的公寓或者国外某个地方休养、度假。但作家的心注定无法平和，只要他所见的还让他触动、愤怒，他就不得不竭尽所能将其表达。因此，有了《福布斯咒语》的诞生。

王刚2005年底开始动笔写《福布斯咒语》，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多。2010年12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福布斯咒语》下卷。至此，追看这部小说的读者无需再为人物命运牵肠挂肚。

“《福布斯咒语》有一个大情怀，我把我自己对于时代、对于中国现在的这种所谓悲天悯人，包括对于冯石这些人的同情，都充分地表达在七十五万字的《福布斯咒语》里。”叼着烟斗的王刚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我想表达对富人阶级的理解、关心以及批判。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知道，那些光鲜亮丽在媒体上出现的所谓超级富豪，其实非常可怜，他们在这个社会，缺少真正的地位和说话的权力。他们说话非常小心，他们很恐惧。”

很多富人对这本书反感，觉得王刚扭曲他们，更让穷人仇恨他们。但王刚不以为意：“买不买得起房子，我一个作家解决不了，我又不是杜甫，喜欢吹牛，说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我只是认为，如果看完《福布斯咒语》能够让你们知道自己买不起房子了，是这本小说一个重大的作用，起码把一个现实、真实的东西摆在你们面前。让你们从人的表面到内心都看到一些东西，从而做出你的判断。中国的房价贵是真的贵，可是到底贵在哪里？《福布斯咒语》带着故事、情感，还有人物命运，把你们带入了一个真相。”

名牌：写《福布斯咒语》的契机是什么？
王刚：应该承认，这三十年是中国最好的三十年。但是，对于中国的财富、利益分配而言，这又是一个节骨眼。我在《福布斯咒语》里试图探讨表达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观点。我塑造冯石这样一个人物，其实蕴含了我所有关于这个时代的观察和思考。

名牌：《福布斯咒语》出来以后好多人说，原型影射了那些地产商人。
王刚：其实我觉得我所表达的观点非常温和，非常符合实际。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中国所谓的这些大资本家们，谁没有国外的护照或者绿卡。我对自己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写作的时候要尽可能表达最真实的体验和情感，表达你对于这个世界最真实的看法。

名牌：你说过“金钱就是对我最大的救赎”？
王刚：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恍然发现，通过积累财富，社会慢慢在进步，人们的想法也在变。中产阶级逐步在形成，社会在稳定。为什么？就是金钱推动了这一切。这里面也许伴随着巨大的腐败，但现在是建国六十年来最民主的时候。我们从网络上就可以看出来。有骂领导的，有骂体制的，也有骂政府的。中国的这三十年，是对中国人民最好的三十年。因此，中国作家的内心非常复杂。（周丝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9年，一本叫《福布斯咒语《的书横空出世，立刻把地产界和出版界弄了个天翻地覆。这一趟浑水，就是王刚搅出来的。2010年的这个冬天，   《福布斯咒语《下卷出了，他又来『搅局『了。

张大春
我需要更多理性的弹药

文︱谭旭峰 图︱本刊资料库
《聆听父亲》中的张大春有爱，把男儿的万般深情都灌注到了记忆里；《认得几个字》中的张大春有才，无时无刻都能讲出个好故事来。作为华文世界里最优秀的小说家，近十年，张大春却唯独停止了短篇小说创作。而短篇小说曾经是他在台湾得奖、成名的开始，也是他极其看重的创作，那停止创作到底是为何呢？

2010年秋，张大春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在大陆出版一事来北京，呆在旅馆里，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篇序言，洋洋洒洒近万字，题为《偶然之必要》，回顾了他小时候放学在街道上演“超能神术”的小把戏，到高中时代开始写小说，至80年代到现在的整个创作生涯，展现了张大春在时代的漂流里，如何迎接风吹浪打和其中的心理变化。

在文章里，张大春回忆台湾80年代中期，“怎一个乱字了得。我们有无数的街头表演，棍棒与白菜齐飞，帐棚与婚纱一色，大都会的交通黑暗期掩映着资讯畅流的黄金岁月，这是后现代的先声，每一种价值都在各自表述，看似提醒着：曾经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戮力争取民主与自由已经近在眉睫了，强人独裁一党专政言论箝制思想检查等等陈腐的罪恶即将远离。然而，我们无能远见：‘最大乱度’永远不会来临，我们的下一步追寻却成了‘最大多数’。”

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张大春说，“我当然不担心读者看不懂我的作品，我连有没有读者都不担心。”他为青年人写的《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在台湾畅销二十多万本，他的身份也陡然多元，变成了唱片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甚至是信用卡和威士忌酒的代言人”。

那时候，“我们曾经满心期待的‘多元’与‘可能性’从未出现，它们到哪里去了？大约也就是在台北股市突然冲破一万三千点而后疾速坠落、文学出版界的朋友时时挂在嘴边：‘今年大概是谷底了。’以及大量的社会知名人士开始在一种名为书腰的外挂纸披上推荐我们读某本书的时代，我再也没有动机去写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了。”

记者：你最早的文学启蒙是什么时候？
张大春：大概四五岁，我坐在父亲膝盖上听书，也算是种启蒙吧。我阅读的就是这些“说簿”。我小学二年级以后，父亲给我说了《精忠岳传》，之后可能还说了《西厢记》，之后几乎所有“小人书”就都是自己看的。

记者：哪一部作品对你影响最大呢？
张大春：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同学写《异域》的书评，很受触动—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笔法：“邓克保先生，以其势如匹炼的笔锋……”势如匹炼，这是我从没听过的词。后来才知道，匹练就是一块长布。也是多年之后，才知道里边说的邓克保，就是柏杨。《异域》描述的是在中缅边区，一支孤军如何保全自己的部队的故事，看着很过瘾。因为那篇书评，我便去看了那本书。然后才发现，原来那句触动我的话，完全是抄自扉页里的一段话。

记者：所以说，“势如匹练”这个词影响了你的文学之路。
张大春：因为“势如匹练”，我接触了《异域》，接触到了邓克保。邓克保是假名，而且作者还说邓克保是他死难的兄弟。我看到邓克保这样写，更加深信他是孤军中的一分子。但是后来我发现，邓克保就是柏杨，他不是孤军里的人，他甚至连前言都说谎。在这本游走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书里，我强烈感受到了这种虚实不辨，这中虚实不辨在我的文学创作中，也成为一个埋得很深的影子。

记者：在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你停止短篇小说的出版创作，这是为什么？
张大春：短篇小说是感受性的，只要里边有一个强大的顿悟，就可以成功塑造小说里最大的感动。但我需要更多理性的弹药，所以我选择了长篇小说。虽然长篇小说里看上去是人物多，故事多，人物心理描写多，但这个“多”是理性的累积，因为长篇重视更为宏大的结构。从工匠技术的角度看，长篇是纯粹的、高难度的理性作业，我希望透过使用长篇这个工具，去让自己以更清楚，更准确的文字锻炼去面对这个社会。

记者：台湾社会开放后，在社会的各种冲击下，你走出书斋，参与到为社会发声的事情中去了。
张大春：一个作家的社会参与是非常诡异的事情。作家只顾写作，别人会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但是如果不参与，大众又会说你没有社会公德，连一般人的正义都缺乏。于是我拿了一点时间出来，规划我的社会参与。三点到五点，我只说书；四点半，我报新闻。另外我有几个专栏，直接讨论比较严肃的、迫近的政治问题。我很幸运，我有一个空间，和这个社会对话。

记者：也有很多作家，不愿意参与到社会舆论中去。
张大春：不和大众接触的作者，在台湾那个社会才不会发疯。但是一个发展中的民主社会，明明面临着内部深刻的价值缺失，却没有台湾公众知识分子出来提醒、抨击，或者戳破某些虚假，怎么还能称之为先进民主的社会？社会内部有这种需求，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我将自己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里边来。

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的面孔在大陆读者眼中是复杂而多元的：一位博学的好父亲、一位出色的『说书人『，同时5 点还是一位华文世界里最优秀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