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张全收
“叫你们董事长跟我谈话,厂长、经理我不会跟他说的,因为跟你们说,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张全收解释说,“你到哪都是‘低低’的,人家会把你看成什么?”
他的企业像个“屯兵场”,而他则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农民工“司令”
张全收拿着喇叭正发动员工投票选举主管 图 / 一飞
11月11日早晨7点,深圳平湖,太阳刚刚升起,400多名穿着蓝色厂服的河南农民工在一片空地上整齐站立,张全收拿着小喇叭开始用河南话讲话:
“立正……稍息……蹲下。”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件事……今后有谁敲诈我们的人,马上汇报……妈了个×,这里是我打的天下。只要有我在,由我来顶住,我们的队伍这么大,我们还怕什么?!”
……张全收夹杂着粗言粗语的讲话引起员工们阵阵笑声。
讲话结束,张全收问记者:老弟,我这队伍大不大?我这司令当得怎么样?
“司令”是他自封的,只在私下说。他真正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
一名全顺公司合作厂的保安说:全顺公司是“人力厂”,“你要问他生产什么,他说不出来。”
深圳的企业多是从事外贸加工,订单来了找工人干活,没订单的时候又赶工人走。这潮涨潮落的规律谁也掌握不准。
张全收的企业则像个“囤兵场”,他调兵遣将,哪个厂要人,他就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
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比正常工资更多的费用。张全收赚的就是厂方除工人工资外多支付的费用。
今天,他手下有1.3万多员工,公司资产过千万。
偶然的发现
发现这个模式,张全收却是偶然。
2002年,张全收来深圳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
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平湖汽车站门口挂了一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这时,他一边为自己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送”到缺工人的厂里。
然而有的时候,他的加工厂没活干,有的厂却等着要人,“他们有场地,又有工作台,什么都有,吃饭吃他们的,借我的人,跟他们干,我说这样行。”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专职招人,“借人给别人使”。
开始,情况并不乐观。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供需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逆转迹象。从此之后,张全收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他手下的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一年上一个台阶。
张全收慢慢出名了,现在去找合作企业,他一般说:“叫你们董事长跟我谈话,厂长、经理我不会跟他说的,因为跟你们说,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张全收解释说,“你到哪都是‘低低’的,人家会把你看成什么?”
而且,现在他不再是免费推销工人。首先要问厂里的工资有多高。“你们给你们自己招的工人发到一千,我们的人也要发到一千,另外,我们还要收管理费。”
张全收的工人好用,“他们听话、勤奋,比较少与其他人发生冲突。”
这与张全收善于“带兵”分不开。张全收对工人好,工人也对张全收好。
一个工人胃穿孔,副总给张全收打电话问:怎么办?张全收就急:什么怎么办?赶紧送医院,拿钱交押金,赶快进行手术。
副总告诉他,小孩他爹说还在公司办公室,要把人拉走。张全收电话中就骂:他爹是神经病啊?!让他在那,我去跟他说。
张全收问他爹:哪儿来的?孩子在这干了多长时间?这里包年薪包月薪知道吧?小病公司看、大病送医院的制度知道吧?小孩爹说:他都知道,就怕这边医院看不好,想让老婆打钱过来,把人拉到有一个亲戚在的深圳市区一个医院。
张问他:你们家的钱是不是用不完?你怎么知道这里治不好,送的是这里最好的医院。
小孩他爹知道公司会出所有治疗费,他不敢相信真有这样好的老板。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床上掉下来的、溜冰折断腿的、河里淹死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张全收的公司对工人的治病求助从不含糊。
一家玩具厂的行政总监于枫则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工人肚子疼,张听说后马上开车赶到,二话不说,一个箭步把工人抱上车,送医院。于枫当时想:这个老板是不是想把工人拉走丢到野外的路边去?
当然,这些保护不仅仅依靠张个人的感情,而靠一套制度。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工人有问题报告给主管,主管解决不了汇报给副总,再解决不了,就找张全收。而主管的产生则有一套民主制度。
11日早晨,一个厂训话结束,他又到另一个厂。这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小组长站成一排背对着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
“跟王继红的兵站起来!”
……
“赞成王继红的举手。”
……
“哎呀,坐下…坐下,还没李亚伟的多呢。看样子这个月工资涨不了了。”
这次表决将决定这些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这些主管和部分组长不用从事生产,专门负责工人的生活:谁生病了?谁情绪不对了?等等。
全顺公司有铁的纪律:组长(主管)不能向工人借钱,不允许让工人买水买烟,工人随时可以投诉。张全收在对员工讲话时说:“要工人买一根烟我都‘枪毙’你,有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如果是工厂的老总对工人不好,“我们工人全部走人,我们老板(即张全收)不再与这个厂往来。”一位主管说。
一个与张全收合作过的老板把张的“队伍”比作当年的红军,“每个人都自觉维护集体的荣誉,都觉得自己的奋斗给集体争光。”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在对张全收的工人多次调研后说,张全收的公司好比是一艘船,他保护了船上千万个农民工。
流浪少年
张全收出生于“文革”开始那年,老家是现在以艾滋病而闻名的上蔡县。
张全收小时候,患了脑膜炎,到7岁的时候,还经常一走路就摔倒,后来慢慢好了。他小学毕业,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又差,又要去邻村上学,张全收干脆就不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学校门,开始了闯荡生涯。
我小学毕业后,卖过冰棍,去山西搞过建筑,还跟一个师傅当学徒,搞油漆。
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河南义马市渑池县的一个砖瓦厂,那年我十四五岁,跟同村人去做工,坐火车去,到郑州转车,晚上就在火车站睡。那天晚上,小偷把我身上仅有的15块钱偷走了,把我衣服上的口袋都割了一个洞。
我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就睡在砖头盖的那个房子里面,下面铺稻草,也没有凉席,大被子一裹就睡。有的时候,晚上蹬被子了,冻坏了。后来,我就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脖子都歪着,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有去看病,当地人告诉我,只能吃中药。我没地方熬药,但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当时45岁,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聊聊天。她就用她家吃饭的锅帮我熬药,熬了几次,但我却不辞而别了。
一天半夜,我正在睡觉,有人说:“快、快、快,跑!”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走,你要不走,人家就把你扣了。”我说,我去跟那个老妈妈打个招呼。他说:“不行,得快走。”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砖窑的人都跑了。我走的时候,腿还一拐一拐的,扛着被子跑,跑着、跑着,我“扑通”一下就掉到坑里去了,被子全湿了。掉到水里,捡起来还要跑,跑得可费劲了。要搁到现在,那被子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
后来知道,原来是窑主借了人家的煤,却没给人家钱,人家把路给断了,那天不走就走不了。
跑到县城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那里,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老妈妈,记了25年。
去年,我也找到了那个老妈妈。前几天,我去她家了,终于圆了我的梦,我还是见到那个老妈妈了。……
卖冰棍,做学徒、搞建筑、打砖、修铁路、卖馒头、开饭店,跑客运……这些年轻时的事,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走的路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村里人都说我是学习邓小平。
烦恼
他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讲到在砖厂干活累的时候,他在椅子上作倒下呼呼大睡的样子,讲到趟水的故事,他站起来把双脚裤管往上托;讲到悄悄话,他贴近记者的耳朵说。
现在,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过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张全收父亲患脑溢血,母亲时而精神失常,老婆也患脑溢血后遗症,家庭压力不小。他买了栋别墅,但却住不习惯,仍经常独自去那300元月租金的旧房里住。
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一个祈祷:让老天爷保佑家人及全公司员工平平安安,都能顺利地挣钱,让千家万户的孩子有活干、工资能拿到手。
1.3万多人,每进一批新人,张全收都要发表讲话,必须亲自去,一次起码一个小时,顶不住也得顶,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前几年,他每天5点准时起来,6点准时到厂里发表讲话。现在,则改为6点或6点半起来,但每天坐下来,就会不停地打哈欠,“现在就想多休息一会,睡个三天三夜。”
他不抽烟,基本不喝酒,最喜欢的饮食是“早晨一碗小米粥,中午一碗刀削面,两个馒头” 。
他不打麻将,也很少看书,也不知道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
他也不会用电脑,办公桌上有一台,都是人家打开给他看。
当然,他也很少在办公室,一个月也不到三五回,没事就往企业跑,到车间里去问工人的情况,到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问他们的人力资源计划。
现在,他的公司在平湖已经很有名,“假如他把人撤了,很多厂都会受影响”。
树大招风。他的“全顺”公司名在另外的城市被抢注,有人打着他的牌子在坑蒙拐骗。
还有人说他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的公司有那么多工人,而且是这么忠诚于他。但他辩解说,他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因为与他合作的厂,员工都很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或劳资纠纷。
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源源不断地把孩子交给他,他也在河南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等等。有时出席正式会议,他会带上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章,像一个立了赫赫战功的老战士一样,挂满上衣。
然而,在深圳他几乎没有获得荣誉,他只不过是千百万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
“我给千家万户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的家,挣到了钱,给企业带来了方便,社会也更和谐了,但一些人却天天来查我,查得我没法开门。我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无证经营;我办了营业执照,他说我超范围经营、说我不合法经营;我让他给我批证,他不给我批。我找谁?我只有找温总理,我不找温总理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