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女孩的恶作剧（节选）

《坏女孩的恶作剧》写的是一个自幼把金钱看成是唯一幸福的女孩莉莉，与一个胸无大志的翻译家里卡多苦恋一生的故事，时间跨度整整四十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坦言：“这个历程的确是我自传的一部分。我通过回忆来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自传成分出现在故事发展的所有舞台、环境和框架之中。”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当1965年3月我快满30岁到达秘鲁的时候，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吉列尔莫·洛瓦顿、胖子保尔和左派革命运动其他领导人的照片都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也出现在了电视上——当时秘鲁已有电视了，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们。左派革命运动造反的形式是再浪漫不过了。那些领导人的照片是由这个运动中自己的成员寄去给媒体的，他们通过媒体宣布，鉴于农民和工人受到残酷的压榨剥削，费尔南多·贝朗德·特尔里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左派革命运动决定采取行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他们蓄着长发，留着大胡子，手持长枪，上身是高领黑色毛衣野战装，下身是草绿色长裤，脚穿皮靴。我看到让·保尔还是像从前那么胖。在《邮报》第一版刊登的照片上，他周围还有四个人，而他是惟一面带笑容的。“这些疯子连一个月都折腾不了。”我去看他的那天上午，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博士在他那博萨大街利马中心的工作室里预言道。“哼，要把秘鲁变成第二个古巴！要是让你的阿尔韦塔姑妈看到这些游击队员流亡者的面孔，她会昏厥过去的。”

我叔叔对左派革命运动宣布采取武装行动看得并不那么严重，而且他的这种想法很普遍。人们认为这是不理智的举动，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我在秘鲁度过的几个星期一直感到很压抑，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感到自己仿佛是个孤儿，所以意志消沉至极。我住在我姑妈阿尔韦塔在米拉弗洛雷斯哥伦布大街的房子里，房间里仍旧是姑妈在世时的摆设，所以一切都让我想起她，也让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和失去父母的童年。我在姑妈的床头柜里发现我从巴黎写给她的全部信件她都按时间顺序码得整整齐齐，这让我十分感动。我见到了我在阿莱格雷区米拉弗洛雷斯的老朋友，在一个周六，我跟他们中间的六个人到靠近艾克斯普雷萨大道的国华中餐馆去吃饭叙叙旧。除了对往事的回忆外，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职业青年和商人（有两个人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的生活，跟我在巴黎干的事没有任何关系。三个人已经结了婚，其中一个人已经有了孩子，其他三个人已经有了恋人，而且这些恋人很快就要变成他们的未婚妻了。在交谈的空间，我们就开一些玩笑，大家都装出很羡慕我住在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城市，跟那些床上功夫不亚于野兽的法国女郎厮混。如果我告诉他们在巴黎的那些年代里，惟一跟我上过床的女孩是一个秘鲁人，而且恰恰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那个假智利女孩莉莉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惊愕。他们对报纸上宣布的那些游击队怎么看？他们跟我的叔叔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同样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古巴派来的那些卡斯特罗主义者是不会长久的。谁会相信在秘鲁共产主义革命会胜利？如果贝朗德政府拿他们没办法，军人会再次出来维持秩序，这也不会让他们感到多舒服。这也正是阿陶尔福·拉米耶尔博士所担心的——

“这些白痴惟一要干的事就是玩游击战游戏，而这将把搞政变的借口拱手送到军人手中，结果是我们又要遭受八年或十年的军事独裁。再说，对于要对一个民选的民主政府实行革命的人，整个寡头集团，从《新闻报》和《商报》开始，都在指责他是要进行土地改革的共产主义者。秘鲁是一塌糊涂，大侄子，你到充满笛卡尔主义光明的国度里去生活是对的。”

叔叔阿陶尔福是个40岁开外的人，身材瘦高，蓄着浓密的小胡子，总是穿个西服马甲，打着小领带。我的婶婶多洛雷斯是一位仁慈的夫人，面色苍白，已经残废近十年，叔叔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他们住在一座温馨的小房子里，室内有很多书籍和唱片。这座房子在奥里瓦尔·德圣伊西德罗大街，他们请我去家里吃中饭和晚饭。婶婶多洛雷斯虽然残疾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