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奥运不可承载之重
一进入世界近代史，奥林匹克精神就不再纯粹和圣洁了 。
附加值很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的，人文的，生态的，竞赛规则的，甚至还包括民族自尊心，一洗百年屈辱等，只要你愿意细细去想，还有很多很多。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冀望和梦想，北京奥运似乎已有不可承载之重。
本期封面以“我有一个梦想”为题，所有受访者，都有自己对奥运的期待、憧憬、冀望和梦想，充满自信的，肃然起敬的，催人泪下的，令人感动的。
奥运在古老而动感的中国举办，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尝试着和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接轨。
无论是功利的，虔诚的，短视的，长远的，北京奥运的确有不可承载之重。
因为过多的承载，我们的步履就显得有些沉重，看不到过往的坚定和轻盈。
杨锦麟（凤凰卫视）
“西湖第一高楼”缘何越炸越高？
今年1月6日，72米高、被称为“西湖第一高楼”的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轰然倒下，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和热烈争论。时隔9个多月之后，在杭州市规划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位于杭州延安路中段、以24.6亿元人民币转让的黄金地块，买主香港嘉里集团拿出了明确的规划方案：将矗立起以85米高的五星级酒店塔楼为标志的建筑群，成为“杭州嘉里中心”。
一座72米高的“西湖第一高楼”被炸掉了，就在原来的废墟上，另一座85米高的新“西湖第一高楼”随即拔地而起。当初，对西湖天际线的破坏，是重要的炸楼理由；现在，“西湖第一高楼”却越炸越高——这不仅是一种自扇耳光的行为，更会使当初那场爆破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严重的质疑。
舒圣祥（杭州）
圈养还是野养
10月1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珠海市近年来的中小学生体检结果显示，学生的耐力、体能、速度等都有所下降，近视眼和肥胖率有所增加。教育局某科长认为，这些体能指标的下降和学校对体育运动不重视、学生对体育运动缺乏兴趣有直接的关系。
这位科长的判断不无道理。可在我看来，这都不是体能不足的根本原因，圈养教育方式才是根本原因。
所谓“圈养”，就是将孩子圈定在一定时空，用特定的局限性的教育模式和套路对待他们。不少生活空间都是孩子的“圈”：住房就是钢筋水泥，将孩子锁在家里，不能外出；学校只安排没有风险的小型体育比赛，而大型运动会和野外活动、春游、秋游都被省略了；沉重课业负担压抑了学生的生龙活虎和拼搏士气，没有了“野蛮其体魄”的大丈夫气概。
与圈养相对应的是散养，我更愿用“野养”来界定。成长天空无限空旷，大千世界空气清新，野外规则无拘无束，孩子们在其中尽情撒欢，挥发着青春野性和过剩精力。奔跑锻炼了肌肉和肺活量，知识和人格在“走万里路”中得到升华。——孩子更属于大自然和大千世界，属于广阔生活和社会，中国社会需要“野性勃勃”、富于创造力的下一代。
耿银平（河南开封）
“笑笑团”是公共文化的一页试纸
10月21日，湖南首家“笑笑团”开始了成立后的首次“街头劝笑”活动。但此次活动颇受冷遇，甚至当一名成员上前劝路人微笑时，被人骂“神经病”。（《三湘都市报》10月22日）
现实就是如此让人琢磨不透。当我们忙着满世界搜罗经典韩国喜剧，以期暂时摆脱烦闷的生活获得身心的愉悦时，却对街头心怀善意的“笑笑团”嗤之以鼻。厅堂里的爆笑可以肆无忌惮，广场上的微笑却成为一种禁忌，或许这也算是幽默之一种，尽管它略显“黑色”。
如今的“笑笑团”和曾经风靡一时却又迅速消失的“抱抱团”一样，都可视作一种行为艺术，而且是带有人文关怀意味的行为艺术。但善意的表达是如此挣扎而迷惘，二者在中国无一例外地都受到空前的冷遇。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显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在一种封闭的文化中浸淫已久的国人，还没有涵养足够的热情和能力，去回应来自于陌生人的切近关怀。
张若渔（长沙）
和“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说再见
最近，塑料袋“荣获”英国《卫报》评出的“人类最糟糕的发明”称号。这也难怪，一提到塑料袋，人们想到的就是“白色污染”。白色本是最纯洁的色彩，然而当它沦为“污染”一词的“奴隶”时，带给人们的就成了梦魇——有资料显示，塑料袋的生存寿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全世界每年使用的各种塑料袋：40000亿个！塑料袋回收率：1%！每年塑料袋夺去海洋动物生命：10万条！海洋塑料漂浮物覆盖率：46000件/平方英里……这一连串数字，让我们感受到了塑料袋长期带来的看不见的灾难。
笔者希望，要让人们和“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说再见，商家应该尽量降低环保袋的费用，甚至像成都一些商场那样免费提供纸袋，或对不用塑料袋者返利。此外还要从源头治理塑料袋生产，生产可降解塑料袋，以及加紧研制塑料袋的环保替代品。要达到“减塑”目的，必须要找到一种消费者乐于接受的形式。
何勇海（成都）
高校教师队伍需要吸纳社会人才
上海市教委近日公布了《上海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根据规划，上海将面向社会开放教师职务岗位，鼓励高校从企业、科研院所、政府机关等部门招聘学识、实践经验均丰富的人才。（《东方早报》10月20日）
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笔者对上海市教委的这一举措表示十二分的赞同。目前，高校教师的来源渠道大体有三：一是在本校攻读而后留校任教的研究生、部分优秀的本科生；二是公开招聘的硕士、博士；三是从外校引入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副教授、教授。由此不难看出，现有的高校引员体制至少有两种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是近亲繁殖，内部消化；二是封闭式运行，开放性不彰。
而两种弊端最终导致了同一个不良后果：由于高校师资的来源一直在教育领域内部循环，造成在职教师普遍性地缺乏实践基础和与时俱进的视野。没有实践作为积淀，学术研究难免凌空蹈虚，教学行为又不免照本宣科；没有与时俱进的学科视野，就造成知识更新乏力，理论、教学的“故纸堆化”。
张强（长沙）
“博士卧底写论文”何以成新闻？
1年半以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何明进入成都某酒楼“打工”，在普通女服务员的岗位上与女农民工们共品了近一年的喜怒哀乐，终于“孕育”出一篇题为《服务业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10月18日《新京报》）。一大早打开电脑，这则名为“女博士卧底酒楼写论文”的新闻十分醒目，点击率也格外高。
这位博士很有一种做学问的精神。但很快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女博士卧底酒楼写论文怎么会在当下的语境中，成为万众瞩目的新闻呢？且不提顾炎武深入穷乡僻壤探求经世致用之学的老话，就是在近代，晏阳初博士骑着毛驴进村的照片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民俗学家们更是唱山歌的老农的朋友。近代社会学在中国兴起后，老一辈学者无一不是这么走过来的，有的还付出了许多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如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费孝通和夫人王同惠在一次山乡调查时遇险，王同惠从此长眠在那里！也正是靠着这种脚踏实地的学风，才诞生了像《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江村经济》等一批近代社会学名著。
“女博士卧底酒楼写论文”既然已经成为了一则新闻，那我们就祝愿这则新闻唤醒一种久违的学风吧。
黄波（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