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芳的荒诞剧
南钢即将入主江苏铁本，而此时，曾经被称为“民营钢铁大王”的铁本创办人戴国芳仍然深陷囹圄，也许到今天他都没有明白，是什么在主宰自己的命运
实话实说，有人一直为江苏铁本的戴国芳抱有不平心态。戴此时深陷囹圄，他的亿万身家付诸东流，他的铁本梦想当然也是灰飞烟灭。事情看上去就这么定了。最近，由南钢主导重组铁本的方案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南钢即将入主铁本，重组也会很快展开。
当我们把这样的消息带给戴国芳，他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激动，他的头扭到了一边，似乎不愿意面对现实，面部没有表情，长久地沉默，然后是自言自语，“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要承认错误”，“我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
但是戴国芳真的有权利负起这个责任么？
遥想4年前，当九部委联合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开始对铁本进行全面调查，戴国芳的应对措施也是自我检查。检查组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戴的一份“自查报告”便送到了领导的桌上。戴国芳承认：“我公司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戴国芳知道，仅仅只有书面检查是不够的，第二天他又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到了当地的国税局。
事实上，从北京急匆匆奔过去的领导们，事先了解到的情况并不是戴国芳自己爆出来的税收问题，而是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直接冲突的越权审批、违规征地、骗取贷款、违反贷款审批和偷税漏税等。这些醒目的罪行，干扰了国家的经济运行，破坏了相关的经济政策，必须加以清理。收监戴国芳的理由显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北京方面成竹在胸，常州方面则全力配合上方，戴国芳本人也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
两年多后，戴国芳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却只字不提先前罗列的罪状，戴被控的罪名只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自查报告。
这个时候，戴国芳的故事开始呈现出荒诞剧一般的奇怪意味。
有人说，审判戴国芳以扰乱宏观经济运行罪开始，却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告终，这多少显示出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事先的准备不足，让人觉得戴国芳仅仅是一道祭品。还有人看见法庭上的戴国芳第一次显现出少有的惊讶，他甚至在私底下对人说，要是当初不主动提交自查报告，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此简单的问题，戴国芳回答起来却无比艰难，很有可能此生都无法回答。事实上还有更加简单的问题让戴国芳无法释怀。比如，铁本的扩张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当地银行对铁本放贷的胆量和速度更是惊人，在短短的几周之内，戴国芳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戴原本并不够宏大的计划，终于在多方的推动下，膨胀成一个工程概算超百亿、工程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而且整个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一切显然都是政府在推动，但是现在，更高一级的政府却以底气十足的理由否定了地方政府。一夜之间，地方政府像极了一个听话的孩子，一切听从上级领导的安排，把戴国芳直接推到了中央检查组的面前。
在看守所里，戴国芳伤心地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故事的第二重荒诞剧意味如此浓烈！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小小的戴国芳有多少空间可以表达，有多少话语权来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他似乎像一个皮球，先被人兴高采烈地游戏了一阵，接着就被另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一脚踢爆了。
如果说戴国芳的故事还有第三层的荒诞剧意味，应该是他的铁本和宁波建龙公司、四川刘永好铝业的命运反差。就在铁本消亡之时，被喻为“铁本第二”的宁波建龙却在2006年3月15日获得新生。2004年5月，宁波建龙同样属于违规、越权审批上马的项目，受到上方审查。刘永好的铝业也是一直处在火烤之中，不过并没有遭到戴国芳的灭顶之灾，刘的铝业不仅坚持经营，而且为他带来了不错的效益。两相对比，戴国芳和铁本真是倒霉到了顶点。 有人分析戴的错误，认定这个从村庄里长大、12岁就辍学去捡废铜烂铁的“苦孩子”不但缺少政治资本，而且不懂政治。而建龙和新希望铝业之所以绝地逢生，乃是因为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南钢集团董事长肖同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都冠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
可是平心而论，一家企业的管理经营与它背后政治身份之间的幽深关系，除了作荒诞之理解，谁又能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
戴国芳的故事与一份文件紧密相连。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戴国芳从此时运不济。我们无意争辩这份红头文件的巨大意义，在刚刚过去的几年内，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修复作用，我们甚至可能需要更多地站在正面来理解。但作为戴国芳，一个具体的经济人、自然人，他的沉浮却呈现出某种自己不可把握的命运感和悲剧感，这让很多局外人或多或少想发出一点无足轻重的唏嘘之声。
我们或者也可以把这份通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2001年前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出现重型化的趋势，很多敏感的企业家纷纷挺进长期以来被国有企业“垄断”的上游产业。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近50%，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投资增长更为迅猛。宏观投资过热，终于成为了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的这份国务院通知，拉下了宏观调控的大闸，重点清算的就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戴国芳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熟读经济学史的人们应该记得，早在172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泡沫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是管理私人企业，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个法案的最终目的，只是帮助国有大公司发展。而更早的1700年，英国私人企业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也是被政府严格禁止，因为政府需要保护国有羊毛经营商的利益。18世纪的法国，政府管制经济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法律禁止法国人生产、进口和销售印花棉布，惩罚的措施从服苦役、蹲大牢，一直到判处死刑。经济学家赫可歇记载了法国北部城市瓦朗西安一次残暴的处罚事件：77个非正规经营者被判处绞刑，58人被送到轮式刑车上进行折磨，631人被迫服苦役，1人被流放，没有一个销售过印花棉布的私人幸免。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审视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的商业悲剧，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体会更多的则是历史的荒诞和先人的短视，很难相信一块没有经过政府允许销售的印花棉布，就会导致一个个生动的、具体的经济人失去自由，丧失生命。
那么，许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人也来审视今天还在继续上演的戴国芳事件——他因为钢铁经营深陷囹圄，他的亿万身家付诸东流，他的铁本梦想灰飞烟灭——人们可能不会再去重视宏观经济的秩序、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政府的管理意志，而可能会更多地站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平台上，观察一出已经散场的商业荒诞剧，感叹先人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竟然是如此画地为牢，当然也会为一个名叫戴国芳的人叹息，他的勤劳、他的财产、他的糊涂、他的牢狱之灾。
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制度下，上演了一部悲伤的商业荒诞剧，时间很短，故事简单，像一个美丽的泡沫，在历史体系里闪耀了一下，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尘埃中。然而在当时当地，在戴国芳有生之年，却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无言以对。
当我们把这样的消息带给戴国芳，他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激动，他的头扭到了一边，似乎不愿意面对现实，面部没有表情，长久地沉默，然后是自言自语，“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要承认错误”，“我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任”。
但是戴国芳真的有权利负起这个责任么？
遥想4年前，当九部委联合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开始对铁本进行全面调查，戴国芳的应对措施也是自我检查。检查组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戴的一份“自查报告”便送到了领导的桌上。戴国芳承认：“我公司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戴国芳知道，仅仅只有书面检查是不够的，第二天他又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到了当地的国税局。
事实上，从北京急匆匆奔过去的领导们，事先了解到的情况并不是戴国芳自己爆出来的税收问题，而是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直接冲突的越权审批、违规征地、骗取贷款、违反贷款审批和偷税漏税等。这些醒目的罪行，干扰了国家的经济运行，破坏了相关的经济政策，必须加以清理。收监戴国芳的理由显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北京方面成竹在胸，常州方面则全力配合上方，戴国芳本人也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
两年多后，戴国芳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却只字不提先前罗列的罪状，戴被控的罪名只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自查报告。
这个时候，戴国芳的故事开始呈现出荒诞剧一般的奇怪意味。
有人说，审判戴国芳以扰乱宏观经济运行罪开始，却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告终，这多少显示出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事先的准备不足，让人觉得戴国芳仅仅是一道祭品。还有人看见法庭上的戴国芳第一次显现出少有的惊讶，他甚至在私底下对人说，要是当初不主动提交自查报告，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此简单的问题，戴国芳回答起来却无比艰难，很有可能此生都无法回答。事实上还有更加简单的问题让戴国芳无法释怀。比如，铁本的扩张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当地银行对铁本放贷的胆量和速度更是惊人，在短短的几周之内，戴国芳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戴原本并不够宏大的计划，终于在多方的推动下，膨胀成一个工程概算超百亿、工程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而且整个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一切显然都是政府在推动，但是现在，更高一级的政府却以底气十足的理由否定了地方政府。一夜之间，地方政府像极了一个听话的孩子，一切听从上级领导的安排，把戴国芳直接推到了中央检查组的面前。
在看守所里，戴国芳伤心地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故事的第二重荒诞剧意味如此浓烈！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小小的戴国芳有多少空间可以表达，有多少话语权来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他似乎像一个皮球，先被人兴高采烈地游戏了一阵，接着就被另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一脚踢爆了。
如果说戴国芳的故事还有第三层的荒诞剧意味，应该是他的铁本和宁波建龙公司、四川刘永好铝业的命运反差。就在铁本消亡之时，被喻为“铁本第二”的宁波建龙却在2006年3月15日获得新生。2004年5月，宁波建龙同样属于违规、越权审批上马的项目，受到上方审查。刘永好的铝业也是一直处在火烤之中，不过并没有遭到戴国芳的灭顶之灾，刘的铝业不仅坚持经营，而且为他带来了不错的效益。两相对比，戴国芳和铁本真是倒霉到了顶点。 有人分析戴的错误，认定这个从村庄里长大、12岁就辍学去捡废铜烂铁的“苦孩子”不但缺少政治资本，而且不懂政治。而建龙和新希望铝业之所以绝地逢生，乃是因为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南钢集团董事长肖同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都冠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
可是平心而论，一家企业的管理经营与它背后政治身份之间的幽深关系，除了作荒诞之理解，谁又能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
戴国芳的故事与一份文件紧密相连。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戴国芳从此时运不济。我们无意争辩这份红头文件的巨大意义，在刚刚过去的几年内，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修复作用，我们甚至可能需要更多地站在正面来理解。但作为戴国芳，一个具体的经济人、自然人，他的沉浮却呈现出某种自己不可把握的命运感和悲剧感，这让很多局外人或多或少想发出一点无足轻重的唏嘘之声。
我们或者也可以把这份通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2001年前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出现重型化的趋势，很多敏感的企业家纷纷挺进长期以来被国有企业“垄断”的上游产业。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近50%，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投资增长更为迅猛。宏观投资过热，终于成为了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的这份国务院通知，拉下了宏观调控的大闸，重点清算的就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戴国芳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熟读经济学史的人们应该记得，早在172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泡沫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是管理私人企业，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个法案的最终目的，只是帮助国有大公司发展。而更早的1700年，英国私人企业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也是被政府严格禁止，因为政府需要保护国有羊毛经营商的利益。18世纪的法国，政府管制经济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法律禁止法国人生产、进口和销售印花棉布，惩罚的措施从服苦役、蹲大牢，一直到判处死刑。经济学家赫可歇记载了法国北部城市瓦朗西安一次残暴的处罚事件：77个非正规经营者被判处绞刑，58人被送到轮式刑车上进行折磨，631人被迫服苦役，1人被流放，没有一个销售过印花棉布的私人幸免。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审视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的商业悲剧，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体会更多的则是历史的荒诞和先人的短视，很难相信一块没有经过政府允许销售的印花棉布，就会导致一个个生动的、具体的经济人失去自由，丧失生命。
那么，许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人也来审视今天还在继续上演的戴国芳事件——他因为钢铁经营深陷囹圄，他的亿万身家付诸东流，他的铁本梦想灰飞烟灭——人们可能不会再去重视宏观经济的秩序、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政府的管理意志，而可能会更多地站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平台上，观察一出已经散场的商业荒诞剧，感叹先人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竟然是如此画地为牢，当然也会为一个名叫戴国芳的人叹息，他的勤劳、他的财产、他的糊涂、他的牢狱之灾。
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制度下，上演了一部悲伤的商业荒诞剧，时间很短，故事简单，像一个美丽的泡沫，在历史体系里闪耀了一下，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尘埃中。然而在当时当地，在戴国芳有生之年，却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