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 半个银行家
郭树清和周小川等被称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新一代技术官僚，在他们身上所出现的急进、失误以及成功，曲折地反映在中国金融、投资等领域
郭树清几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一次是担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时，力主动用450亿外汇储备为中行、建行注资；另一次是担任建行掌门人在建行上市之初，直面来自市场的贱卖质疑；而另两次则与建行的激励机制有关，最近的新闻是，27万名员工将认购和获赠总计8亿股建行股份，斥之者称建行用纳税人的钱谋小团体之利，慷纳税人之慨，属于变相地提高全员工资。不料建行底层员工并不买账，他们抱怨自己当了垫脚石，相比于高管得到的利益，他们所获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哂。
下过乡插过队、受过高等教育、在体制内顺利走到今天的郭树清，被称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新一代技术官僚，与周小川等人相近似：有完整的学术背景，有体制内长期的历练过程，有市场化的意愿，支持对外开放。这一批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的人，目前正值壮年，担负起主导某一方面改革进程的重大作用，在他们身上所出现的急进、失误以及成功，曲折地反映在中国金融、投资等领域。
从郭树清等人的经历来看，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我国国有银行的缓慢转型相伴，不可能拥有从市场内生而来的敏锐嗅觉，注定只能成为半个银行家。为了改革的便捷，他们对外开放的兴趣远远浓于对内开放，对内外资开放的呼吁，在现实中往往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面倒的声音，在现行体制下，半市场化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激励，远远多过于基础性的改革。
要言之，这些学者型的改革决策者奉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并且对此充满自信。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郭树清与周小川两人实现抱负的路途中，经常出现轨道重叠之处。周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郭曾任国家体改委综合司司长，两人为中国设计改革路径，著述颇丰。因此，在投融资与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两人意见相投并不奇怪。两人都曾对QFII抱以极大的好感，同时提出QDII的设想；虽然郭树清不愿意多说，但是争议极大的外汇储备注资两大行，据称就是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与时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的郭树清主导下的产物。
这次典型的“法为我所用”的案例，激起一片质疑之声。让外汇储备用于为国有银行救急，其实相当于政府在投放基础货币之后再投放一次，属于变相的政府公开征收铸币税的行为，如果不是金融危机时刻，这样于法于理均有不合的改革手段应该遭到禁止。
但郭树清称外汇注资合理又合法，这受到曾经与其有过合著的吴敬琏先生的质疑，两人在公开场合的争论一度成为大新闻。相对于吴敬琏坚持的程序正义，郭树清显然对于解决问题式的特事特办更感兴趣，在他眼中，四大国有银行大概已濒于破产，他一再引述不良贷款率来印证这一点。
在银行改革惟一的注资、上市路径中，清除不良贷款成为解开一切麻烦的关键。“坏账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要让国有银行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谈何容易？很多事情都不是银行自己想搞坏的”，因此，由政府一次性买单成为首选。
目标正确并不能印证手段正确，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情太复杂的时候，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你知道，当一团乱麻用手解不开时，用刀一劈就行了。”
他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法律不禁止即为可行；吴敬琏则认为他颠倒了法律在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法无禁止即为允许指的是公民权利，而政府行为需要经过合法性授权，“因为政府权力的根源在于公民”，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在注资两行之前给全国人大财经委所发的只经财经委主任和副主任过目的公函，显然有违权力民授。
可见两者的理念有本质区别，郭树清追求的是行政效率，他认为如果很多事情都拿去讨论、可能十年八年都解决不了，从而贻误改革的时机。但他显然混淆了行政低效与制度正义之间的界限，这可能事出有因，也许以他的从政经历，知道在目前的体制下一个重大问题确实需要十年八年才能定调，因此，一切从之以“权”。
在这里，改革与开放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学者型官员的利器，其隐含在其中的正义反而遭到消解。
从辩解的理由来看，郭树清作为技术官僚的理性，在制度的压迫下，存在非理性的嫌疑，并且在逻辑上存在不能自洽之处。这种不能自洽有可能产生极为危险的为改革树敌的后果，使改革的相对受损者远远超过相对获益者。
诚然，汇金投资在国有银行上市后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但这未能豁免外汇注资的非正当性，同时并未能惠及真正做出了牺牲的纳税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型企业的高分红大部分成为境外投资者的专利。这样做的后遗症同样是严重的，导致此后类似的救急性投机举措不断，财政民主制度遥遥无期，郭树清等改革派也因此患上了短期效益依赖症。
郭树清在注资时的一个理由是，“中行、建行都是全国人民的，450亿元外汇储备也是全国人民的。如果这两家银行破产清算，责任都在我们(中央银行)这儿。”这是要求动用财政为银行买单时的说法，在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上市赢利好转之后，市场逻辑成为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与股权激励计划的说辞。
当然，要建立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并不是建行一家，不过建行通过全员持股开了个小闸门。2006年建行员工费用同比增长30%，与目前的全员持股新闻，如果不是建行通过此种方式暗度高管激励之陈仓，就只能说明建行还只是停留在撒胡椒面式的全员福利阶段，后一设想显然不太符合目前自居为银行家的国有银行高管们的心理。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责权对等，一个真正的银行家在手拿巨款之时必定会想到当初所欠纳税人的天量钱款，但他们显然毫无愧疚之心，这也证明，目前的银行并非真正的市场化银行，而郭树清等人也非真正的银行家。
也许，政府无偿剥离不良贷款、并以认可国际市场的价格低估等方法谋求上市，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但由四大国有银行向国民借债，本该是一个培养责任心与市场心的好办法。
建行的内部激励看上去更像全员福利——8亿股建行股份，平均每个员工近3000股，按照近期市价约为17000元。不同的职级将获得不同的报酬，这是股权激励吗？拿微软与花旗的股权激励对照一下，形不似神更非。当然，这又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范本，他们很容易在设定好的制度路径上掉进渐进式改革的陷阱。
郭树清说过，任何经济，哪怕是最糟糕的经济，都不会犯错误；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会犯错误。其实市场不会错，错的是以为走市场之路的人。
建行已具金融控股公司雏形，郭树清实现自己的金融帝国面临着无数挑战，比如他在英美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遭遇当地壁垒，他建立合资信用卡公司也受我国的法律限制。一一经历了这些开放与不开放之后，以郭树清为典型人物的学者型技术官僚当然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什么是规则所允许的保护，金融帝国是怎么炼成的。
他们曾经把小额账户的些微赢利作为符合市场理念的大事四处散布；他们也曾一边声称“强化金融体系必须弱化政府干预”，一边与地方政府开展银政通合作，并认为地方政府是投资者。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荒诞而没有逻辑的行为。
当然，他们也有理由骄傲，实在，中国的经济奇迹让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乌鸡变成了凤凰，而其中，建行的发展确实比较快，对中小企业、个人贷款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下过乡插过队、受过高等教育、在体制内顺利走到今天的郭树清，被称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新一代技术官僚，与周小川等人相近似：有完整的学术背景，有体制内长期的历练过程，有市场化的意愿，支持对外开放。这一批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的人，目前正值壮年，担负起主导某一方面改革进程的重大作用，在他们身上所出现的急进、失误以及成功，曲折地反映在中国金融、投资等领域。
从郭树清等人的经历来看，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我国国有银行的缓慢转型相伴，不可能拥有从市场内生而来的敏锐嗅觉，注定只能成为半个银行家。为了改革的便捷，他们对外开放的兴趣远远浓于对内开放，对内外资开放的呼吁，在现实中往往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面倒的声音，在现行体制下，半市场化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激励，远远多过于基础性的改革。
要言之，这些学者型的改革决策者奉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并且对此充满自信。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郭树清与周小川两人实现抱负的路途中，经常出现轨道重叠之处。周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郭曾任国家体改委综合司司长，两人为中国设计改革路径，著述颇丰。因此，在投融资与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两人意见相投并不奇怪。两人都曾对QFII抱以极大的好感，同时提出QDII的设想；虽然郭树清不愿意多说，但是争议极大的外汇储备注资两大行，据称就是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与时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的郭树清主导下的产物。
这次典型的“法为我所用”的案例，激起一片质疑之声。让外汇储备用于为国有银行救急，其实相当于政府在投放基础货币之后再投放一次，属于变相的政府公开征收铸币税的行为，如果不是金融危机时刻，这样于法于理均有不合的改革手段应该遭到禁止。
但郭树清称外汇注资合理又合法，这受到曾经与其有过合著的吴敬琏先生的质疑，两人在公开场合的争论一度成为大新闻。相对于吴敬琏坚持的程序正义，郭树清显然对于解决问题式的特事特办更感兴趣，在他眼中，四大国有银行大概已濒于破产，他一再引述不良贷款率来印证这一点。
在银行改革惟一的注资、上市路径中，清除不良贷款成为解开一切麻烦的关键。“坏账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要让国有银行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谈何容易？很多事情都不是银行自己想搞坏的”，因此，由政府一次性买单成为首选。
目标正确并不能印证手段正确，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情太复杂的时候，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你知道，当一团乱麻用手解不开时，用刀一劈就行了。”
他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法律不禁止即为可行；吴敬琏则认为他颠倒了法律在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法无禁止即为允许指的是公民权利，而政府行为需要经过合法性授权，“因为政府权力的根源在于公民”，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在注资两行之前给全国人大财经委所发的只经财经委主任和副主任过目的公函，显然有违权力民授。
可见两者的理念有本质区别，郭树清追求的是行政效率，他认为如果很多事情都拿去讨论、可能十年八年都解决不了，从而贻误改革的时机。但他显然混淆了行政低效与制度正义之间的界限，这可能事出有因，也许以他的从政经历，知道在目前的体制下一个重大问题确实需要十年八年才能定调，因此，一切从之以“权”。
在这里，改革与开放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学者型官员的利器，其隐含在其中的正义反而遭到消解。
从辩解的理由来看，郭树清作为技术官僚的理性，在制度的压迫下，存在非理性的嫌疑，并且在逻辑上存在不能自洽之处。这种不能自洽有可能产生极为危险的为改革树敌的后果，使改革的相对受损者远远超过相对获益者。
诚然，汇金投资在国有银行上市后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但这未能豁免外汇注资的非正当性，同时并未能惠及真正做出了牺牲的纳税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型企业的高分红大部分成为境外投资者的专利。这样做的后遗症同样是严重的，导致此后类似的救急性投机举措不断，财政民主制度遥遥无期，郭树清等改革派也因此患上了短期效益依赖症。
郭树清在注资时的一个理由是，“中行、建行都是全国人民的，450亿元外汇储备也是全国人民的。如果这两家银行破产清算，责任都在我们(中央银行)这儿。”这是要求动用财政为银行买单时的说法，在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上市赢利好转之后，市场逻辑成为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与股权激励计划的说辞。
当然，要建立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并不是建行一家，不过建行通过全员持股开了个小闸门。2006年建行员工费用同比增长30%，与目前的全员持股新闻，如果不是建行通过此种方式暗度高管激励之陈仓，就只能说明建行还只是停留在撒胡椒面式的全员福利阶段，后一设想显然不太符合目前自居为银行家的国有银行高管们的心理。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责权对等，一个真正的银行家在手拿巨款之时必定会想到当初所欠纳税人的天量钱款，但他们显然毫无愧疚之心，这也证明，目前的银行并非真正的市场化银行，而郭树清等人也非真正的银行家。
也许，政府无偿剥离不良贷款、并以认可国际市场的价格低估等方法谋求上市，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但由四大国有银行向国民借债，本该是一个培养责任心与市场心的好办法。
建行的内部激励看上去更像全员福利——8亿股建行股份，平均每个员工近3000股，按照近期市价约为17000元。不同的职级将获得不同的报酬，这是股权激励吗？拿微软与花旗的股权激励对照一下，形不似神更非。当然，这又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范本，他们很容易在设定好的制度路径上掉进渐进式改革的陷阱。
郭树清说过，任何经济，哪怕是最糟糕的经济，都不会犯错误；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会犯错误。其实市场不会错，错的是以为走市场之路的人。
建行已具金融控股公司雏形，郭树清实现自己的金融帝国面临着无数挑战，比如他在英美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遭遇当地壁垒，他建立合资信用卡公司也受我国的法律限制。一一经历了这些开放与不开放之后，以郭树清为典型人物的学者型技术官僚当然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什么是规则所允许的保护，金融帝国是怎么炼成的。
他们曾经把小额账户的些微赢利作为符合市场理念的大事四处散布；他们也曾一边声称“强化金融体系必须弱化政府干预”，一边与地方政府开展银政通合作，并认为地方政府是投资者。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荒诞而没有逻辑的行为。
当然，他们也有理由骄傲，实在，中国的经济奇迹让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乌鸡变成了凤凰，而其中，建行的发展确实比较快，对中小企业、个人贷款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