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悖论
从精神偶像下滑为商业招牌和时尚符号的格瓦拉对芸芸众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中情局的前特工披露了格瓦拉被处死时的情形，使一直高烧不退的“格瓦拉热”再次升温。四十年前，他以近乎耶稣殉难式的死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传奇，从而掩盖了他那病态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背后潜在的巨大的社会风险和牺牲，也避免了荣登恐怖分子之列的厄运。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格瓦拉的故事，总是既煽情又充满矛盾。1928年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中产家庭，却在解放贫民的事业中求索了半生。有位欧洲人写信问他他们是否同宗，他回信说：估计不是，不过，如果你听到世界上发生任何不正义的事都会气得发抖，那我想就是吧。
他一生为哮喘病所累，却成为赫赫有名的丛林游击大师；他天生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却以一本《游击战》流传后世；他是一个阿根廷人，却参加了解放古巴的革命，最终成为这个国家高层领导人之一；他一个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却领导了古巴的经济建设，当上了国家银行行长、首任工业部长。毫无金融从业经验的他力主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他在事业和声望处于巅峰之时，却突然出走，去刚果领导游击战争，失败后又钻到玻利维亚的丛林里，直到牺牲；他喜欢抽雪茄、打高尔夫、戴劳力士表，却又强烈抵制物质刺激。
他宣称“没有悲天悯人的大度，社会主义便无法存续”，却又充当着残忍的杀人机器。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他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摩托车日记》中，在描述了他在拉美旅行所见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他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遍览他的政治著述，不难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不加掩饰的仇恨，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还用同样标准来约束其下属和士兵。
格瓦拉悖论不仅透露着他曲高和寡的困境，还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
在格瓦拉的革命生涯中，理想与人道总是处于非敌非友的混沌状态，一方面其革命事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让贫苦人过上平等富足的幸福生活，这符合人道主义的规范。另一方面，他要求自己及其革命同仁以自我牺牲或牺牲他人的理想主义方式来实现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肯定人类最基本最直接的需求为出发点，后者是以崇高的牺牲精神为标志的，要求理想主义者遏制自己个人和现实的需求以换取他人和长远的需求。尽管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与人道主义有共同之处，却并非以人道主义的标准来设计征程，恰恰要求放弃对自身或者他人人道的尊重。
他宣称自己对人民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德伯里说，“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在这种背景中，格瓦拉下甘蔗田、不戴手套为麻风病人就诊的义举变得黯然失色，毕竟他想抽雪茄就抽雪茄，而被他强迫纳入革命体系中来的贫民连温饱都不能满足。而他激情十足的革命探索会给无辜的贫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把一度是拉美四个最成功经济体之一的古巴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就是例证。
作为首位把革命浪漫化了的职业革命家，格瓦拉成为无数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他拥有帅气坚毅的脸庞、桀骜不驯的长发以及无数的艳遇，在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而沦为冷血杀手时仍保持着对流行音乐、诗歌的热爱，把小资的浪漫与革命的流血恰如其分地糅合起来，把革命的残酷本质诗意化了。这个终生充满悖论的人，在死后四十年间，不断地被世人错误地解读着：从英雄上升到精神偶像，又蜕变为了时尚符号。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精神偶像下滑为商业招牌和时尚符号的格瓦拉对芸芸众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印在衣衫、饮料瓶、打火机以及明星肚皮上的被抽去革命内涵的格瓦拉要比为实现某一崇高理想而疯狂杀戮要理性得多。
美国中情局的前特工披露了格瓦拉被处死时的情形，使一直高烧不退的“格瓦拉热”再次升温。四十年前，他以近乎耶稣殉难式的死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传奇，从而掩盖了他那病态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背后潜在的巨大的社会风险和牺牲，也避免了荣登恐怖分子之列的厄运。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格瓦拉的故事，总是既煽情又充满矛盾。1928年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中产家庭，却在解放贫民的事业中求索了半生。有位欧洲人写信问他他们是否同宗，他回信说：估计不是，不过，如果你听到世界上发生任何不正义的事都会气得发抖，那我想就是吧。
他一生为哮喘病所累，却成为赫赫有名的丛林游击大师；他天生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却以一本《游击战》流传后世；他是一个阿根廷人，却参加了解放古巴的革命，最终成为这个国家高层领导人之一；他一个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却领导了古巴的经济建设，当上了国家银行行长、首任工业部长。毫无金融从业经验的他力主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他在事业和声望处于巅峰之时，却突然出走，去刚果领导游击战争，失败后又钻到玻利维亚的丛林里，直到牺牲；他喜欢抽雪茄、打高尔夫、戴劳力士表，却又强烈抵制物质刺激。
他宣称“没有悲天悯人的大度，社会主义便无法存续”，却又充当着残忍的杀人机器。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他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摩托车日记》中，在描述了他在拉美旅行所见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他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遍览他的政治著述，不难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不加掩饰的仇恨，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还用同样标准来约束其下属和士兵。
格瓦拉悖论不仅透露着他曲高和寡的困境，还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
在格瓦拉的革命生涯中，理想与人道总是处于非敌非友的混沌状态，一方面其革命事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让贫苦人过上平等富足的幸福生活，这符合人道主义的规范。另一方面，他要求自己及其革命同仁以自我牺牲或牺牲他人的理想主义方式来实现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肯定人类最基本最直接的需求为出发点，后者是以崇高的牺牲精神为标志的，要求理想主义者遏制自己个人和现实的需求以换取他人和长远的需求。尽管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与人道主义有共同之处，却并非以人道主义的标准来设计征程，恰恰要求放弃对自身或者他人人道的尊重。
他宣称自己对人民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德伯里说，“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在这种背景中，格瓦拉下甘蔗田、不戴手套为麻风病人就诊的义举变得黯然失色，毕竟他想抽雪茄就抽雪茄，而被他强迫纳入革命体系中来的贫民连温饱都不能满足。而他激情十足的革命探索会给无辜的贫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把一度是拉美四个最成功经济体之一的古巴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就是例证。
作为首位把革命浪漫化了的职业革命家，格瓦拉成为无数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他拥有帅气坚毅的脸庞、桀骜不驯的长发以及无数的艳遇，在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而沦为冷血杀手时仍保持着对流行音乐、诗歌的热爱，把小资的浪漫与革命的流血恰如其分地糅合起来，把革命的残酷本质诗意化了。这个终生充满悖论的人，在死后四十年间，不断地被世人错误地解读着：从英雄上升到精神偶像，又蜕变为了时尚符号。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精神偶像下滑为商业招牌和时尚符号的格瓦拉对芸芸众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印在衣衫、饮料瓶、打火机以及明星肚皮上的被抽去革命内涵的格瓦拉要比为实现某一崇高理想而疯狂杀戮要理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