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墉：修谱维系孔氏血脉
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因为孔德成离开曲阜孔府，属于孔府近支的孔德墉就成为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这位长在衍圣公府的孔氏子弟，用他的个人视角展现了这个天下第一家族近百年的兴衰绵延。
在离北京燕莎中心不远的一个小区里，我们见到了已经81岁高龄的孔德墉先生，他一脸福相，性格宽厚，虽年事已高，但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步伐矫健，一点也不显老态。其言谈举止及待人接物，还浓郁地保留着民国风度。
他是孔德成的堂弟，世居曲阜，后移居香港，成为了一位企业家。1998 年，经孔德成许可，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任务是：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虽然，按照祖制，只有衍圣公才有权力主持此事。
所谓盛世修谱，从宋代之前收录世袭奉祀的直系长孙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谱开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话，孔氏家族一共经历了六次修谱。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大修了4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间。
根据家谱统计，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然而，这个庞大家族在20世纪却经历了漫长的考验，自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再到1949年之后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中，早已是“斯文扫地”，更遑论大修家谱。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近百年波折后，这个家族使命最终落到了孔德墉的身上。而他从孔家大院的出走、流浪、求生、迁徙以及再次回归的个人史，又似乎暗合了孔府这一圣人之家近一个世纪的多舛命运。
孔府生活
孔府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孔德墉虽不是直系血脉，但与孔德成属于近支，因缘际会，在这座大院内度过了八年时光。
1937年12月底，衍圣公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托付孔德墉父亲孔令煜代理留守曲阜，守护祖坟。于是，孔德墉便跟随父亲留守孔家大院。
孔德墉还记得，孔德成走的那天晚上，院子很黑，孔家大院的人正在吃晚饭。这时，突然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国民党要员孙桐萱，他对孔德成说：“可能要打仗了，请你跟我们走。”
孔德成看到孙桐萱后面那两名国民党士兵拎着盒子枪，知道这情势非走不可了。当时，孔德墉的父亲孔令煜还在宁阳县办事，国民党又派专车赶往宁阳把他接回孔家大院，最后，孔德成跟孔令煜签订了一份协议，大意是委托他照管孔府。凌晨四点，签完协议的孔德成离开了孔家大院，凌晨六点，日本人入驻大院。
孔德墉说：“现在看来，蒋介石办了一件好事，若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起码会把他绑架至日本，供奉成有名无实的‘伪圣人’。”
其实，在此之前，日本人早有预谋，曾几次邀请孔德成赴日本祭孔，都被他拒绝。这次日本人还是迟了一步。
120名日本兵占领了孔家大院，他们在孔府还算老实、规矩。大院内凡贴上“内宅，止步”的字样，若没上级批示，日本兵一般不敢贸然闯入。
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孔德墉说，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的高级将领还是把这座中国精神权力与儒家文化的象征，作为日本全面统治中国的重要领地，具有战略意义，所以不敢冒犯；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人尊孔的传统有关，他们把孔府奉若神明，即便是日本军方组团参观，也要规规矩矩地排队。
“我接待过一位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在上边的话，他一定会自动地坐在下边。当官的坐在他的旁边，其余的全部都要在外边站着。”
在孔德墉15岁时，曾到日本宪兵队过春节，为了表示敬意，日本人请来女人伺候就餐，别人都配的是一个女人，而给他配的则是两个女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全部都是“慰安妇”。
的确，相对外面的战火纷飞，孔家大院确是一片平和景象。大院里的生活衣食无忧，平静安稳，每天吃着炒菠菜、炒肉丝等四菜一汤组成的“高级农村饭”。孔德墉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孔家大院里，平常也不出去。如果想玩的话，大院里面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
随波远行
按照规定，孔府大院的后裔子弟都要到私塾里念书，孔府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孔府有个后花园,一棵千年何首乌，一株五柏抱槐，一幅 “金光大道”的壁画等，组成了孔德墉念书时的记忆。
所有孔氏贵族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去研读《四书》、《五经》以及练习书法，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有序。早晨六点多起床，八点钟到学堂里跟老师一起吃早点，然后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圣贤经典。教书先生是前清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翰林。
长期深居于深宅大院，孔德墉心中反而生出了许多对外界的向往和冲动。
孔德墉在私塾诵读圣贤经典、练习书法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跟曲阜师范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学习钢琴，他凭此走出了幽深的孔家大院。
1945年，他考上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那年他刚满18岁。他把这次“出走”称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刚离开孔家大院8个月的时间，曲阜就解放了。但他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他后来获得了奖学金才没再那么辛苦。
“我在孔家大院里禁锢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出来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
1950年10月，他被分配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里工作，他最得意的工作成绩便是创建了“中国音乐陈列馆”。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爆发“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曲阜被高音喇叭中的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讨孔战报》是当地最流行的读物。“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则在谭厚兰带领的200名红卫兵的打砸声中破碎。
身为孔子的后裔，自然难免受到批判和牵连。他被发配到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做食堂管理员，跟华君武、赵寻、钟灵、吴祖光、丁聪、冯牧、郭小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一起接受“审查”和“改造”。孔德墉与这些文化名人的关系很好。
1980年2月，孔德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
千年梦想
“文革”结束，坚冰开始松动，对孔子的评价也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回复到正常的文化形态。
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和会长匡亚明提出要续修孔氏家谱，认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同意修谱。
但问题是，嫡传长孙孔德成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孔氏在大陆已缺乏最权威的代表。
经过争取，孔德墉于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拜会堂哥。孔德成表示赞成修谱，但具体操作事宜由孔德墉代劳。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为方便认证调查工作，续谱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
从1999年起， 他与家住济南的孔德威、孔德宏按照《民国谱》上记载的地址，给各地大量写信，收信人为“孔氏族人”，但这些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回复者寥寥无几。他们还去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跋山涉水深入孔姓村庄实地调查，可效果不佳，大部分人态度冷淡，认为他们是骗子。
真正的转机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以及孔氏家族续谱之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孔氏后人开始相信修谱一事，并且主动前往山东“寻根”，一些曾经拒绝的族人也要求入谱。
有一次，山西昔阳县一群孔姓人找到孔德墉，拿出族谱，让他查查自己是“真孔”还是“假孔”，《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编辑部将他们的谱与民国谱对照，发现该支源自唐末第四十一代孔邈，证实他们确为孔子后裔，大家抱头痛哭。
孔德墉试图在这次续新家谱的过程中，进行很多方面的“突破”。即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国际的“三不分”方针。民国时期续写的孔氏家谱是个创举，因为它首次把家谱修成了“全国谱”，而这次孔德墉还想更大胆一点，他想把孔氏家谱修成一部“全球谱”。目前，《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50多个续修机构。孔子海外后裔以韩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国。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新修的家谱编辑了一套电脑程序，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意味着要专门设计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据续谱办公室人员说，孔德墉个人为此次修谱已花费不下八百余万元。
不过，他的种种举措难免也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我还有很多禁忌想突破，但现在还没敢定，因为反对我的人不少。”他说，“如果想改变这一现状，获得更多孔氏族人理解的话，就要花时间去说服和改变传统观念。”譬如以曲阜为中心的“中心论”。因为在很多曲阜孔姓族人看来，孔子生于曲阜，长于曲阜，死于曲阜，理应以曲阜为中心。
孔德墉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曾在一次家族会议上说：“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家谱的修缮，可以说曲阜是‘根’，但不能就说是‘中心’，更别提曲阜籍的问题了，别瞧不起‘流寓户’，这会影响团结和凝聚力。”
当然，一个享受上千年特权的庞大家族，难免会出现宗派以及意见分歧的问题，包括孔氏家族历史上存在的“北宗”与“南宗”、“内孔”与“外孔”的问题，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这些矛盾至今都还隐约地存在。
这些隐约的宗派以及种种矛盾，或许正是孔德墉此次修谱的意义和出发点，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是孔家人的传统，也是孔家人千年来的梦想。”
在离北京燕莎中心不远的一个小区里，我们见到了已经81岁高龄的孔德墉先生，他一脸福相，性格宽厚，虽年事已高，但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步伐矫健，一点也不显老态。其言谈举止及待人接物，还浓郁地保留着民国风度。
他是孔德成的堂弟，世居曲阜，后移居香港，成为了一位企业家。1998 年，经孔德成许可，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任务是：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虽然，按照祖制，只有衍圣公才有权力主持此事。
所谓盛世修谱，从宋代之前收录世袭奉祀的直系长孙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谱开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话，孔氏家族一共经历了六次修谱。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大修了4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间。
根据家谱统计，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然而，这个庞大家族在20世纪却经历了漫长的考验，自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再到1949年之后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中，早已是“斯文扫地”，更遑论大修家谱。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近百年波折后，这个家族使命最终落到了孔德墉的身上。而他从孔家大院的出走、流浪、求生、迁徙以及再次回归的个人史，又似乎暗合了孔府这一圣人之家近一个世纪的多舛命运。
孔府生活
孔府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孔德墉虽不是直系血脉，但与孔德成属于近支，因缘际会，在这座大院内度过了八年时光。
1937年12月底，衍圣公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托付孔德墉父亲孔令煜代理留守曲阜，守护祖坟。于是，孔德墉便跟随父亲留守孔家大院。
孔德墉还记得，孔德成走的那天晚上，院子很黑，孔家大院的人正在吃晚饭。这时，突然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国民党要员孙桐萱，他对孔德成说：“可能要打仗了，请你跟我们走。”
孔德成看到孙桐萱后面那两名国民党士兵拎着盒子枪，知道这情势非走不可了。当时，孔德墉的父亲孔令煜还在宁阳县办事，国民党又派专车赶往宁阳把他接回孔家大院，最后，孔德成跟孔令煜签订了一份协议，大意是委托他照管孔府。凌晨四点，签完协议的孔德成离开了孔家大院，凌晨六点，日本人入驻大院。
孔德墉说：“现在看来，蒋介石办了一件好事，若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起码会把他绑架至日本，供奉成有名无实的‘伪圣人’。”
其实，在此之前，日本人早有预谋，曾几次邀请孔德成赴日本祭孔，都被他拒绝。这次日本人还是迟了一步。
120名日本兵占领了孔家大院，他们在孔府还算老实、规矩。大院内凡贴上“内宅，止步”的字样，若没上级批示，日本兵一般不敢贸然闯入。
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孔德墉说，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的高级将领还是把这座中国精神权力与儒家文化的象征，作为日本全面统治中国的重要领地，具有战略意义，所以不敢冒犯；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人尊孔的传统有关，他们把孔府奉若神明，即便是日本军方组团参观，也要规规矩矩地排队。
“我接待过一位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在上边的话，他一定会自动地坐在下边。当官的坐在他的旁边，其余的全部都要在外边站着。”
在孔德墉15岁时，曾到日本宪兵队过春节，为了表示敬意，日本人请来女人伺候就餐，别人都配的是一个女人，而给他配的则是两个女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全部都是“慰安妇”。
的确，相对外面的战火纷飞，孔家大院确是一片平和景象。大院里的生活衣食无忧，平静安稳，每天吃着炒菠菜、炒肉丝等四菜一汤组成的“高级农村饭”。孔德墉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孔家大院里，平常也不出去。如果想玩的话，大院里面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
随波远行
按照规定，孔府大院的后裔子弟都要到私塾里念书，孔府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孔府有个后花园,一棵千年何首乌，一株五柏抱槐，一幅 “金光大道”的壁画等，组成了孔德墉念书时的记忆。
所有孔氏贵族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去研读《四书》、《五经》以及练习书法，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有序。早晨六点多起床，八点钟到学堂里跟老师一起吃早点，然后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圣贤经典。教书先生是前清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翰林。
长期深居于深宅大院，孔德墉心中反而生出了许多对外界的向往和冲动。
孔德墉在私塾诵读圣贤经典、练习书法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跟曲阜师范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学习钢琴，他凭此走出了幽深的孔家大院。
1945年，他考上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那年他刚满18岁。他把这次“出走”称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刚离开孔家大院8个月的时间，曲阜就解放了。但他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他后来获得了奖学金才没再那么辛苦。
“我在孔家大院里禁锢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出来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
1950年10月，他被分配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里工作，他最得意的工作成绩便是创建了“中国音乐陈列馆”。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爆发“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曲阜被高音喇叭中的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讨孔战报》是当地最流行的读物。“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则在谭厚兰带领的200名红卫兵的打砸声中破碎。
身为孔子的后裔，自然难免受到批判和牵连。他被发配到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做食堂管理员，跟华君武、赵寻、钟灵、吴祖光、丁聪、冯牧、郭小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一起接受“审查”和“改造”。孔德墉与这些文化名人的关系很好。
1980年2月，孔德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
千年梦想
“文革”结束，坚冰开始松动，对孔子的评价也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回复到正常的文化形态。
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和会长匡亚明提出要续修孔氏家谱，认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同意修谱。
但问题是，嫡传长孙孔德成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孔氏在大陆已缺乏最权威的代表。
经过争取，孔德墉于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拜会堂哥。孔德成表示赞成修谱，但具体操作事宜由孔德墉代劳。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为方便认证调查工作，续谱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
从1999年起， 他与家住济南的孔德威、孔德宏按照《民国谱》上记载的地址，给各地大量写信，收信人为“孔氏族人”，但这些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回复者寥寥无几。他们还去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跋山涉水深入孔姓村庄实地调查，可效果不佳，大部分人态度冷淡，认为他们是骗子。
真正的转机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以及孔氏家族续谱之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孔氏后人开始相信修谱一事，并且主动前往山东“寻根”，一些曾经拒绝的族人也要求入谱。
有一次，山西昔阳县一群孔姓人找到孔德墉，拿出族谱，让他查查自己是“真孔”还是“假孔”，《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编辑部将他们的谱与民国谱对照，发现该支源自唐末第四十一代孔邈，证实他们确为孔子后裔，大家抱头痛哭。
孔德墉试图在这次续新家谱的过程中，进行很多方面的“突破”。即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国际的“三不分”方针。民国时期续写的孔氏家谱是个创举，因为它首次把家谱修成了“全国谱”，而这次孔德墉还想更大胆一点，他想把孔氏家谱修成一部“全球谱”。目前，《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50多个续修机构。孔子海外后裔以韩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国。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新修的家谱编辑了一套电脑程序，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意味着要专门设计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据续谱办公室人员说，孔德墉个人为此次修谱已花费不下八百余万元。
不过，他的种种举措难免也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我还有很多禁忌想突破，但现在还没敢定，因为反对我的人不少。”他说，“如果想改变这一现状，获得更多孔氏族人理解的话，就要花时间去说服和改变传统观念。”譬如以曲阜为中心的“中心论”。因为在很多曲阜孔姓族人看来，孔子生于曲阜，长于曲阜，死于曲阜，理应以曲阜为中心。
孔德墉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曾在一次家族会议上说：“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家谱的修缮，可以说曲阜是‘根’，但不能就说是‘中心’，更别提曲阜籍的问题了，别瞧不起‘流寓户’，这会影响团结和凝聚力。”
当然，一个享受上千年特权的庞大家族，难免会出现宗派以及意见分歧的问题，包括孔氏家族历史上存在的“北宗”与“南宗”、“内孔”与“外孔”的问题，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这些矛盾至今都还隐约地存在。
这些隐约的宗派以及种种矛盾，或许正是孔德墉此次修谱的意义和出发点，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是孔家人的传统，也是孔家人千年来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