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皇帝”钟逸杰——一个洋人的混血之路
一个新界皇帝、署理总督，因倾向中国，而被视为英国人的“叛徒”。当有些香港人在寻求居英权之际，这位被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选择香港为自己的家乡。
2007年，被人尊称为“钟叔”的钟逸杰在港居住已有整整五十年。
钟逸杰是他的汉语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许多在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样，他不仅给自己取了个儒雅的汉语名字，还能使用熟练的粤语和普通话，并熟悉中华文化。
十年来，他不断呼吁公正对待回归后的香港现状，呼吁给新的香港以时间和耐心。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英国政府官员。那是1973年，中国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风波尚未散尽。
头发灰白的钟逸杰不但是英国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中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职。
他的回忆录《石点头》，依然在香港各大书店热销。这本回忆录，记录了香港过渡期以及回归前后的社会变化，包括从“没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过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决定留下不走。
“我们退休后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们几乎对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钟逸杰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在香港我们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对于老香港来说，钟逸杰是英国派来的“新界皇帝”；对于那些经历前途谈判的香港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钟逸杰只是一位亲近中国的前英国殖民地官员；对于香港的新生代来说，他们或许只能从爵士这一称谓，推断钟逸杰是一位重要的英国人。
香港公共屋政策的大力推动者
1954年，牛津大学文学硕士钟逸杰，开始为英国政府服务。这年，他到马来亚（即现在马来西亚）出任殖民地官员。3年后，29岁的钟逸杰奉调新职。他和一群从大陆来的难民来到香港。那时，香港的主要产业是缝纫便宜的丝绸及制造塑料花。山坡上充斥着锡制的屋顶，里面住着各地涌入的底层人士。
甫一抵港，钟逸杰主要在新界供职。他先后在荃湾、离岛和元朗等地出任了十多年的理民官。理民官与现在香港民政署内的政务官相似，主要负责管理区内民生事务。与政府一些核心官阶如布政司相比，这些乡村的管理工作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由于理民官需要周旋于社会的传统核心，他们较其他政府官员更了解市民的思维及生活模式。
纯粹英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钟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新界，与当地乡绅建立了良好关系。这对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响颇深。
乡村理民官的工作让钟逸杰展示了自己灵活的政治手腕。19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港英政府计划征收乡村土地发展新市镇，以应付住房的庞大需要。为了降低征地及发展的成本开支，钟逸杰参考其它新市镇的发展模式，推出“丁屋权”政策。在“丁屋权”政策中，政府征收土地的五分之三将留作公共用途，而余下的五分之二拨给乡民作为建筑用地，乡民可通过卖出建筑用地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这一政策深受乡民欢迎，他们将地权卖给发展商赚取利益，间接加速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应不足仍然是社会严重问题。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区大部分住宅过分拥挤。很多人则自行在公地上建设寮屋，用锡皮顶的小房子构建了环境恶劣的社区。
1973年，钟逸杰被提拔为新界政务司司长。这位片区新长官的首要任务便是辅助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实施“十年房屋计划”，发展六个新市镇及兴建多个公共屋村，为150万人提供设备齐全的居所。
虽然这一计划最终花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但香港房屋问题也因此得到缓解，市民可以低廉的价钱租用新的公共房屋，摆脱了过去的恶劣生活环境。这一政策获得联合国的特别赞扬，并成为钟逸杰最重要的政绩，也形成日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基础。
然而，土地发展政策也为钟逸杰添了麻烦。在2005年，他被立法会传召，以解释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湾发展计划中所担当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后，附近愉景湾的楼价急升。根据当初的发展计划，愉景湾为度假用地，但后来却变成为豪华住宅用地。这令时任新界政务司司长的钟逸杰备受质疑，认为他在土地规划事务上，有偏袒地产发展商之嫌。
英国人里的亲中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实行集中管理，没有地区管理的概念。但当新市镇成立后，市民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区中，各区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让港英政府十分吃力。这时，政府开始意识到地区管治的重要性，钟逸杰提出区议会制度，在香港十八区域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成员由港督委任，主要负责向政府提供有关地区政策的意见。他还求见港府布政司，要求部分区议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藉以加强区议会的认受性。
1981年，钟逸杰调任政务司供职。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发展改革进程。二战后，曾有部分港督建议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但一直不获英国政府批准。钟逸杰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敏感时刻，举行殖民地统治下首届区议会选举，不但首开殖民地选举的先河，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因此，港府在1984年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的检讨报告时，小心翼翼地设定了选举模式，将小部分的立法会议席改为由地区直选产生，而大部分的议席由专业团体内部选举产生（即功能组别）。这个制度被不少人抨击为保守方案。
“代议政制”改革报告推出后，钟逸杰获任命布政司司长，成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员。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访北京期间病逝，钟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四个月后，他退出公务员行列，成为港督卫奕信的特别顾问。
在中英谈判的十年间，钟逸杰先后与麦理浩、尤德及卫奕信紧密合作。这三位港督在中英问题上态度温和，与北京关系良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钟逸杰亦较多考虑中国的利益及立场，并批评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让香港成功过渡。这也引起一些派别人士不满。
香港回归前，钟逸杰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出任港事顾问及香港特首的选委。这更让一些居港英国人大感失望，认为这是一种背离英国的表现。钟逸杰回忆录透露，几位前港督曾秘密书信，要求英国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对多方批评，钟逸杰没有选择沉默。他任职于以亲建制的工商界会员为主的工商专业联会，又在回归后大力推行“两院制”作为香港的普选过渡方案。
有人说钟逸杰为个人利益，而放弃了他的祖国利益。钟逸杰则强调，他是站在香港的立场出发，从来没有个人考虑。正当许多香港人纷纷寻求居英权时，这位英国人却选择香港为他新的家乡，而不像更多的殖民地官员，回到英国乡村，在乔治时代风格的古屋里，打发退休时光。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价他说，很少有人对曾经执政过的地方和管理过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对故乡或故国的忠诚。
回归10年过去，钟逸杰已79岁，但仍保持了匀称身材，并爱穿正装长裤和皮鞋，衬衣上总打着得体的领结。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个头衔，为各种慈善活动往来奔波，当然，也少不了对各种问题的不断建言。
钟逸杰是他的汉语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许多在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样，他不仅给自己取了个儒雅的汉语名字，还能使用熟练的粤语和普通话，并熟悉中华文化。
十年来，他不断呼吁公正对待回归后的香港现状，呼吁给新的香港以时间和耐心。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英国政府官员。那是1973年，中国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风波尚未散尽。
头发灰白的钟逸杰不但是英国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中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职。
他的回忆录《石点头》，依然在香港各大书店热销。这本回忆录，记录了香港过渡期以及回归前后的社会变化，包括从“没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过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决定留下不走。
“我们退休后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们几乎对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钟逸杰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在香港我们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对于老香港来说，钟逸杰是英国派来的“新界皇帝”；对于那些经历前途谈判的香港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钟逸杰只是一位亲近中国的前英国殖民地官员；对于香港的新生代来说，他们或许只能从爵士这一称谓，推断钟逸杰是一位重要的英国人。
香港公共屋政策的大力推动者
1954年，牛津大学文学硕士钟逸杰，开始为英国政府服务。这年，他到马来亚（即现在马来西亚）出任殖民地官员。3年后，29岁的钟逸杰奉调新职。他和一群从大陆来的难民来到香港。那时，香港的主要产业是缝纫便宜的丝绸及制造塑料花。山坡上充斥着锡制的屋顶，里面住着各地涌入的底层人士。
甫一抵港，钟逸杰主要在新界供职。他先后在荃湾、离岛和元朗等地出任了十多年的理民官。理民官与现在香港民政署内的政务官相似，主要负责管理区内民生事务。与政府一些核心官阶如布政司相比，这些乡村的管理工作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由于理民官需要周旋于社会的传统核心，他们较其他政府官员更了解市民的思维及生活模式。
纯粹英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钟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新界，与当地乡绅建立了良好关系。这对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响颇深。
乡村理民官的工作让钟逸杰展示了自己灵活的政治手腕。19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港英政府计划征收乡村土地发展新市镇，以应付住房的庞大需要。为了降低征地及发展的成本开支，钟逸杰参考其它新市镇的发展模式，推出“丁屋权”政策。在“丁屋权”政策中，政府征收土地的五分之三将留作公共用途，而余下的五分之二拨给乡民作为建筑用地，乡民可通过卖出建筑用地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这一政策深受乡民欢迎，他们将地权卖给发展商赚取利益，间接加速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应不足仍然是社会严重问题。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区大部分住宅过分拥挤。很多人则自行在公地上建设寮屋，用锡皮顶的小房子构建了环境恶劣的社区。
1973年，钟逸杰被提拔为新界政务司司长。这位片区新长官的首要任务便是辅助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实施“十年房屋计划”，发展六个新市镇及兴建多个公共屋村，为150万人提供设备齐全的居所。
虽然这一计划最终花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但香港房屋问题也因此得到缓解，市民可以低廉的价钱租用新的公共房屋，摆脱了过去的恶劣生活环境。这一政策获得联合国的特别赞扬，并成为钟逸杰最重要的政绩，也形成日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基础。
然而，土地发展政策也为钟逸杰添了麻烦。在2005年，他被立法会传召，以解释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湾发展计划中所担当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后，附近愉景湾的楼价急升。根据当初的发展计划，愉景湾为度假用地，但后来却变成为豪华住宅用地。这令时任新界政务司司长的钟逸杰备受质疑，认为他在土地规划事务上，有偏袒地产发展商之嫌。
英国人里的亲中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实行集中管理，没有地区管理的概念。但当新市镇成立后，市民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区中，各区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让港英政府十分吃力。这时，政府开始意识到地区管治的重要性，钟逸杰提出区议会制度，在香港十八区域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成员由港督委任，主要负责向政府提供有关地区政策的意见。他还求见港府布政司，要求部分区议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藉以加强区议会的认受性。
1981年，钟逸杰调任政务司供职。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发展改革进程。二战后，曾有部分港督建议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但一直不获英国政府批准。钟逸杰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敏感时刻，举行殖民地统治下首届区议会选举，不但首开殖民地选举的先河，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因此，港府在1984年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的检讨报告时，小心翼翼地设定了选举模式，将小部分的立法会议席改为由地区直选产生，而大部分的议席由专业团体内部选举产生（即功能组别）。这个制度被不少人抨击为保守方案。
“代议政制”改革报告推出后，钟逸杰获任命布政司司长，成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员。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访北京期间病逝，钟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四个月后，他退出公务员行列，成为港督卫奕信的特别顾问。
在中英谈判的十年间，钟逸杰先后与麦理浩、尤德及卫奕信紧密合作。这三位港督在中英问题上态度温和，与北京关系良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钟逸杰亦较多考虑中国的利益及立场，并批评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让香港成功过渡。这也引起一些派别人士不满。
香港回归前，钟逸杰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出任港事顾问及香港特首的选委。这更让一些居港英国人大感失望，认为这是一种背离英国的表现。钟逸杰回忆录透露，几位前港督曾秘密书信，要求英国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对多方批评，钟逸杰没有选择沉默。他任职于以亲建制的工商界会员为主的工商专业联会，又在回归后大力推行“两院制”作为香港的普选过渡方案。
有人说钟逸杰为个人利益，而放弃了他的祖国利益。钟逸杰则强调，他是站在香港的立场出发，从来没有个人考虑。正当许多香港人纷纷寻求居英权时，这位英国人却选择香港为他新的家乡，而不像更多的殖民地官员，回到英国乡村，在乔治时代风格的古屋里，打发退休时光。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价他说，很少有人对曾经执政过的地方和管理过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对故乡或故国的忠诚。
回归10年过去，钟逸杰已79岁，但仍保持了匀称身材，并爱穿正装长裤和皮鞋，衬衣上总打着得体的领结。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个头衔，为各种慈善活动往来奔波，当然，也少不了对各种问题的不断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