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罗陀斯
《迈向世界共和国》，柄谷行人 Kojin Karatani著，墨科译，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2007年6月
《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故事，经马克思引用了，变得非常有名，故事是讲一位运动健将旅行归来，对众人说了几句大话，说在外边如何飒爽风光，在罗陀斯（即现在的罗德岛）跳得远极了，没一个奥林匹克选手比得过他。旁边有一位听不下去了，就插嘴道：“假若真有其事，也不需要什么见证—就当这里是罗陀斯好了，你跳吧！”这故事要给人的教训，也无非是“事实胜于雄辩”之类的，不过，出现在马克思笔下，那意味就陡然微妙起来了。
《资本论》第一卷里是这么写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照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家如果按照商品的价值进货，再按商品的价值出货，那他就是白忙活，什么剩余价值也榨取不到，那么，他是怎么在这一转手之间就实现资本积累了呢？在马克思看来，不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经济学家就跟说大话的运动健将一样，是闲扯。
柄谷行人在2006年的新著《迈向世界共和国》（中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中，对马克思的理论加以阐说。他指出：如果说商业资本是靠买进再卖出的话，那么，工业资本的增殖并不依赖这个，因为工业资本有“劳动力”这一法宝。具备了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工业资本，自己就能生产商品，而且这一特殊商品可以通过劳动力增值。柄谷行人强调，通过劳动力增值，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让他们没死没活地卖命，而是把工人引入到流通领域里来，让他们用自己劳动赚来的钱来买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这个作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形象，是柄谷行人最关注的。
道理其实也简单：鞋厂的女工要穿鞋，不能自己从流水线上偷偷拣一双带回家，她也要进商店去买。这样一来，她作为生产者被剥削了一次，作为消费者又被剥削了一次，而且这种剥削是无止境的。柄谷行人说，靠剥削奴隶或农奴的劳动，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的合一，让无产阶级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观察一下周围的社会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逻辑其实已将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缠裹进去。比如说，最爱读书、最爱买书的是哪帮人啊？不就是写书的人，不就是在文字中讨生活的人吗？我今天写出一篇文章，为的是明天换来更多别人写出的文章，我既是文字的生产者，也是文字的消费者。在这一循环当中，知识资本实现了自我增值。再看看拼命工作的白领们，今天加班到半夜，为的是明天能坐着飞机到海边享受半天阳光沙滩，出卖时间是为了换取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悖论，这里也是罗陀斯。
今年5月24日，在汪晖的陪同下，柄谷行人在清华大学进行了讲演，然而奇特的是，此次学术活动居然没有任何一家中文媒体加以报道，只有个别学生在自己的博客上记下了零星的印象——比如，柄谷的妻子是位美女云云。对比一下其后齐泽克在南京、上海受到的非凡礼遇，人们当然有理由为柄谷行人抱屈。
柄谷行人是谁？他为何应该为我们所关心？简单地说，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柄谷行人是日本当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不但在日本国内最有影响，在日本之外也最有影响，德里达回应过他，齐泽克评论过他，齐泽克的新著《视差之见》题目就是从柄谷行人的探讨里借过来的。当然，这么介绍，总归像是一种学术上的势利，可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其影响的形成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目前，中国内地出版了柄谷行人的两部著作，一是早期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一是中期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两本书刚好属于柄谷行人理论的两翼：一边是马克思主义，一边是解构主义；同时也是他论题的两翼：一边是欧陆思想，另一边是日本问题。柄谷是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他青年时代对马克思的原著，尤其是《资本论》，下过一番苦功。上世纪70年代，柄谷在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受到解构主义者保罗·德曼的影响，在思想方法上转向解构主义。中国倒也有人倾心解构主义，但似乎先天营养不良，稗贩一下理论成品尚可，让他们藉此考察中国问题，就立刻嗫嚅起来，显出一脸的菜色。柄谷行人的解构主义是消化了的，因此不管是对日本的文学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他都能深入透视。况且，马克思主义的遗泽在他身上从未褪去，因此得以远离解构主义末流的虚无色彩。
早期、中期毕竟还不等于近期。近期柄谷行人的思想发生了偏移，2001年，他出版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书，正式将康德作为自身思考的新基点，而康德所代替的，应该就是原来解构主义的位置。
为什么是康德？说来话长。上世纪80年代，康德热重兴，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利奥塔。作为《后现代状况》的作者，利奥塔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但是，晚年利奥塔却对康德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与其说是认识论的康德吸引了他，还不如说是美学和伦理学的康德吸引了他。在柄谷行人这里，情况是相近的，他在康德的伦理维度和社会历史维度上发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
我们知道，与恩格斯后来的补充与改写相反，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在道德论上基本呈空白状态，他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主体似乎从未有过设想。在柄谷行人看来，康德的先验道德思考刚好可以弥补马克思这方面的缺失，于是，他就想到将两者嫁接起来。当然，在我看来，这种嫁接是很难成功的。通观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康德的哲学是熟悉的，对他以《永久和平论》为核心的社会构想则显得相当轻蔑。柄谷行人将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康德的世界公民理想上，这恰恰是为马克思所轻视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普适的先验道德一定没有什么兴趣，这种大人先生们的书斋玄想对他并无吸引力。
其实，亨利希·库诺在《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中有一部分就是批判将马克思和康德嫁接起来的企图的，他引用了马克斯·阿德勒的话：“马克思主义要成为社会科学，它要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从历史条件中引导出来的东西——任何一种伦理的论证就是对其科学方法的破坏……”库诺补充道：“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伦理基础出发，如果它要保持本色，那它正是一定要反对任何伦理的基础。”
最新的《迈向世界共和国》一书，正是从康德的“世界共和国”理念出发的。在2006年10月日本《文学界》杂志的访谈中，柄谷行人谈道：“康德所说的‘世界共和国’，指的是所有国家放弃主权的状态。当然，就因为这没办法一蹴而就，因此康德就以渐进式朝着目标的过程而构想出国家联合的模式来。到了二十世纪，国际联盟或国际的联合，就是基于康德的构想而形成的。……如果没有（世界共和国）那样统整的理念的话，那么在各国从事对抗‘资本─民族─国家’的运动会被分割切断，最后无非就是导向各国彼此对立的结果了。在各国进行‘由下而起’的运动固然很重要，但是除此之外，必须有能够将诸国家‘从上面’来抑制的制度。而目前作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办法，也只有联合国而已。——今后人类将一再地面临史无前例、不曾经历过的地球规模的问题吧。”
在柄谷行人的心目中，虽然不很完美，但目前的联合国以及欧盟就是“世界共和国”的雏形，各国将权力逐渐让渡给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组织，借以实现世界大同。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几乎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如俄罗斯、中国等），可是，即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纷争乃至战争也从未中断过，这就证明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很难成功。于是，柄谷就想到了康德的抽象方案。问题是，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被否定，并不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人们才惊觉的，实际上，在列宁搞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托洛茨基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是针对这一病症开出的药方，柄谷行人没把眼光投向托洛茨基，却投向了康德，这是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
在柄谷行人的理论视野中，顶替托洛茨基的居然是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而原因居然又是蒲鲁东身上有康德的伦理学色彩！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以及在后来的名著《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进行过最无情的批判，斥其理论为“废物”。那么，柄谷行人为什么要把蒲鲁东搬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师尊呢？在《迈向世界共和国》中，他揭示了一切：“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反，蒲鲁东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以扬弃国家为主调。他因此反对政治革命而提倡经济革命，此举乃是在取代货币、信用的情况下，以生产-消费合作社的方式，对抗货币与资本主义。”在此，柄谷行人通过演绎蒲鲁东的理论，将自己的革命方案和盘托出了：首先，要扬弃“资本─民族─国家”这个三位一体；其次，扬弃的途径就是进行经济革命，开展柄谷行人自己倡导的“新合作运动”。
柄谷行人不但是个理论家，而且是个活动家。1960年，年仅19岁的柄谷就作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全学连”的骨干分子参加了“安保斗争”，年轻的他一直是左翼运动中的激进派。这种理论之余不忘事功的态度贯穿其学术生涯。
2000年6月30日，柄谷行人在日本“大阪府劳动中心”正式发起“新合作运动”。对柄谷有深入研究的赵京华先生对这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运动有过描述：“运动的运作方式和组织原则，其中关键在于‘区域交易制度’(作为区域通货的一种，由加拿大人马克·林顿创始于1983年。它主要在银行开设账户并通过记账方式来实现互酬性劳动的交易，同时也可以自行发行货币)的实施和抽签制方式的导入。所谓‘区域交易制度’是在国家发行货币的制度之外建立一种主动的开放式劳动互酬性交换方式，从而阻止以货币为媒介的资本自我增殖乃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无限循环运动。‘抽签制’作为运动的组织原则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选出多个候选人，再通过抽签来最终决定代表者。抽签制通过导入偶然性，可以防止权力的官僚化和组织结构僵化的弊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文）不用问也知道，这种运动在现实层面是操作不下去的。回到原始社会式的互酬性交换方案，真能阻止货币的渗入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得出吧？而对于抽签制，齐泽克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则有过一段机智的调侃：他说这种抽签跟1268年威尼斯的总督选举程序很像啊，先选出一个30人的议会，从中选出9人，再由这9人提名40个临时选举人，轮流随机选择12人，由12人再选出25人，然后，25人中选出9人，由他们每人提名5人，通过掷骰子将这45人减少到11人，由11人中的9人来选择最后的41人，再召开一个秘密会议，选举总督。“这个迷宫般复杂的程序”能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官僚化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同样不难得出。
指出柄谷行人提供的现实方案存在致命缺陷，并不等于抹煞他的理论思考的价值。事实上，在《迈向世界共和国》中，柄谷指出的一些现象在左翼理论家中是有共识的，比如，“在美国，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互相抗争，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二者几乎没有两样。这种仅仅名称互异、实则相同的现象，一般来说，只有在发达工业国家才会发生。就因为如此，在选举之下，政党轮替就变得经常而可能，与此同时，反正不管哪一边赢都不会有太大差别，因此也使得人们对于选举越来越漠不关心了。像这样的漠不关心，是由于除了二者以外别无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在发达工业国家，政党政治不再是真正的政治舞台，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其它领域寻找突破口。在我看来，这个突破口，对左翼理论家们来说，就是罗陀斯：你有什么本事，就拿出来吧，看看能不能真的有所突破。然而，尴尬的是，不管是拉克劳，还是朗西埃、巴利巴尔，或者奈格里，又或者柄谷行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无一例外地缺乏可行性，都带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而在这当中，柄谷行人以经济流通领域为进路的解决方案又似乎是可行性最差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局势下，该如何让人们自觉地走进扬弃货币的互酬组织或者康德说的“世界公民的道德共同体”呢？
这里是罗陀斯，想跳得远些真的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