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

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1966年9月，哈尔滨市“红卫兵广场”30万人“黑龙江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 （杨秀云/FOTOE/图）

致歉者

程璧以及关秋兰已经原谅当年骂过她们的学生了。她们仍像44年前一样称他们为“孩子”。“孩子们”已经年近六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所有纠缠着普通老人的疾病纠缠着这些前红卫兵们。

道歉以及宽恕，使前迫害者与前受害者，在充满人道灾难的往事里结成了同盟。此后，他们能够一同来摆脱残酷记忆的追杀。

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回忆的折磨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会因病床窗户上的铁栅栏而感到不安（这让她想起监禁和私刑）；在硬币的另一面，几十年后，受害者“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当年迫害者的记忆中（胡滨道歉信语）。

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在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胡滨在信中说，“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耐。”

这也便是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远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滨他们要向已经86岁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书致歉。“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申小珂在信中说。

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在1966年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数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园惨剧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王友琴说。此次当年的红卫兵向受迫害的老师道歉，亦是王通过南方周末首度对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帮&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