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三个男人一台戏 马林斯基剧院220年

　　2007年12月25日至2008年1月6日，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访华团为中国国家大剧院做揭幕演出。按照惯例，世界上所有国家大剧院的揭幕演出必然上演本民族的歌剧。马林斯基剧院却承担了这样的任务。这个剧院成就了柴可夫斯基和《睡美人》、《天鹅湖》、《胡桃夹子》。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光芒，至今仍与马林斯基交相辉映。在这个剧院里，那些人的声音和他们的悲欢故事，久久回荡。

柴可夫斯基：毕生之憾

　　柴可夫斯基只要再多活两年，他就可以在马林斯基剧院和世人一同分享《天鹅湖》带来的荣耀。

　　1893年，柴可夫斯基与世长辞。他永远不会知晓，第二年1月27日，当他的《天鹅湖》在马林斯基剧院重装上演时，人群轰动。
　　俄国官方透露，柴可夫斯基因饮用生水死于霍乱，也有音乐史学家称，官方惧怕他的“同性恋丑闻”败露影响俄罗斯音乐名声，逼迫他服砷自尽。但几乎没有人怀疑，1877年，《天鹅湖》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次演出时遭受的巨大失败，在这位被后世追认为最伟大的芭蕾音乐家心里种下了长达16年的阴霾。而他本人，则最终在这一阴霾中饮恨而终。

天鹅湖剧照天

　　今天，马林斯基剧院的官方网站传达着这样一条错误信息：“1895年，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在马林斯基剧院首次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是因为敬畏这位大师而心存恻隐，还是在刻意隐瞒一段曲折的历史呢？
　　1868年秋天，柴可夫斯基遭遇美丽的女高音高唱家阿托，并疯狂爱上她。第二年，他写信告诉父亲：“我们有着感应。很自然，我们开始想到婚姻，并都对此十分渴望。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夏天，我将和她结婚。”但是，就在订婚晚宴的歌声还没有消散殆尽时，阿托却在一次出演华沙的途中爱上了西班牙籍的男中音歌唱家Mariono Padillo。柴可夫斯基甚至没来得及反应，他的未婚妻就嫁给了Mariono Padillo。
　　这次惨败的恋爱之后，柴可夫斯基搬迁到身在乌克兰的姐姐家居住。其间，他给姐姐的几个孩子写了一段家庭芭蕾舞曲，并取名《天鹅湖》。这时的《天鹅湖》只是这一家子茶余饭后的娱乐而已。
　　1875年5月，作为柴可夫斯基的朋友，莫斯科皇家剧院总监贝吉切夫很快得知这一创作，邀请他在原作的基础上正式创作芭蕾舞《天鹅湖》的乐曲，并承诺支付他800卢布。
　　柴可夫斯基致信友人说：“一定程度上，我想要那笔钱。更重要的是，创作这种音乐（芭蕾舞曲），是我的夙愿。”
　　1876年3月，柴可夫斯基还没彻底完成乐谱时，《天鹅湖》已经开始排练，排练一共拖了11个月。柴可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说：“真希望你能看到这里的芭蕾大师编排（《天鹅湖》的）舞蹈是如何集中心智，一丝不苟。同时，那些男女演员对着假想的观众微笑，期待着每一次腾跃和旋转，他们视此为神圣的工作。每一个在剧场的人都是那么喜爱我的音乐。”
　　然而，就在此时，柴可夫斯基的个人生活却经受着他这一生中最大的磨难。很难说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倾向是源于上次巨大的情感创伤，还是与生俱来。但从他传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同性恋生活负罪深重。多年以后，他选择了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以求解脱。1876年，他写信给哥哥：“现在，谁要我，我就愿意娶谁。”这期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米露科娃给柴可夫斯基的情书从未间断。她告诉柴可夫斯基，如果他不愿娶她，她就自杀。1877年9月，他们那场只维系了几个月的匆忙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和这位女性结合带来的痛苦让他试图投河自尽。而由于柴可夫斯基对米露科娃直言不讳地说出他娶她并不是出于爱情，米露科娃也在这场婚姻中患上精神病，并在一家精神病院孤独终老。
　　1877年，柴可夫斯基的首部芭蕾舞《天鹅湖》在这一忧伤的背景下迎来了它的首次演出。等待它的却是一场毁灭性的失败，世人对它几乎没有任何好评。当时的评论说：“它的舞蹈真是差到了极点。团体舞只是在原地蹲身或起身，他们的手臂就像风车叶一样在摆动。独舞却满场奔来奔去，像一个体操运动员。凡此种种，持续长达4小时，难道不是一种折磨吗？”
　　之后16年，柴可夫斯基带着他落空的“夙愿”，将《天鹅湖》束之高阁。
　　他写道：“我认真听了德利布的芭蕾舞《希尔维亚》。它的音乐不仅是这场的芭蕾的主要元素，甚至是惟一重要元素。它的音调、旋律与和谐，多么高雅，多么让人陶醉。我觉得羞愧，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希尔维亚》，我决然不会创作《天鹅湖》。”
　　柴可夫斯基死后两年，马林斯基剧院重排《天鹅湖》，这部尘封的作品才得以复活，并成为俄国三大经典芭蕾舞之一。重排《天鹅湖》的是另外两位伟人，他们是彼季帕和伊万诺夫。

　　19世纪末期，俄国芭蕾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趋于停滞。法国人彼季帕（Marius Petipa）登陆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不但复活了俄国芭蕾，一定程度上也复活了柴可夫斯基。

出逃俄国
　　1846年，西班牙，彼季帕和法国大使馆官员查塔布里昂（Chateaubriand）侯爵的妻子陷入婚外情。风声传到侯爵的耳中，侯爵给彼季帕下了通牒：决斗。彼季帕连夜出逃。1847年，他到达俄国圣彼得堡皇家剧院（按，今天的马林斯基剧院）。圣彼得堡皇家剧院给他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合约。也许他自己都没想到，这次签字，使他的余生几乎全部留在了俄国。
　　刚到马林斯基剧院的彼季帕，并没有什么地位。他首次登台是在芭蕾舞《帕基塔》（Paquita）中充当一名演员的陪衬。1848年2月，彼季帕和父亲重新制作了马吉李耶（Mazilier）的《魔鬼》（按：Le Diable Amoureux，1772，意思为The Devil in Love）。这被认为是为他赢得信任的重要作品。其时，芭蕾舞在这里显得不再至关重要。当时的批评家认为，彼季帕的《魔鬼》和之前他参与演出的《帕基塔》，重新点燃了芭蕾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火炬。

成功夺权
　　虽然彼季帕热衷编导这一职业，但他的上级并不欣赏他的才华。1848年，马林斯基剧院新任芭蕾舞总监尤利斯·裴洛特（Jules Perrot）到任。面对这位享有世界声望的芭蕾舞大师，彼季帕的编舞梦想变得更加渺茫，裴洛特也明确表示希望彼季帕重新做回他的芭蕾舞演员。此后十年，他几无作为，形同消失。
　　1858年后，彼季帕通过自己对剧场政治的敏锐嗅觉，预感裴洛特在马林斯基剧院日子不长了。他静悄悄地编排了一系列芭蕾舞——《摄政王的婚礼》（A Regency Marriage (1858)）、《巴黎市场》（Parisian Market (1859)）和《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860)）。据说这些都是为他的妻子苏洛芙西科娃（Maria Sergeyevna Surovshchikova）而作。他们的婚姻始于1854年。1862年，彼季帕编排了他的第一部多幕芭蕾剧《法老的女儿》（Pharaoh's Daughter），创造性地在芭蕾舞台上呈现了“复苏的木乃伊”和“毒蛇”等元素，令所有观众为之惊奇。
　　但裴洛特下马后，取而代之的并非彼季帕，而是与裴洛特齐名的法国芭蕾舞编导圣·莱昂（Saint Léon）。为了早日登上芭蕾舞总监的权位，彼季帕充分利用了一场公开芭蕾舞竞赛：他的妻子苏洛芙西科娃对阵慕拉蔚娃（Marfa Muravieva），前者最终夺冠。而失败者的后台正是圣·莱昂。借此，彼季帕成功挤走圣·莱昂。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彼季帕不是精于权术，俄国的芭蕾舞历史将会少去一位天才编导，少去流传百年的三大经典芭蕾舞《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而仅仅多了一位平庸无为的芭蕾舞演员。

创作高峰
　　1869年，彼季帕被选为圣彼得堡皇家剧院的芭蕾舞总监，因此他得以自由创作许多多幕和独幕芭蕾。1877，就在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在莫斯科惨败时，彼季帕的新作《舞姬》（La Bayadère）却在圣彼得堡大获成功。他还在圣彼得堡重新编排了法国著名芭蕾舞《吉赛尔》（Giselle）的第二幕。彼季帕编排的《舞姬》和《吉赛尔》，女演员身穿白色钟罩型纱裙，以群舞来描绘灵魂或精神。人们给这种做法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白色芭蕾”（ballet blanc）。
　　通过在俄国近20年的辛苦耕耘，彼季帕赢得了俄国人无比的尊重。

创《睡美人》
　　1881年，马林斯基剧院迎来了它的新任主管赛弗洛斯基（Ivan Alexandrovitch Vsevolozhsky）。彼季帕从赛弗洛斯基那里获得了一次宝贵的证明自己的机会，和柴可夫斯基一起编排《睡美人》。
　　1888年，赛弗洛斯基安排了彼季帕和柴可夫斯基的会面。紧接着，1888年12月和1889年1月，彼季帕和柴可夫斯基又有了两次正式的会面。这一次，彼季帕决定了每一支舞蹈的长短，因而也决定了柴可夫斯基将要创作的音乐长度。
　　作为编舞，彼季帕对于音乐比别人有着更强的控制欲。因而这一次，柴可夫斯基的创作自由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基本按照彼季帕的说明来创作，只是时不时会给出他的想法。比如在《睡美人》著名的“花环舞”（Garland Dance）段落，彼季帕要求柴可夫斯基写出16节的序曲和150节的华尔兹舞曲。但当他接过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时，他看到了36节的序曲，261节的华尔兹舞曲。彼季帕直接对柴可夫斯基说：“这太长了。”
　　1889年5月，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睡美人》的乐谱。在乐谱的最后一页，柴可夫斯基写道：“1889年5月，晚上8点整，我完成了手稿。感谢上帝！（去年）10月我写了10天，（今年）1月我写了三个星期，现在，又是一周！大约用了40天……它（《睡美人》）充满了诗意，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已经被它俘获。”
　　与《天鹅湖》不同，《睡美人》首演之后连续跟进了约50场，获得巨大成功。
　　之后，彼季帕又和柴可夫斯基成功创作芭蕾舞《胡桃夹子》。可惜的是，1895年，彼季帕重排《天鹅湖》，并成功在马林斯基本剧院上演时，柴可夫斯基已经离开人世。

努列耶夫：叛逆传奇

作为20世纪以来世界首屈一指的芭蕾舞蹈家，鲁道夫·努列耶夫一生都逃脱不了这些关键词：天才、叛逃、同性恋、艾滋病……他一生的传奇和悲情，马林斯基剧院中无人能出其右。

《海盗》，又译为《海侠》，努列耶夫在瓦岗诺娃学校的毕业演出就选择了《海侠》。

天才舞蹈家
　　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更名列宁格勒，马林斯基剧院更名基洛夫歌剧院。这种更名意味着苏联世界，当然还有它的剧院文化，将封闭在这片辽阔的红色土壤里。幼小的鲁道夫·努列耶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带着他的舞蹈梦想慢慢长大。
　　1955年，努列耶夫17岁，他终于被自己仰慕已久的瓦岗诺娃舞蹈学院录取。马林斯基剧院将从瓦岗诺娃舞蹈学院的优异毕业生中挑选它未来的栋梁。3年后，努列耶夫攀上了这架通往芭蕾舞艺术天堂的云梯。与其他人不同，才华横溢的他一开始就被选为独舞演员，而不是按部就班在群舞演员中苦苦等待鹤立鸡群的那一日。
努列耶夫的舞蹈天分很快让他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当时的评论家这样评论：“他难以置信的高难度翻腾让人怀疑他是否长有一双隐藏的翅膀，其他人是走在地面上舞蹈，他是飘翔在空中舞蹈，基洛夫舞台开始让人怀疑地球的重力。”

巴黎夜“叛逃”
　　多年后，苏联罕见的出国巡演的机会赐予了马林斯基剧院。1961年5月11日，当年轻的努列耶夫随团出访巴黎时，随行的还有数名克格勃特工，目的是监督艺术家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言一行，据说，演出团到达巴黎之后，所有人禁止单独外出。而此行监督的重点对象就是努列耶夫。
　　早在苏联国内，努列耶夫就常和西方来访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显示出对西方极大的好奇。到达巴黎之后，他不顾警告，多次溜出去，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克格勃一直怀疑他有出逃西方的计划，并致电总部，要求他的母亲做担保。
　　5月21日，努列耶夫在巴黎大剧院出演《舞姬》中的萨洛拉，他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所有人，其中之一，叫克拉拉·珊特，她是法国文化部长的未来媳妇。
　　努列耶夫在巴黎的演出结束之后，下一站将是英国伦敦。就在他即将登上巴黎机场的班机时，克格勃向苏联总部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努列耶夫有叛逃的危险。据说，这封电报当时呈递到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莫斯科的回应是：阻止努列耶夫登机，并遣送回国。
　　据努列耶夫卷帙浩繁的传记资料，克格勃谎称莫斯科将有一场重要演出，必须征调他回国。他预感到这是克格勃的一次阴谋，便假装同意。趁特工不在意的时候，他给克拉拉·珊特打了一个求救电话。据他自己的回忆：“克拉拉朝我走进来，身边有两个警察。特工很快就抓住我的手，想将我从这个房间拖走。我奋力挣脱，好在当时大厅很多人……我们逃走了，在一个酒吧里，我看着克拉拉，还有那两名警察，周围的一切仿佛飘起来。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难的一次腾跃，我决定留下。”
　　努列耶夫“叛逃”了。西方人对努列耶夫的出逃兴致勃勃，以为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并给这次出逃取了个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
　　一周以后，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克格勃在监听。身为苏共党员的父亲拒绝听电话，只是他的母亲在电话中紧张地说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字。此后，苏联拒绝努列耶夫回国，直到1987年，他的母亲弥留之际，当局才同意他回国探望。他的母校瓦岗诺娃舞蹈学院拒绝他进入校园，他的前同事也突然在这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鲁道夫·努列耶夫和芳婷表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舞台的伴侣
　　1961年，努列耶夫获邀前往伦敦，出演《吉赛尔》。23岁的他将与另外一位芭蕾舞大师玛格特·芳婷合作。芳婷足足比努列耶夫大了20岁，他们都顾虑，代沟将阻碍他们演出的和谐。不过，没有人想到，他们后来几乎成为舞台上的终身伴侣。
　　两年后，芳婷和努列耶夫在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演为他们度身订做的芭蕾舞《玛格丽特和阿曼德》，在这部浪漫的爱情故事里，观众为他们丝丝入扣的二人舞瞠目结舌，演出结束时，回过神来的观众连续不断的掌声使得他们返场谢幕高达21次。这在表演史上几乎不曾出现过。
　　1979年，《纽约时报》书刊《搭档的故事》曾经如此追忆这次表演：“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两位舞蹈家的结合像他们一样如此和谐、完满，硕果累累。”之后的12年间，努列耶夫和芳婷合演了超过20个角色。1991年芳婷去世，据说努列耶夫对芳婷心中默默有爱，静静为此悲伤。
　　而努列耶夫在20年的时间里演出超过250场，他变得非常富有，在许多国家购置豪宅，甚至买下了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他终于在西方世界成为了大师。

不完整的圈
　　在他的故乡，这位大师却正在被遗忘。由于他的资料基本全被剪除，后代很少有人听到他的大名，即使闻名，也是被作为反面教材用以训教后生。他一直希望重返马林斯基舞台，但28年间，苏联都拒绝他。
　　直到1989年，51岁的努列耶夫才重返基洛夫剧院，岁月已经将他青春年少时的才华慢慢吞噬，他抑郁的精神和虚弱的体质已经不能再让他飞翔了。当时德基洛夫剧院当时的导演路德回忆说，努列耶夫回到基洛夫以后，曾经问道：当年那些公开漫骂我的婊子们都在哪里呢？
　　序曲开始后，大幕拉开，人们发现努列耶夫已经在一个长椅上睡着了。观众起身，长久地鼓掌。乐队只得重新奏起序曲，等待努列耶夫打起精神。很多年轻观众面面相觑，嘀咕大家犯得着这样吗？
　　第一幕刚开始，努列耶夫当年在基洛夫剧院的主要竞争对手布莱吉瓦德兹就起身离开剧场，他说：“我真的不忍心看到鲁蒂（努列耶夫的昵称）在舞台上挣扎着表演。”他曾经的搭档、法国舞蹈演员塔斯玛说：“他需要为自己画完这个不完整的圈。他回到基洛夫剧院登台，好比一个走不动的人走进教堂，开始祷告。”

艾滋病疑云
　　很多人怀疑，这次重返基洛夫剧院的努列耶夫，已经患上了艾滋病，所以体能衰微。而人们往往又将他的艾滋病和他复杂的同性性生活联系在一起。
　　1961年，努列耶夫“叛逃”后，感到异常孤独，给东柏林他的同性情人克莱门德打了电话，渴求他来巴黎。克莱门德还是一个学生，长相英俊，曾经在列宁格勒和努列耶夫有过一段情感经历。正当克莱门德犹豫不决之际，柏林墙悄悄竖立起来。于是，他们在有生之年再也未能见面。克莱门德在柏林墙的那一头粉碎了两次与异性的婚姻，终日酗酒，死时年仅37岁。此后，努列耶夫的同性恋人不止一位。
　　据2003年1月30日的《卫报》的调查发现，努列耶夫还有一个叫罗伯特·特拉西的情人。《卫报》最终成功采访了特拉西。“他曾经告诉我，当我躺在床上时，我就像油画里的爱人……鲁道夫说他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男朋友。但最后，他只对和我一个人交往很满足。我也是。1979年，同性恋革命行将结束。我从未想到过他会选择排他性地和我在一起。我也有男朋友们，还有女朋友们。”
　　1979年以后，努列耶夫就和特拉西在一起，除了8个月的分开外，一直到1993年努列耶夫去世，他们都在一起。
　　1993年，虽然他的医生说努列耶夫死于一系列严重复杂的疾病，但所有人都知道，艾滋病将这一舞蹈界最伟大的生命定格在了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