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被误读的历史还原

李零：因还原孔子的历史形象，而被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者批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哪种知识分子的品质比有自知之明更重要，这大概是李零心里最想说的话。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孔子，会让我们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
    其实，李零的被大众误读，就在于给书名“我读论语”前面加了“丧家狗”三个字。当年中学课本里鲁迅名篇《丧家的乏走狗》言犹在耳，现在这“丧家狗”当然不是好言语。将这样的称呼贴给伟人孔子，不是轻薄，就是哗众取宠的商业策略。
    至于一群被称为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者迅速和大众联手对李零进行围剿，可能并不算误读，更像精英间维护各自领域价值的吵架。
    不管是《丧家狗》的抨击者，还是支持者，大都以为李零先生以《丧家狗》为题来解读《论语》和孔子，重点就是在专家和群众一窝蜂地捧圣人孔子的时候，反其道而行，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还原作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知识分子。“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李零说：“这才叫知识分子。大家起哄，你就起哄，还要知识分子干吗？”
    李零在古文字、古文献、考古领域是成绩斐然的学者，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宣称，他要用他的专业知识，还原一个历史上的孔子。
　　如果仔细读《丧家狗》，联系李零的另外几本书比如《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就会发现李零的落脚点其实并不在贬低孔子。其实他字里行间是认可孔子的，不过他认可的尺度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尺度是理解李零的关键，也是今天讨论知识分子问题避不开的问题。
    孔子生前的确一直不得志，这种不得志至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李零强调的“丧家狗”形象，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形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但不同的侧重反映不同的处世态度。如果要论孔子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他究竟是更顾自己丧家狗之影而自怜，还是更倾向于知其不可而为，很难轻易下断言。
    李零在解释《宪问第十四》“知其不可而为之”时指出，早晨管开城门的小吏对孔子的评语很对，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和“知其不可而避之”、“知其不可而逃之”的隐者不一样。不过李零在描述孔子的形象时，并没有强调这一面，而是突出“丧家狗”的一面。这当然有其特别的意图。
    这层意图，必须要结合李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理解才能把握。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是对全球状况的一种把握。他在《丧家狗》自序的一个注里提到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在《放虎归山》中有一篇讲知识分子的文章，曾指出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的境遇，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如此。当代知识分子全球性的边缘化，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或者说亘古未变的权力结构）笼罩天下的态势。
    李零整本《丧家狗》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宿命，而知识分子的宿命本质上是命运本身。命运就是知识或者思想无法突破和根本上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不仅无法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无法颠覆西方胜于中国的基本权力格局和知识格局。这是李零思路的要害所在。
    于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就成了知识分子在既定命运之下的一种自觉选择，这其实也是既定命运之下的必然结果和被动选择。因为，如果确定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和权力体制都无法动摇，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方式可以挑战既定体系，在既定体系下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针对既有体系的政治行动不会有任何作用，这样，在既定命运之下的所有生存都只能是去政治化的。
    是在这个意义上，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其实此话也可以这样说，“任何怀抱理想的人，在现实世界注定都找不到精神家园，注定都会成为丧家狗”。知识分子成“丧家狗”是大道理，管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小道理。批评李零以“丧家狗”描述孔子在文献上站不住脚的人们，即使最后能在文献上证明李零错了，也还是无法否定把“丧家狗”看作知识分子的宿命的根据。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
    因此，李零的重点并不在于指出孔子是丧家狗，而是指出孔子知道自己就是丧家狗，孔子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才是李零真正要说的事情。他在书中及回应批评时反复强调丧家狗是孔子本人的说法，不只是简单的辩解，更重要的是这包含了对孔子最核心的评价。李零并没有拿“丧家狗”的说法来对孔子冷嘲热讽，相反，他对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等等方面无疑是肯定的。不过，在李零这里，所有的这些优点，大概都敌不过孔子对“其不可”之知，对丧家狗形象的自知之明。
    孔子还算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现实。他在《〈丧家狗〉自序》的最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这个真实的孔子，不止是作为丧家狗的孔子，主要是清楚知道自己是丧家狗的孔子。要理解李零的思路，《自序》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值得推敲。如果真实的孔子只是一个作为丧家狗的孔子，反正结果都已经是那样了，我们在礼坏乐崩的世界知道这样一个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孔子却有重要的意义，他会让我们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知道这一点，可以让已经礼坏乐崩的世界不会变得更可恶。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零几乎是把捧孔子为圣人的孔门弟子和后世儒家当作反面典型，似乎他们比那个使孔子成为丧家狗的既定权力体制更可恶更讨厌。按理来说，有一些人捧孔子为圣人，其实是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来冲击或者改变既定的权力体制，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古人成为革命性突破和现代性诞生的动力。李零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坚决反对圣化孔子，反对将孔子意识形态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圣化孔子的人们没有自知之明。这是他否定封圣的基本原因。
    在李零这里，具备面对资本主义体系和权力体制的自知之明，也是思想启蒙的要点所在。启蒙的目的，就是要具备这种自知之明，具备有关兴衰成败的历史逻辑的知识。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是训练自知之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启蒙，就是确立西学的主导地位，明白“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今天的启蒙，就是明白在资本主义全体体系之下，“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实力的权势决定思想的权势。在近代以来的格局之下，过高地捧中国传统，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这种启蒙，也就不是有关所谓价值的启蒙，而是对于胜负存亡的历史真相的启蒙。这个历史的真相，说到底是权力或者武力的真相。
    这也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思想的权势由实力的权势所决定，那么，是否实力的权势发生转移，思想的权势也就会易位？是否到中国国力仅次于美国之时，中国旧传统和新传统至少在欧洲人面前可以赢得足够的自信？
    更进一步，思想真的甘于做实力的婢女吗？思想真的甘于做历史的婢女吗？历史这杆秤能否准确地称出思想的重量？是否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至大无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就无法积蓄革命性的动力，或者无法改变现代性的既有格局？是否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为西方所击败，就认为中国传统除了自认西方文化的附属物之外别无力量和出路？更进一步，是否现代性和既有权力体制在根本上真的无法撼动？这是今天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