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的最后一夜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短短的历史一刻，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香港告别了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了故国家邦。
　　Michel Setboun是法国著名的摄影师，以拍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而闻名于世，这位热衷用镜头说话的重大事件记录者，在“九七”回归的特殊时刻，在不同场合观察着香港人那一夜的表情：不舍、期待或不确定感，而更多的是参与历史的激动。

苦甘参半的下午茶
　　推开极富英伦风格的门扇， 一缕午后阳光照射在绘有玫瑰图案的精致茶具上。这个1997年的6月30日，对于Aid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她同往常一样，在赤柱的茶馆享受下午茶。
　　“这里是香港异域风味最浓的地方，而享受下午茶，能够让人在纷乱的时候找到宁静和和谐，中国的茶也是强调和谐。”Aid，这位因父亲工作的原因而来到香港的英国女孩，到港后惊喜地发现在　　这里也能找到英国的下午茶感觉。
　　英国，大概是欧洲国家里惟一一个没有咖啡文化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当年英国殖民者所带回的文化习俗，让它成为欧洲最具有“茶文化”的国度。英国政府曾经做过一项调查，问题是何谓最“英国的代表”（The British Icons）。“一杯茶”曾经荣登榜首过好一阵子。
　　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
　　“我认识的香港年轻人，他们更多地喜欢喝可乐或者咖啡，体会不到茶在甘与苦两者之间完美的结合。”
　　一位英国人在香港悠然自得地品茶。只是，现在的香港，离英国越来越远，离中国越来越近。
　　Aid手中透明精致的茶壶里，红褐色的茶水慢慢被饮尽，一如窗外的香港，英国色彩悄然褪去。
　　赤柱的士兵们在收拾行李。最后一任牧师Neil Gardner，关闭了军营里的教堂，下个月，这里就会被改造成仓库。伴随着风笛，士兵们最后一次降下苏格兰旗帜。明天，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的士兵，将取下英女皇及皇室成员的相片，连同打包好的银具和旗帜，一同放在柳条箱里——它们的目的地是北爱尔兰。
　　军营里的广场，一些穿着苏格兰裙的尼泊尔族士兵，还在很认真地操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香港的操练了。
　　30岁的队长Bhakta Bahadur Malla，紧紧盯着军乐团里的每一件乐器。“我服役已经有十年了，在香港呆了四年，我感觉这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此时烟花特别多
　　香港的回归，所有的期待、感伤与不确定，在6月的最后一夜里，被欢庆的海洋淹没了。
那种抑制不住的情绪，并非完全因为摆脱了被殖民的历史，或者重回母亲的怀抱。香港市民，还有外国人，他们走向街头，参加派对，是出于能够亲身见证历史的激动。
　　“全世界都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这让我们非常骄傲。”Ms. Mak，这位26岁的白领说，“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所有人都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但实际上，今天和昨天，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继续。”
　　至少有一点不同，警察在忙着更换原来印有英国皇家标志的制服。但是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星期一夜晚那场盛大的烟花汇演，冲淡了他们对权力交接的关注。
　　“大家都借此机会投入地寻找欢乐。”一位在酒吧里参加派对的美国青年说，“每个人都放５天假，每天晚上都有派对。”
　　数十万港人聚集在屯门黄金海岸沙滩，观赏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烟花汇演，随着回归时刻来临的倒数声，漫天缤纷，流光溢彩。
　　派对心情甚至扩散至香港会。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私人会所，在殖民时代是英国贵族娱乐和社交的场所。早期曾不准中国人进入，华人富商何东爵士被拒入会便是一例。而在倒数回归的夜晚，香港会派出的晚会邀请卡是各界名流争相竞得的香饽饽：并非是由于邀请卡上流着英国贵族的血统，而是因为香港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观看烟花的绝好场所。
　　当晚，因为下雨和烟火的热气，香港会面对维多利亚港的玻璃窗变得灰蒙蒙，影响了宾客们的观赏。穿着双排扣礼服的服务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拭擦玻璃。
　　英方告别仪式在添马舰露天场地举行。仪式举行时一直下着滂沱大雨，令嘉宾及表演者甚为狼狈，亦添上些许感伤。晚上7时45分，英国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风笛伴奏的乐曲《Last Post》中降下。
那场雨，让人分辨不清彼此脸上的水滴是雨还是泪，告别与回归，本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了天公的一场雨，拉近了距离。
　　《时代》记者Barry Hillenbrand发自现场的报道说：“经过一场包含伤感情愫的告别仪式，香港，最后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殖民地正向日不落帝国挥手道别。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并不在乎情绪，他们在期待回归的历史一刻，仿佛在观赏声势浩大的表演盛事，因为自己就是主角，而显得格外激动。”
　　相对于这种回归的喜悦，也许彭定康会有他自己独有的滋味。当天下午，尽管雨势不减，众多市民在上亚厘毕道排队等候，看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　
　　“我觉得有点伤感，看着他离开。我是带着女儿来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英国人走了，却不是不留一点痕迹。英国给香港留下的遗产，不能全部否定。”43岁的护士喻淑文，目送着队伍离去。
对于更年长的香港居民，他们更欢迎香港回归，52岁的王伯扬说：“在我小的时候，在街上被一个英国人欺负过。这记忆我永生难忘。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喜欢回归。”

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世
　　在一些擅长思辨的人看来，明天永远是个未知数，岁月悄悄流逝，意识难免迷失。于是，他们将往事泡在杯子里慢慢啜饮，为的是品味人间的美好，并支撑着困倦的心灵去迎接曙光。于是，怀旧的人静静坐在窗前，谛听时间的脚步。
　　这就是当年香港都市生活的一个情景。
　　那些曾经熟悉至极的日常用品，每天都见到的标志，因为带着浓厚的英国色彩，而要慢慢退出市民的视线：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从硬币、邮票和政府办公室消失，大量市民曾经收集“女皇头”硬币而引起硬币荒。
　　回归前夕的香港，满城争说香港史，香港市民掀起一股诠释香港的热潮。香港的传媒、出版、文化艺术界，纷纷推出香港历史的作品，倏地刮起一股热风，令人大有时光倒流之叹。
　　从来没时间回顾、只顾埋头赚钱的香港市民，似乎对自己的身世多了一份关注。
　　1996年的最后几个月，一股浓浓的怀旧情怀，伴随着集体记忆而弥漫于社会。
　　在10年之后，他们的怀旧显得更为强烈。
　　不过，这次的记忆寻找，带有强烈的保卫色彩。
　　以利东街为重点的旧区重建而引发抗争；破坏维多利亚港旧貌的中环填海工程一再遭到反对；在面临消亡的皇后码头举办探讨本土历史的文学沙龙；中区域多利监狱、旧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等古迹建筑群的命运也再度引起关注。
　　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保卫天星码头行动。
　　天星码头已在2006年11月11日，走过了它服务港人的最后时刻。修建于1958年、不满50年的历史，没能保住天星码头在这个国际商业都会中的地位，但48年从这里驶出、往返于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天星小轮，48年回荡在中环的沙哑钟声，却成了整整一代香港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
　　最后一天，原本15分钟一班的天星小轮，加开到6分钟一班。往返港岛与九龙的渡轮，全天共发送300班，搭载了15万寻找回忆的香港人。
　　子夜12点，最后4艘“慈善告别航”的天星小轮由码头开出，它们拉响“摩斯电码”的汽笛：一长三短表示英文字母“B”，长短长长表示“Y”，一短表示“E”，结合成“BYE”，然后载着1800位乘客缓缓驶离，作最后的告别。
　　天星码头，第一次如此名副其实地成为香港市民脑海里的星星，可望不可及。
　　而在近期，另一座码头也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这个码头的名字有着浓郁的殖民色彩：皇后码头。殖民地时代，这里是香港政府官员及英国皇室成员所使用的码头。历任港督上任的传统，是乘坐港督专用游艇“慕莲夫人号”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并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欢迎及阅兵等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
　　同一天，皇后码头关闭，熊猫到了香港。
　　来香港做演讲的英国总领事，斯蒂芬·布拉德利有此感慨颇深：“殖民关系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对我们来说，同香港的关系现在仅仅是另一种外交关系，正如对香港来说，我们是另一个国家——尽管当然，我们对香港保留着一种特别的深情和兴趣。”
　　在演说进行到尾声时，布拉德利拿出一个白色的瓷罐，罐上装饰着一个在湖边垂柳掩映下的蓝色凉亭的形象。他解释说，这个罐子是1790年前后由中国制造的。它曾经装满茶叶并被运往英国。后来收藏它的人让一名英国艺术家在其边角处镀了一层金。
　　布拉德利说，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就像这层金，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损。
　　事实上，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停地从我们身边碾过。皇后码头和天星码头留给每一代人的回忆的不尽相同。正如那些在天星码头带着孩子拍照留念的父亲所说，“孩子总要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婆怎么生活的，这些集体回忆，她长大，学校不会教她”。
　　重要的是，记忆能够代代相传。当然，历史要靠实物讲故事，香港的故事会怎样讲下去？
　　有关十年前６月最后一天的回忆，街头通宵狂欢后的Ms. Cheung，这个21岁的大学生仍记得，当时正在精神充沛地逛街，“回归后商场书店的货物没有任何不同，这里还是和昨天一样。”
　　这就是是香港。对英国痕迹的纪念，不是因为感激英国人或者憎恨英国人，纯粹是出于怀旧，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