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的十年命运——一颗金融心脏的混血跳动
一座矗立在中环的金融大楼，成为最能体现香港经济张罗的晴雨表。这一由苏格兰人创立的百年银行，十年里经历了跌宕起伏，也由纯粹的英国人掌控，变成了华人大班全面领衔。
汇丰大楼与中银大厦的风水暗战
在香港太平山下的金融商业中心区——中环，耸立着许多宏伟的建筑。坐落于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如同一艘等待起飞的宇宙飞船，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
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的大胆设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建筑美学上的最大声誉，直到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崛起，才稍稍被比下去。
那段关于汇丰与中银建筑美学的比拼，早已超越了英国人福斯特与华人贝聿铭之间的较量，更多是被赋予了中英谁将主导香港经济的意义。
曾经耗资10亿美元之巨兴建的汇丰银行大楼，是香港的地标建筑，与它的前身、上海外滩的那座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一样，都被视为英殖民主义的象征。
这一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银行，由于在近代中国，它是英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又曾领导对华贷款的各国银行团，提供政治借款和铁路、矿山等经济借贷，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是经济侵略的代名词。
1985年，贝聿铭在兴建中银大厦时，觉得一定要使邻近的汇丰大楼这一殖民统治标志相形见绌，以展示“中国人民的抱负”。果真，他后来利用极小的地盘和区区1.3亿美元的资金，兴建了那座充满了锋利棱角的大楼。
在风水师如律师一样无处不在的香港，阳光照在中银大厦的玻璃上然后反射到汇丰大楼的墙上，这被风水师解释成是劈向汇丰的刀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风水，汇丰银行在楼顶架起了两门大炮，直对中银大厦，以破凶煞。
当然，这种两相较量，并没有两败俱伤，汇丰继续领跑，中银也生意兴隆，共同支撑起香港的经济繁荣。
如果仔细考察各家银行的资本来源，香港的金融版图，堪称世上最为复杂的混血系统。三个不同背景的发钞银行，来自全球各地的二百多个金融机构，竞相向往来于此、肤色各异的主顾们延揽业务。
华人大班领衔
1865年3月和4月，汇丰银行分别成立于香港和上海, 如果从HSBC的全称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名称。
与1997年前相比，现在的汇丰银行也实际上像是一家中国银行，尽管它在世界上的重要都会都有业务。
虽然这座大楼的结构用钢件是在英国制造的，玻璃、铝制外壳及地板是在美国制造的，服务设施组件则是在日本制造的，但是，站在这座高达 178.8米 的海外“混合制造”大楼前，就会发现每天进出大楼的汇丰员工多为说着广东话的香港本地人，欧美人仅是人群中的点缀。
汇丰银行有句著名的口号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景象：“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在香港，汇丰拥有的18032名员工当中，超过90%是香港人。
尤其重要的是，至2007年，汇丰手握大权的董事会高层几乎全部由华人大班担任，在汇丰董事会3+1的管理架构中，已由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郑海泉担任主席，冯国纶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他们构成了汇丰的“三驾马车”，只有英国人邵高铭担任总裁兼行政总裁；而在“九七”回归前，其董事会的顶端全部为英国人。目前，以郑海泉、梁高美懿为代表的本地人，更是已经进入了母公司汇丰控股集团23名总经理的名单。
“汇丰的政策一向是以最理想的人选来担任最适当的职务，而不论国籍和种族，当然汇丰的人事变动也是希望能实现本地化。”郑海泉在接受采访时说。郑是汇丰创立133年以来首次担任亚太区董事局主席的华人，也是在汇丰集团内职位最高的华人。
郑海泉并无特殊背景。他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6口之家，父母为水果小贩。自1978年进入汇丰银行，他的晋升是一步一个脚印，1986年成为汇丰首席经济研究员，1995年任汇丰总经理并随后进入董事会，1998年调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5年接替艾尔敦成为亚太区主席。
坚信中国市场
1995年6月号的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的文章，谈论到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及选举制度等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18个月的“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后，港府才终于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渡过了危机。
这场世纪大战，让香港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汇丰也未能幸免。
1998年，香港经济不仅没有继承1997年5.3%的增长，反而呈现出5.1%的倒退，当年汇丰银行净利润下降了46%，这在汇丰140年的历史上是跌幅最大的一年，以致当时的汇丰董事会用“艰辛的一年”来形容，而1998年的汇丰口号也改为“与你并肩，迈向明天”。
不过，由于早就意识到香港的经济必然会随中国内地的腾飞而共荣，汇丰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
香港回归前一年，时任汇丰主席的英国人施德论和行政总裁艾尔敦就联名签发的年报序言表示：“那些对香港前途表示怀疑的看法，实在是欠缺充分的理由……我们认为香港最灿烂和光辉的日子正展现在眼前，香港的未来亦充满了卓越的商业发展机会。”
那一年，汇丰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将上海分行迁往浦东，并在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加上年底批准的大连分行，它在内地拥有了7家分行和三家代表处。
1998年，汇丰武汉代表处又升级为分行，深圳分行推出人民币业务，重庆代表处开业。
“汇丰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即使在金融危机那样困难的时期也没有丝毫动摇。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给香港和汇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事实证明，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也在挑战中得到巩固。”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回忆说。
2007年4月，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目前在内地共有员工2500人，其中有95％的人才来自于本土。在过去5年时间，汇丰在内地的总投资额高达5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它外资银行。
按照汇丰的计划，未来几年的发展重点将放在中国内地及在内地增设网点，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内地的分支机构网点达到40至50家，是现有规模的一倍。
回首十年，“九七”前西方的猜测显然是一种“杞人忧天”。有香港人士说，与其它内地的大城市相比，香港更像是一个受宠的孩子，享受了从CEPA到大型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多项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和很多地方不同，港币的发行由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完成。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些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元素从港币上渐渐消退，新式样的钞票大批进入流通市场。
截至2006年底, 汇丰银行不仅继续保持本港最大发钞银行的地位，还在当地拥有319家支行,在香港成年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拥有该行的个人户口。
在香港太平山下的金融商业中心区——中环，耸立着许多宏伟的建筑。坐落于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如同一艘等待起飞的宇宙飞船，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
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的大胆设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建筑美学上的最大声誉，直到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崛起，才稍稍被比下去。
那段关于汇丰与中银建筑美学的比拼，早已超越了英国人福斯特与华人贝聿铭之间的较量，更多是被赋予了中英谁将主导香港经济的意义。
曾经耗资10亿美元之巨兴建的汇丰银行大楼，是香港的地标建筑，与它的前身、上海外滩的那座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一样，都被视为英殖民主义的象征。
这一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银行，由于在近代中国，它是英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又曾领导对华贷款的各国银行团，提供政治借款和铁路、矿山等经济借贷，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是经济侵略的代名词。
1985年，贝聿铭在兴建中银大厦时，觉得一定要使邻近的汇丰大楼这一殖民统治标志相形见绌，以展示“中国人民的抱负”。果真，他后来利用极小的地盘和区区1.3亿美元的资金，兴建了那座充满了锋利棱角的大楼。
在风水师如律师一样无处不在的香港，阳光照在中银大厦的玻璃上然后反射到汇丰大楼的墙上，这被风水师解释成是劈向汇丰的刀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风水，汇丰银行在楼顶架起了两门大炮，直对中银大厦，以破凶煞。
当然，这种两相较量，并没有两败俱伤，汇丰继续领跑，中银也生意兴隆，共同支撑起香港的经济繁荣。
如果仔细考察各家银行的资本来源，香港的金融版图，堪称世上最为复杂的混血系统。三个不同背景的发钞银行，来自全球各地的二百多个金融机构，竞相向往来于此、肤色各异的主顾们延揽业务。
华人大班领衔
1865年3月和4月，汇丰银行分别成立于香港和上海, 如果从HSBC的全称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名称。
与1997年前相比，现在的汇丰银行也实际上像是一家中国银行，尽管它在世界上的重要都会都有业务。
虽然这座大楼的结构用钢件是在英国制造的，玻璃、铝制外壳及地板是在美国制造的，服务设施组件则是在日本制造的，但是，站在这座高达 178.8米 的海外“混合制造”大楼前，就会发现每天进出大楼的汇丰员工多为说着广东话的香港本地人，欧美人仅是人群中的点缀。
汇丰银行有句著名的口号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景象：“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在香港，汇丰拥有的18032名员工当中，超过90%是香港人。
尤其重要的是，至2007年，汇丰手握大权的董事会高层几乎全部由华人大班担任，在汇丰董事会3+1的管理架构中，已由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郑海泉担任主席，冯国纶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他们构成了汇丰的“三驾马车”，只有英国人邵高铭担任总裁兼行政总裁；而在“九七”回归前，其董事会的顶端全部为英国人。目前，以郑海泉、梁高美懿为代表的本地人，更是已经进入了母公司汇丰控股集团23名总经理的名单。
“汇丰的政策一向是以最理想的人选来担任最适当的职务，而不论国籍和种族，当然汇丰的人事变动也是希望能实现本地化。”郑海泉在接受采访时说。郑是汇丰创立133年以来首次担任亚太区董事局主席的华人，也是在汇丰集团内职位最高的华人。
郑海泉并无特殊背景。他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6口之家，父母为水果小贩。自1978年进入汇丰银行，他的晋升是一步一个脚印，1986年成为汇丰首席经济研究员，1995年任汇丰总经理并随后进入董事会，1998年调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5年接替艾尔敦成为亚太区主席。
坚信中国市场
1995年6月号的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的文章，谈论到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及选举制度等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18个月的“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后，港府才终于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渡过了危机。
这场世纪大战，让香港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汇丰也未能幸免。
1998年，香港经济不仅没有继承1997年5.3%的增长，反而呈现出5.1%的倒退，当年汇丰银行净利润下降了46%，这在汇丰140年的历史上是跌幅最大的一年，以致当时的汇丰董事会用“艰辛的一年”来形容，而1998年的汇丰口号也改为“与你并肩，迈向明天”。
不过，由于早就意识到香港的经济必然会随中国内地的腾飞而共荣，汇丰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
香港回归前一年，时任汇丰主席的英国人施德论和行政总裁艾尔敦就联名签发的年报序言表示：“那些对香港前途表示怀疑的看法，实在是欠缺充分的理由……我们认为香港最灿烂和光辉的日子正展现在眼前，香港的未来亦充满了卓越的商业发展机会。”
那一年，汇丰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将上海分行迁往浦东，并在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加上年底批准的大连分行，它在内地拥有了7家分行和三家代表处。
1998年，汇丰武汉代表处又升级为分行，深圳分行推出人民币业务，重庆代表处开业。
“汇丰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即使在金融危机那样困难的时期也没有丝毫动摇。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给香港和汇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事实证明，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也在挑战中得到巩固。”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回忆说。
2007年4月，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目前在内地共有员工2500人，其中有95％的人才来自于本土。在过去5年时间，汇丰在内地的总投资额高达5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它外资银行。
按照汇丰的计划，未来几年的发展重点将放在中国内地及在内地增设网点，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内地的分支机构网点达到40至50家，是现有规模的一倍。
回首十年，“九七”前西方的猜测显然是一种“杞人忧天”。有香港人士说，与其它内地的大城市相比，香港更像是一个受宠的孩子，享受了从CEPA到大型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多项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和很多地方不同，港币的发行由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完成。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些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元素从港币上渐渐消退，新式样的钞票大批进入流通市场。
截至2006年底, 汇丰银行不仅继续保持本港最大发钞银行的地位，还在当地拥有319家支行,在香港成年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拥有该行的个人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