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生命的富足，就在忘却的记忆

有关1984年－2006年的陈丹青、张元、王小帅们……

喻红、王小帅和刘小东在北京的画室里        图/贾树森

　　“沈阳多大一个城市呀，空气中有一种蓝的物质。”
　　刘小东头一回去大城市，头一回参加这么重要的考试，他很紧张。考到一半，胃痉挛，想吐。“我觉得……人家画得太帅了。”
　　“平常他们精赤着身子，只穿条松松垮垮的裤头，前面有个带拉锁的小口袋。我对十来个三峡移民说，那大伙儿明天上午来吧。第二天一早，傻眼了，全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衬衫长裤。”
　　“画画就是一种劳动，跟木工做椅子一样。劳动最愉快，因为一闲下来，就会陷入好多自我追问的虚无。”

　　沙滩上的姑娘变成了女朋友、妻子、母亲，穿着内裤快活打牌的三峡移民，澡堂子里的男人，剁下来的整只猪头、倒挂在树上剥去整张皮的牛、长着乳房和阴茎的新加坡人妖、和水果一样饱满的泰国妹……
　　这些照片呈现了一个人的个人成长史和生活浮世绘。
　　刘小东是以写实见长的画家，常常拍照用作素材，二十多年来不知不觉积攒了很多照片—想想中国二十多年的巨变，不难想象时间赋予这些照片纪录片似的价值，最近，东八时区书店这些私人相片结集出版，书名为《生命的富足—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小东1984－2006》。“一边是或围坐一桌，或同处一室的亲人和好友，一边又是滚滚红尘，众生百相，这两类照片的对比是强烈的。”查尔斯·迈勒韦尔撰文评论此书，“刘小东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他这一代人成长的历程和当代中国的现状。”
　　当年，刘小东以“新现实主义”在艺术界崭露头角，准确地反映了那一代年轻人疏离民族悲情和宏大叙事，回到他们个人生存空间的精神状态，如今人到中年，他正置身中国当下的新现实，绘画的意义也从早年改变命运的工具变成了暂时解脱虚无感的天地。

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美好
　　午夜一点，刘小东回到北京家中。从老家回来，要开七八个小时的车，很累。女儿刘娃已经睡了，父女俩有时会没时间好好说话。有次艾未未问刘小东，你女儿怎么看你，刘小东苦笑着说：“她都没时间看我，去年带她去了趟农村，她特别高兴，说‘爸爸，一到农村我就爱你，捉蚂蚱，烧野火，什么样的癞蛤蟆能吃……在这里你是什么都会！’”
　　这回急匆匆赶回家，是老家又闹下岗了，他得帮着家人处理，顺便拍些照片。明天傍晚，又赶去机场，去青海开一个艺术项目的预备会。“时间被无限分割，似乎每一分钟都有着事情等待处理，每天要说很多话，于是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
　　刘小东的老家在辽宁金城，如今这些小镇变得了无生气：重工业的凋敝带走小镇的财富和活力，沙漠化侵蚀了树林、河流和土地，而日子却不得不在窘迫中无奈地一天天过着。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房子好大啊，但现在沙尘越积越多，房子也显得越来越小。”开车回去的路上，看到人们沿着铁路线无所事事地站着，一个散落着垃圾的山包上站着许多人，弯着腰在翻捡些什么。
　　刘小东的父母兄弟姐妹仍然住在那个小镇，他经常回去看看，下岗的事也只有他有一些解决的能力。有时候父母也来北京住一阵。和父母并没有太多的话题，但刘小东很孝顺，这个年纪的人，开始害怕失去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屈指可数。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到东北，挺严重的。我一个哥哥睡在朋友的地震棚，被煤气熏死了。他死了，他朋友没死……死亡呐，不仅仅是这个人没了，你怀念他，他真的不回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一死，你身边的人就塌方了，你是承受不了的，死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会给你最亲近的人带来一种威胁。”
　　刘小东最珍视的岁月是他的高中生活，青春期、紧张、放纵、认真、混蛋、爱情、友情，还有生存的动物性。“那时王小帅真是个小帅哥，聪明伶俐，英语很好，语言能力、模仿能力都很强，以后做了导演一点不奇怪。他比我小一届，当时的女朋友也是我们班的，四个人就常凑在一起玩，没事不是去下小馆子就是去郊游，那段岁月真是太美好了。我们那时候，有个自然的动物性，你这个圈子里能成为几号人物，这都是打拼出来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哪怕上大学，家长都宠着。”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美好。人太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了，太霸道了。人性应该就是一个生物链里的人应该扮演的角色，可是我们在这个生物链里，我们人的角色被过分地夸张了，现在的人太接近人了，接近有欲望的人，接近有权力的人。”

画画暂时解脱虚无
　　《生命的富足》出版之前，刘小东去了日本，以“女体盛”和“温泉”为主题画了两张大画，继续探讨一直感兴趣的主题：肉体和环境。以前刘小东经常构思好了，用相机拍下场景，然后再画，现在他更喜欢写生，请了8个日本绅士在樱花树下享用一顿女体盛，写生的活力能让画家更加兴奋。
　　“我小时候就觉得，学任何东西都是了不起的，感觉就是只要不当工人不当农民就行了，所以那时候也是死命地想上文工团、宣传队。小学都这样。考上了附中，觉得有一个空间接受我了，有一种归属感和主人感，虽然出了那院子，走远了总觉得还是外地人。现在就是一年做一两个大项目，平时在画室画尺寸不大的画。对我来说，画画就是劳动，跟木工做椅子一样，劳动的时候挺快乐，它能暂时解脱自我追问的困惑和虚无。”
　　刘小东在当代中国艺术界崭露头角，可以溯自1990年首个个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生活的沉寂、意识形态的转化、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引发的经济生活的升温，令时代的主题开始从观照国家、民族、未来等“大世界”转入了自我、内心、当下等“小世界”，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而当时，刘小东喜欢画自己熟悉的生活，由此来表达他对社会的理解。比如《我的挚友张元》想通过画梦想当独立导演的张元，表达年轻人的一种态度：有自己的主见，和社会保持若离若即的距离，追求自我价值。
　　《青春故事》则反映了画家另一种现实主义：前景是晚霞中一群潇洒的青年，中景是一个孤独地倚在墙上的诗人，远景是一片污染的天空和到处飘扬的红旗。“现实本身是一种样子，我们重新组合又成了另一种样子，看后让人幽默之余又心有余悸。”
　　刘小东的现实世界很小，却和一个即将到来的庞大新时代产生了共振，范迪安曾撰文评论：“在绘画中表达出的一种新的真实……反映了新一代年轻人疏离外部世界、回到他们自我生存空间的精神状态。”
　　刘小东能够成为当时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得益于他确定了自己的绘画语言。“毕业创作画完以后，还有两三个月在学校没事干，有天对着喻红和郜涤非写生，站在窗前。画到窗外的风景，我突然开窍了。就是那些风景，过去学画，画到人的时候风景基本上虚掉了，窗外一片白茫茫，但这个时候，我把窗外画得很清楚的时候，有人物，有风景小人在远处腻腻歪歪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深入的表达，这种感觉是有一种细节传达出来的……我就觉得我摸到了我的画。这种感觉来得非常轻松。”
　　17岁起刘小东就生活在北京，现在衣着入时，像个设计师，但在他的绘画和摄影中很难见到大都会的身影，不论是北京、三峡、延安、曼谷、柬埔寨，始终有种难以言说的“小镇质感”，裹着蚊帐睡觉的民工、放蛇血的孩子们、捡垃圾的人们、澡堂子里的搓背工……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人物，小场景，而聚合在一起，又是一幅世象纷呈、浑茫杂乱的生存图景。
　　“那会儿去沈阳考中央美院附中，沈阳多大一个城市呀。比北京更像一个大城市，空气中有一种蓝的物质。我刚到北京感觉有点像农村，因为都是四合院，木门，我觉得大城市也不比我们农村，还不如我们造纸厂呢，我们造纸厂还造楼呢！二十多年过去了，变化那么大，可我觉得中国就是小县城、小城镇和大工厂，白领，所谓高端人群，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走出北京、上海的繁华地区，就是另一个样子，都是一个样子。”

体重变了，那里面核的东西没怎么变
　　《生命的富足》里有一些熟悉的文化艺术圈的面孔。小东的相机留下了他们当时青涩的、意气风发的模样，也可以看作中国当代艺术界二十多年来的掠影。
　　“小帅聪明伶俐，英语很好，模仿能力很强。张元非常聪明，大家吃饭喝酒聊天，他的反应之快，让我目瞪口呆，相比之下我就很笨了。他吧，防止我变成学究式的画家，给我好多生活，新鲜的东西，说话、待人接物，受他影响挺大的。那时他俩都梦想成为独立导演。小帅毕业去了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呆不下去，又溜回北京混，流浪青年，拍《冬春的日子》没钱，是逃票去保定要剩下的废胶片。
　　“今天的电影市场的生物链不是很完善，他施展不出来，也有些焦虑。我们都没想到，电影还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在管理。早期没钱，朋友们凑个5万块，赔了也就赔了，现在不同，投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没法做小成本的了，他的事业做大了，身边的人也得挣钱啊。”
　　林旭东是刘小东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早年画画，热爱电影，对推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贡献良多，帮助过贾樟柯、王兵这样的新人，只是不大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刘小东临摹过林旭东的连环画，他的画都搜齐了，一寸那么高，从老家带到北京附中，后来好多东西都扔了，画没扔，一直留在身边。大三的时候，刘小东也想考电影学院，听说宿舍对面有个叫林旭东的，很懂电影，就去向他请教。他当时是研究生，两人一屋，宿舍很干净，铺着白白的床单。他像个教授似的，给我开了一张书单辅导我，让我看这个，背那个，那以后几乎无话不说。他很安静、爱读书，我呢，好动、读书少、冒失，所以两人经常拍拍打打，相互挤兑。
　　“林旭东是个很有学识和智慧的人，我好像觉得他从来没有年轻过，也没有老过。现在见面少了，但一见面，还是跟昨晚才见过似的。”
　　“现在大家见面少了，都忙，住得也远，路上又堵，北京城市格局不方便人常见面。大家的外表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做的领域也不一样了，可一些朋友内在的东西，里面的那个核不怎么变。现在我和小帅就是吃饭喝酒，说说闲话，不谈正事，装作什么忙事也没有，挺养的。我一直比较稳定，画画，教书，没离婚，有老婆有孩子，他们觉得，有这么一个朋友，生活中的东西中总还有一些不变的东西。”

林旭东和喻红在北京香山，1990年。
“林旭东是个特别有学识和智慧的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早年画画，当时连环画画得最好的有两个人，林旭东就是其中一个，他热爱电影，对推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贡献良多，帮助过贾樟柯、王兵这样的新人，不大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王小帅和张元（右）在北京，1987年。
“我和张元很早就认识了。上电影学院那会，张元就梦想做独立制片人，我画过一幅《我的挚友张元》，就是想画那种有自己的主见、和社会保持若离若即的距离、追求自我价值的生活态度的画。”“张元非常聪明，饭桌上吃饭喝酒，他的反应之快，让我目瞪口呆，相比之下我就很笨了。他吧，防止我变成学究式的画家，给我好多生活，新鲜的东西，说话、待人接物，受他影响挺大的。”

陈丹青和刘小东在大都会，1993年。
“那时候出国是一个时代的课题。陈丹青出去得早，1990年，我和喻红去美国旅行结婚，和陈丹青又见了面。当时他是个自由艺术家，在纽约租了一个画室，天天去，跟上下班似的，很勤奋。他是个一直鼓励我的人，也常批评我的画，说话很真，不会讲假话。他现在对文化、社会生活坦率地批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很多人能担当的。”

本文图片为刘小东提供的私人照片，选自其摄影集《生命的富足—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小东1984－2006》（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