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志祥 反扒英雄的尴尬和委屈
一支凭血勇之气和英雄情结集合而成的南京民间反扒队,何以在短短两年间就遭警方取缔?一群曾心心相印相互倚重的同伴,为何走向了离散、甚至是诉讼之路?
“我是武警也是古城猎鹰”,关志祥的QQ签名,如是向虚拟空间的人们介绍自己。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却是另一番景象。头顶上是颅底骨折后留下的伤疤,光头上的发茬间永远散发着药酒的味道,前胸后背永远贴着膏药,说话急了接不上,就要停下来皱着眉头想半天。
五年多前的一次义务反扒行动中,英俊勇武的他意外受重伤,夺回一命后,荣誉与伤痛相伴而至。而今天荣誉渐渐消退,伤痛却将伴他终生。
采访不时被人打断,老有人认出他来。“你不是那个反扒英雄吗?你受伤的时候,我给你捐过钱呢!”
他苦笑着:“我要是当时就死了,也许就成真英雄了。”
他昔日的身份终将被人一点点淡忘:南京市民间反扒大队副大队长。在他被撤职除名之后,这支从未受到任何机构授权的队伍,也被南京警方宣布取缔。
英雄受伤
1979年出生于南京的关志祥自幼崇尚军旅生涯,高中毕业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就因表现突出而入党。退伍后进入南京一居委会做内勤工作,常觉满腔热血无处抛洒,与平日里结识的三五个有志青年意气相投,就自发结成了义务反扒小组。
“我和朱永宁、陈嘉斌他们几个都学过点擒拿格斗,有两下身手。没事了就上街抓小偷,我们人多时,抓到就往派出所送,人少时,把小偷吓跑就算了。也有受伤的时候,那回几个扒子被我们盯了一路,最后急了,把我们引下车就摸出了砍刀来!”
那回他的朋友朱永宁受了轻伤。青年义举经媒体报道后,群众反馈强烈,送花送药的都来了。也有人对他们表示担心:你们几个人怎么斗得过那么多小偷啊,还是别干了吧!大家加强防扒意识就成。
激情刚刚开始燃烧的他们怎么可能罢手?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2002年10月,朱永宁那次受伤不久,南京 《金陵晚报》受几人之托,推出“无薪招聘业余反扒”的报道,顿时老幼咸集。从近千名报名者中选出百余人来,南京城里的“民间反扒大队”就这样声势浩大地成立了。
很快,年龄较长的陈嘉斌被选为队长,朱永宁任副大队长,关志祥成为骨干队员。
这样一支队伍,自然获得了南京市民的无上好评,而那些无名无利的队员们,也与关志祥一样,怀着英雄主义情结,俨然正义化身,享受着擒贼带来的精神满足。
2003年1月18日下午1时许,关志祥与朱永宁、陈嘉斌等一行7人在南京中央门附近展开行动。刚将一小偷扭送至派出所,就接到群众举报:小市街道铁道边高台上发现不少证件,可能是小偷丢下的赃物。关志祥快步上去,捡起证件,再一转身,看见不远处公交站台上,一个小偷正在扒窃。他手指着小偷向队长报告:“有情况!”
然而未及动身,一辆火车轰鸣而来,带起巨风,把他从6米高的坡台裹挟而下,落地后耳鼻出血,神志不清。
队员将他紧急送往鼓楼医院抢救,经检查,他颅底骨折,病情危急,随时有生命危险。当晚6点,院方发下第一张病危通知单。
关志祥生命垂危的消息由媒体发布后,整个南京城沸腾了。电台、电视台与报纸网络的集中报道,让他成为南京市民心目中的反扒英雄,曾经并肩作战的队员们,放弃休息轮流守夜看护。
大红的捐款箱很快设在医院,人们排队捐钱,基督教堂里有人为他祈祷,佛教界人士为他默诵求福,以至于某天南京一个公交车司机这样讲:这几天车上一个小偷也看不到了,听说那些扒子避风头,都到外地度假去了!最好玩的是今天开了一天车,乘客不论男女老少,一上来就朝满车人问:关志祥今天醒了吗?
这一切,关志祥毫不知情。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9天9夜,终于醒来。捐款源源不断,确保他的治疗顺利进行。颅底骨折死亡率高过九成,而他成为幸运者的一员。他挺了过来,但已构成六级伤残,右耳失聪,脑外伤后综合症并轻度智力下降。
短暂的光环
关志祥的受伤让反扒大队的荣誉达到顶峰。英雄归来,他被队员们一致推举为副大队长。但此后的一年里,随着头上光环的渐渐退去,他与队员之间开始产生深深的隔阂。隔阂原因何在?
除去关志祥住院期间专供治疗的社会捐款而外,渐渐开始有市民给反扒队员们捐钱。第一笔捐款四千余元,钱通过媒体捐来,转到关志祥手中保管。这钱怎么用,关志祥的意见与队员产生分歧。
有人想拿来吃饭,有人要充电话费,也有人认为应当充到IC卡中作路费之需,这些都被关志祥否决了。“以前什么钱都没有,大家不还是一样自费抓贼吗?我认为这钱必须用在队员受伤、见义勇为上!”
终于有一天,他为这笔捐款与队长陈嘉斌发生了正面冲突。陈带几名队员出去行动,回来叫他报销200多元的餐费,关志祥不同意。结果那四千余元,就一直没人能用上。
关志祥牢牢抓住财权不放,在队伍里也日益孤立。2004年3月13日,在反扒大队被授予“南京市优秀志愿集体”称号刚满一年、关志祥刚接受完高压氧脑部治疗之际,反扒大队借用了一间学校的办公室,由队长陈嘉斌主持,进行无记名投票,免去了关志祥副大队长一职。
按照反扒队的“内部规定”,免职后的关志祥应当把一切权力都交出去。关把其他的管理工作都交接完了,钱却一分也不放,他想让这笔钱按照他的意图使用。
被免职的第九天,反扒队员们从报纸上看到“反扒队捐出所有爱心款”的文章时,才知道,关志祥在没有和任何队员商量的情况下,由女队员包瑞婷和媒体记者陪同,把这笔大家一直没能用到的钱,捐给南京市儿童福利院了。
关志祥这一举动,越发提升了反扒队在南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大家来不及回味,另一件事发生了:队长陈嘉斌通过媒体声明,关志祥擅自捐款,不是反扒大队的真实意思。
票决开除
重新回归“一穷二白”的义务反扒队,获得了暂时的平静。然而没多久,又来了一笔数额更大的捐款:某企业赞助队员正义之举的一万八千元钱,再次通过媒体转交到了关志祥手中。
“这么多钱拿在我一个人手上,他们肯定很多人盯着不放。”关志祥这次又有了出其不意的一招,“我就用包瑞婷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个号,我来管密码,由媒体记者监督。我们任何一个人想用这钱都不行,必须大家一致通过。”
这一做法又招来反扒队其他队员的不满。一天晚上,队长陈嘉斌喊上几名队员,约关志祥在新街口一家麦当劳里商量钱的保管权变更问题。当晚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关志祥拨打“110”报警,在警方调解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彼此信任的基础,就这样在天外飞来的金钱与权力的角逐中,一点点坍塌殆尽。2004年7月16日,在关志祥并未参加的情况下,反扒大队再次召开会议。
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件事,一是前不久队员们反扒时将一市民打伤,需要赔付四千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大家决定就由当时参加行动的4人分担赔款;第二件,就是开除了关志祥和他的哥哥关志杰,他在弟弟受伤昏迷未醒之际加入了反扒队。
事后朱永宁对媒体称,关志祥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抓着捐款不给大家用,还把队员们私制反扒证(免费乘车与抓贼时自保之用)、带手铐抓贼等事向媒体透露。也有队员表示投票之前大家就很清楚,肯定是关氏兄弟被淘汰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
陈嘉斌也对媒体承认,开除关氏兄弟是他的意愿在先。但他的理由是关自受伤以后,身体情况就不适合呆在反扒志愿者大队了,希望能对其“劝退”,以便解脱。
对簿公堂
媒体报道让反扒队的内部矛盾一次次公开。这些曾经为了崇高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人,却开始为一些具体利益纠缠不休。被开除的关志祥并未交出那笔捐款,相反,3个月后,他一纸诉状把队长陈嘉斌告上法庭,他认为在他住院昏迷之际,陈嘉斌私自截留捐款,累计一万六千余元,他要求对方返还。 而陈嘉斌认为,这是关家兄弟的报复之举。
争议双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都认为当时的捐款确实是一笔糊涂账。有人送到医院捐款箱里,也有人托其他队员转交,有的是外面大笔数额转到医院,而当时在医院里陪护的队员们每日吃喝之需,则是直接从捐款箱里拿,此外,还要不时向医院交纳医疗费。
不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令反扒大队声名扫地的事。更让原被告双方无暇顾及的是,此时充斥媒体的全是反扒队的负面消息:打伤市民、误伤大学生、队员手机频繁更换,抓到小偷送进派出所就等着警方给报销打车费……
2004年11月,南京警方宣布,取缔这一从未有正式身份的民间反扒大队。
人心散了,队伍也散了。两大遗留问题,还在困扰着关志祥一人。一是他的身体病痛,二是那笔存在包瑞婷名下由他保管密码的捐款。
他还非常怀念过去与队友们并肩作战的美好时光:“公交车上,你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两人把车里乘客扫一遍,对面远远看着,什么话不说,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那是遥远的过去,美好理想的开始,于现在的他而言,只能跳跃着回忆。
如今,他非常珍惜街道的这份工作,尽管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根本不够吃药补养。捐款余额早已用尽,而今身为人父人夫的他,离开父母退休金的支持,便无法生活。
五年多前的一次义务反扒行动中,英俊勇武的他意外受重伤,夺回一命后,荣誉与伤痛相伴而至。而今天荣誉渐渐消退,伤痛却将伴他终生。
采访不时被人打断,老有人认出他来。“你不是那个反扒英雄吗?你受伤的时候,我给你捐过钱呢!”
他苦笑着:“我要是当时就死了,也许就成真英雄了。”
他昔日的身份终将被人一点点淡忘:南京市民间反扒大队副大队长。在他被撤职除名之后,这支从未受到任何机构授权的队伍,也被南京警方宣布取缔。
英雄受伤
1979年出生于南京的关志祥自幼崇尚军旅生涯,高中毕业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就因表现突出而入党。退伍后进入南京一居委会做内勤工作,常觉满腔热血无处抛洒,与平日里结识的三五个有志青年意气相投,就自发结成了义务反扒小组。
“我和朱永宁、陈嘉斌他们几个都学过点擒拿格斗,有两下身手。没事了就上街抓小偷,我们人多时,抓到就往派出所送,人少时,把小偷吓跑就算了。也有受伤的时候,那回几个扒子被我们盯了一路,最后急了,把我们引下车就摸出了砍刀来!”
那回他的朋友朱永宁受了轻伤。青年义举经媒体报道后,群众反馈强烈,送花送药的都来了。也有人对他们表示担心:你们几个人怎么斗得过那么多小偷啊,还是别干了吧!大家加强防扒意识就成。
激情刚刚开始燃烧的他们怎么可能罢手?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2002年10月,朱永宁那次受伤不久,南京 《金陵晚报》受几人之托,推出“无薪招聘业余反扒”的报道,顿时老幼咸集。从近千名报名者中选出百余人来,南京城里的“民间反扒大队”就这样声势浩大地成立了。
很快,年龄较长的陈嘉斌被选为队长,朱永宁任副大队长,关志祥成为骨干队员。
这样一支队伍,自然获得了南京市民的无上好评,而那些无名无利的队员们,也与关志祥一样,怀着英雄主义情结,俨然正义化身,享受着擒贼带来的精神满足。
2003年1月18日下午1时许,关志祥与朱永宁、陈嘉斌等一行7人在南京中央门附近展开行动。刚将一小偷扭送至派出所,就接到群众举报:小市街道铁道边高台上发现不少证件,可能是小偷丢下的赃物。关志祥快步上去,捡起证件,再一转身,看见不远处公交站台上,一个小偷正在扒窃。他手指着小偷向队长报告:“有情况!”
然而未及动身,一辆火车轰鸣而来,带起巨风,把他从6米高的坡台裹挟而下,落地后耳鼻出血,神志不清。
队员将他紧急送往鼓楼医院抢救,经检查,他颅底骨折,病情危急,随时有生命危险。当晚6点,院方发下第一张病危通知单。
关志祥生命垂危的消息由媒体发布后,整个南京城沸腾了。电台、电视台与报纸网络的集中报道,让他成为南京市民心目中的反扒英雄,曾经并肩作战的队员们,放弃休息轮流守夜看护。
大红的捐款箱很快设在医院,人们排队捐钱,基督教堂里有人为他祈祷,佛教界人士为他默诵求福,以至于某天南京一个公交车司机这样讲:这几天车上一个小偷也看不到了,听说那些扒子避风头,都到外地度假去了!最好玩的是今天开了一天车,乘客不论男女老少,一上来就朝满车人问:关志祥今天醒了吗?
这一切,关志祥毫不知情。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9天9夜,终于醒来。捐款源源不断,确保他的治疗顺利进行。颅底骨折死亡率高过九成,而他成为幸运者的一员。他挺了过来,但已构成六级伤残,右耳失聪,脑外伤后综合症并轻度智力下降。
短暂的光环
关志祥的受伤让反扒大队的荣誉达到顶峰。英雄归来,他被队员们一致推举为副大队长。但此后的一年里,随着头上光环的渐渐退去,他与队员之间开始产生深深的隔阂。隔阂原因何在?
除去关志祥住院期间专供治疗的社会捐款而外,渐渐开始有市民给反扒队员们捐钱。第一笔捐款四千余元,钱通过媒体捐来,转到关志祥手中保管。这钱怎么用,关志祥的意见与队员产生分歧。
有人想拿来吃饭,有人要充电话费,也有人认为应当充到IC卡中作路费之需,这些都被关志祥否决了。“以前什么钱都没有,大家不还是一样自费抓贼吗?我认为这钱必须用在队员受伤、见义勇为上!”
终于有一天,他为这笔捐款与队长陈嘉斌发生了正面冲突。陈带几名队员出去行动,回来叫他报销200多元的餐费,关志祥不同意。结果那四千余元,就一直没人能用上。
关志祥牢牢抓住财权不放,在队伍里也日益孤立。2004年3月13日,在反扒大队被授予“南京市优秀志愿集体”称号刚满一年、关志祥刚接受完高压氧脑部治疗之际,反扒大队借用了一间学校的办公室,由队长陈嘉斌主持,进行无记名投票,免去了关志祥副大队长一职。
按照反扒队的“内部规定”,免职后的关志祥应当把一切权力都交出去。关把其他的管理工作都交接完了,钱却一分也不放,他想让这笔钱按照他的意图使用。
被免职的第九天,反扒队员们从报纸上看到“反扒队捐出所有爱心款”的文章时,才知道,关志祥在没有和任何队员商量的情况下,由女队员包瑞婷和媒体记者陪同,把这笔大家一直没能用到的钱,捐给南京市儿童福利院了。
关志祥这一举动,越发提升了反扒队在南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大家来不及回味,另一件事发生了:队长陈嘉斌通过媒体声明,关志祥擅自捐款,不是反扒大队的真实意思。
票决开除
重新回归“一穷二白”的义务反扒队,获得了暂时的平静。然而没多久,又来了一笔数额更大的捐款:某企业赞助队员正义之举的一万八千元钱,再次通过媒体转交到了关志祥手中。
“这么多钱拿在我一个人手上,他们肯定很多人盯着不放。”关志祥这次又有了出其不意的一招,“我就用包瑞婷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个号,我来管密码,由媒体记者监督。我们任何一个人想用这钱都不行,必须大家一致通过。”
这一做法又招来反扒队其他队员的不满。一天晚上,队长陈嘉斌喊上几名队员,约关志祥在新街口一家麦当劳里商量钱的保管权变更问题。当晚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关志祥拨打“110”报警,在警方调解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彼此信任的基础,就这样在天外飞来的金钱与权力的角逐中,一点点坍塌殆尽。2004年7月16日,在关志祥并未参加的情况下,反扒大队再次召开会议。
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件事,一是前不久队员们反扒时将一市民打伤,需要赔付四千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大家决定就由当时参加行动的4人分担赔款;第二件,就是开除了关志祥和他的哥哥关志杰,他在弟弟受伤昏迷未醒之际加入了反扒队。
事后朱永宁对媒体称,关志祥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抓着捐款不给大家用,还把队员们私制反扒证(免费乘车与抓贼时自保之用)、带手铐抓贼等事向媒体透露。也有队员表示投票之前大家就很清楚,肯定是关氏兄弟被淘汰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
陈嘉斌也对媒体承认,开除关氏兄弟是他的意愿在先。但他的理由是关自受伤以后,身体情况就不适合呆在反扒志愿者大队了,希望能对其“劝退”,以便解脱。
对簿公堂
媒体报道让反扒队的内部矛盾一次次公开。这些曾经为了崇高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人,却开始为一些具体利益纠缠不休。被开除的关志祥并未交出那笔捐款,相反,3个月后,他一纸诉状把队长陈嘉斌告上法庭,他认为在他住院昏迷之际,陈嘉斌私自截留捐款,累计一万六千余元,他要求对方返还。 而陈嘉斌认为,这是关家兄弟的报复之举。
争议双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都认为当时的捐款确实是一笔糊涂账。有人送到医院捐款箱里,也有人托其他队员转交,有的是外面大笔数额转到医院,而当时在医院里陪护的队员们每日吃喝之需,则是直接从捐款箱里拿,此外,还要不时向医院交纳医疗费。
不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令反扒大队声名扫地的事。更让原被告双方无暇顾及的是,此时充斥媒体的全是反扒队的负面消息:打伤市民、误伤大学生、队员手机频繁更换,抓到小偷送进派出所就等着警方给报销打车费……
2004年11月,南京警方宣布,取缔这一从未有正式身份的民间反扒大队。
人心散了,队伍也散了。两大遗留问题,还在困扰着关志祥一人。一是他的身体病痛,二是那笔存在包瑞婷名下由他保管密码的捐款。
他还非常怀念过去与队友们并肩作战的美好时光:“公交车上,你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两人把车里乘客扫一遍,对面远远看着,什么话不说,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那是遥远的过去,美好理想的开始,于现在的他而言,只能跳跃着回忆。
如今,他非常珍惜街道的这份工作,尽管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根本不够吃药补养。捐款余额早已用尽,而今身为人父人夫的他,离开父母退休金的支持,便无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