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老人”白岩松
他跟所有的领导拍过桌子，摔过门，脾气来了就骂一通。他是一个“刺头”，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同行工会，和领导去谈判。“领导也很可爱，真的答应了谈判，结果是双方都拍了桌子。”
2007年初，北京的深冬季节，白岩松得了一场小病，他到武警总院去打点滴，忽然感慨说，老了。
事实上，39岁的白岩松正当壮年。明年的北京奥运直播，他铁定要作为主持人参与。1968年出生的白岩松，在80年代度过青年时代，成名于90年代的电视新闻行业，又将在2008年奥运期间度过40岁生日。生逢盛世，一切于他都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
很多人都会把2008年的奥运会当成一个期限。“我也同样如此。困惑是每天都有，还是到2008年9月份之后再想接着做些什么，往哪走，怎么走。四十不惑之后再重新开始吧。”
自1993年起，白岩松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先后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做主持人，虽然，他自称为“主流中的另类”，主流却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朱镕基第一次总理招待会，江泽民跟克林顿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1998年珠海航展，1999年澳门回归，2000年迎接新千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1年北京申奥、中国加入WTO、伊拉克战争，连宋大陆行，神舟六号……
做新闻让白岩松感到骄傲。“作为记者，我始终站在新闻的第一线，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我站在这个平台上，有机会实现最大的梦想，是很幸运的。”
打开电视机，几乎是每天的固定时间，你会看到熟悉的白岩松，一如既往地端坐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衣，以及条纹领带。他眉头有一个隐隐的“川”字，他语气顿挫，正告天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小事。
作为主持人，他并不真的照本宣科，他带着某种书生气，声称用自己的个性来诠释这个世界。他获得他应有的名声、地位和报酬。和当前不少不幸获得负面名声的央视主持人相比，他和他的名字一样，立场坚定，方向明确。
供职14年的央视职员白岩松，是你熟悉的陌生人。
李咏是谁啊？
1993年，刚进入电视台的白岩松奉《东方时空》之命，到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处采访一个电影放映员，偶然和一位牧民对话。
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是。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
毛主席已去世。
牧民错愕了一下，又问：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啊？
是江泽民。
牧民沉默了一下，说，不认识。
白岩松立刻感到了“他们生活的闭塞”。当然也有人用桃花源的故事去想象牧民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政治也还算敏感”的白岩松，并未真的预想到电视时代的“更新换代”，群雄并起。在《新周刊》2000年度最佳电视主持人大奖中，除了崔永元和白岩松，他听到了第三个人的名字“李咏”。白岩松就想，李咏是谁啊？
他没有想到的是，娱乐时代呼啸而来，发聋振聩。“超级女声”、“欢乐总动员”、“快乐大本营”、“梦想中国”……绯闻、丑闻、炒作、明星、PK……传媒们席卷于狂欢时代，心醉神迷。
《中国周刊》的制片人王力军说，“白岩松过去有些一支独秀的意思，声音很鲜明。现在高屋建瓴的东西少了，尤其是互联网如此发达，他的声音也就没有过去那样显得那么重要了。”
白岩松对娱乐时代有着他的个人思考：“盛世的人需要有娱乐。但是娱乐的人要有智商。现在电视台的问题在于，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单调，跟风。”
“娱乐的主持人应该走向市场，应该走向制播分离的路。现在都是中央台在养，新闻也养，娱乐也养。我们应该有更商业的主持人，比如刘仪伟，他可能在市场里价码会很高，他就应该进入市场。娱乐主持人的收入很高，有的还可以进入富豪排行榜。在美国，一个娱乐主持人和一个新闻主持人的收入相差10倍。我从来不会为此不平衡。我要的是我要的东西。”
——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做新闻。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得到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除去体育和新闻，你让我做其他类型的节目恐怕很难——除非做音乐。”他是资深音乐发烧友。
“2000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的解说，那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用2个主持人去全程直播，我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整天在大家面前晃，那一年突然把你推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的媒体、网络都在讨论你，忽然被推上了舆论的峰尖。这些让我挺恐慌的。我休息了一年，关掉手机，想安静一下。2001年，我去台湾转机香港。一觉醒来，走出宾馆，发现报纸全部都是中美撞机的头条，我立刻买了所有的报纸。这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参与的机会，心情非常沮丧。那一瞬间我发现不可能离开新闻。它让我永远保持好奇心和热情。”
“‘9·11’那天晚上，我比相当多的人知道的都早。那时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直播。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时刻准备着’，左等右等，一直到夜里，说不能做了。第二天办公室突然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指着我说，不是什么大事都能见到你吗？为什么昨天晚上没见到呢？”
《360度》的制片人张巍说，白岩松是比较纯粹的新闻主持人，在职业方面的才能无可挑剔。“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尽职，甚至刻板。勤奋得让人吃惊。他有激情，在工作中，他会令其他人受到鼓舞，这一点恰恰是传媒需要的。”
王力军说，虽然是一个名主持人，白岩松并不满足于现阶段的主持，他期待在舆论监督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高的平台，他希望能够质问官员，能达成与老百姓的沟通，能够让政府听进去更多的话，能够做更有效的沟通。诚然，电视毕竟是挺肤浅的，而“严肃新闻”的空间确实也比不上“娱乐新闻”。而他的收入也不如一个娱乐主持人。有时候某个部门指派要一个主持人，白岩松就得去，他一分钱费用都不能收。“他也不走穴。”
白岩松做主持人讲解都是自己亲自写讲词，轻易不让编导替他写。他不用电脑，他喜欢用硬的纸和尖一点的笔，而稍微薄的纸，他就会写得没感觉。他就是要这样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声音。
——你会成为一个商业主持人吗？
“我们确实被明星化过，可是我们会慢慢回到原来位置。但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一个商业主持人。”白岩松说。
哪里不是体制？
十几年前，还在《时空连线》的白岩松收到过一张明信片，上面挑衅地写着：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你哭丧着脸，一天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白岩松知道之所以用明信片，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得到。他把明信片收了起来，时不时还能看到。
十几年之后，白岩松说，自己不必再看那张明信片了。
他知道，那张明信片，从自己心里已经消失。
“这个行当就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你无法躲开任何人对你的评价。如果做了十四年的主持人，你还无法正确地、放松地去看待别人的评价，就不要再做这行了。”
“遥控器在你的手里，你喜欢和不喜欢，一切由你。主持人也在提供选择，我也只是其中一种。”
“虽然内容上越来越亲民、平民化，然而他十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他的想法和他那件灰色的西服一样。”《中国周刊》的王力军说。
有人诟病他话多，过分自信。王力钧认为，主持人在短时间内要求对一个事件表明态度，快言快语，有时会言多必失。
白岩松在团队中，喜欢有所担当。做大型直播的时候，他总是对导播说，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把镜头切给我；如果前面信号断了，你把镜头切给我。这意味着他要担当责任。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信号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播说，说两句，快，我就说了几句。刚想停，导播又说，不行，你还得说。那一段我说了28分钟。你说观众能不烦吗——话痨啊！”
2000年第6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王朔的《痛、病、快乐着》，批评了白岩松刚火热上市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精英”对另一种“精英”质疑甚至是挑衅。而其实，两个人有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白岩松最近看了王朔的长篇访谈，“王朔是很有价值的作家，比较准确，而且动脑筋。他能让自己消停十几年，没太大动静，推掉许多诱惑，是很难得的。”
依然有着尖锐的批评。或许因为在立场以及理解层面上的差异，艺术家艾未未批评央视的主持人，“总是一副主持公正立场的态度，而在信仰、心理上，他们又距离太远。”“利用公共话语，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偏要说成这样。这种局部的、片段的正义，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和不真诚。”“你在谈论苦难时，需要立场。你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至少要相信自己说的话吧？”而这又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国家话语和央视体制的不信任。
“在体制内生活、做新闻当然遇到过许多的为难和挫折，我从来不去抱怨体制。你抱怨它会有用吗？”白岩松说。
上大学的时候，白岩松曾和学校的男生打架，打得十分嚣张，“我在学校里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为打架差点被开除。”
在白岩松进中央台的头几年，一直是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给他取的外号是“白文萨”（波兰有个瓦文萨）。他跟所有的领导拍过桌子，摔过门，脾气来了就骂一通。他是一个“刺头”，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同行工会，和领导去谈判。“领导也很可爱，真的答应了谈判，结果是双方都拍了桌子。”
一名同事对他的拍桌子印象深刻，认为那是“小范围的争取民主”。
“别人会认为我有知名度，所以很强悍，其实我那时没知名度。可是那时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就必须这么去做，绝不会为了生存去迎合。我一直是有恃无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现在也不会去逢迎。”
——现在会有所改变吗？
“现在会理智些。你发现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而不是为了拍桌子的乐趣。我会冷静下来，想改进的方式。直到我想到了2-3个对策，我才会去谈，说，你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做好不好？80%他们会在我的几个方案里选择一个。也许别人说，你没有过去那样尖锐了。我反而觉得我尖锐得更有效果了。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说过，‘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哪里不是体制？体制对你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脱离这个体制，还有金钱的体制，在钱的面前，背叛自己的人更多。很多人把事情完全归咎于体制，这太简单化了。”“我对体制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我的选择，我必须承担这样的压抑。”
惟有选择它，坚守它，他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机会、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显然不满足于现在的状况，而他只能一步步地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一名同事说。
“这次我们做不了‘9·11’，下一次我们就会想办法，让它做。后来，打伊拉克直播了，非典也直播了。”
“我们是最早关注非典的栏目。”那时白岩松作为制片人，2003年2月9日接到了广东线人的电话。他们派出了第一拨记者，摄制组，并发掘了钟南山这样的典型。2月份，他们就开始讨论“政府信息公开”。后来，摄制组要求回来，说这都没什么事了。白岩松却说不行，“还是要留在那里，肯定还会有事情。”“‘五一’开始直播，讨论了‘心理抚慰’的问题。”白岩松认为自己还是有足够的敏锐。
白岩松喜欢读书，如最近他看何兆武的《上学记》，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名同事说，在单位他会每个月给大家发一本新书。在央视这样主流的地方，他会做一些相对边缘性的策划，当他读了《明朝那些事儿》之后，他就想做一期《民间的思想家》。
展江认为，央视评论部集中了一批像白岩松、崔永元等有新闻才干、有想法的聪明人，在电视节目的深度上，做出过不少推进。“但白岩松的缺陷是，他更多的时候不是记者的角色，大部分时间坐在录播室里，很少跑现场。”“有些节目，一开始还不错，但是一旦权力介入，就会变质。《焦点访谈》还能起些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决策者说》有时就是给当官的做宣传。”展江认为目前舆论监督依然有着官方意识形态倾向，想独立是不大可能的。
3年前，白岩松一连辞去了《中国周刊》、《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室》3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
“对我来说，我必须去做制片人，是体制的原因推我上的，我没办法。但我做了2年制片人之后，发现没时间做主持人了。而且我发现，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制片人的位置上，思考就不独立了。你必须考虑，我要这么说会不会使得栏目被毙掉？我就丧失了某种做主持人的自由。”
白岩松改变了做制片人的一个传统体制，他削了自己的权力，成立了编委会，按照国外的方式来运行。接下来创办了《新闻周刊》和《新闻会客厅》。他离开了制片人的位置，留下了编委会的机制。而且，在他的手下，还发现了一些制片人和主持人，比如张泉灵、柴静。他觉得“满快乐的”。
“利益这个东西，有没有？说白了，有，而且还不少。但我做制片人的时候就达成了协议，我的所有工资从上级拿，不从我组里拿，这样我就避免了许多的诱惑。”
坏脾气
白岩松的脾气有时候会不那么好。
“岩松作为朋友，实在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他和你肝胆相照，为你两肋插刀。”白岩松的前同事雷溶说。“但是作为上下级，他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和我翻脸两次都挺厉害，几乎就是暴跳如雷，在楼道里大声说：‘雷溶——你出来啊——’哎哟，我都被气堵了那次。”
“后来他回去给我打电话，说得挺动人的，把我都说哭了。”
王力军也说，“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死于矿难的矿工的孩子——牛津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对话，在直接连线中出了些技术故障，一时间，白岩松冲了进来，当着许多人的面，指着我不客气地说，‘你还干不干了？’当时那么多人在场，我也一下子懵了，脸上挂不住。”
张巍也说，他是那种最难合作的主持人，这样会给人很大的压力，也会得罪一些人。这让他们对白岩松爱恨交加。
“不过，他发脾气也真的只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因为其他的。事后，他也不直接地，生硬地道歉。他会找一种很自然，很细腻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解决，找我去喝酒，说着说着，两个人的关系就恢复自然了。”王力军说。
张巍说，“他喜欢喝酒，喝多了就和你谈心，拍着你的大腿，说很肺腑的话，但醒来后经常不认账。他容易调动人的感情，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挺知足。这可能和他的蒙族的血统有关系吧。”
“最烦他的脾气，然而在工作中，他非常准确，有才华，有热情，他有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感。我和他合作的片子，大部分都获了奖。”雷溶说。
在工作上极为苛刻的白岩松，却时常被一些细微寻常的小事感动不已。有一张照片：农民工回家的路上，一个母亲咬着方便面，俯身递给怀中的孩子。这张照片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白岩松8岁时父亲去世，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母亲没有再嫁，和我们相依为命。家里是很穷的，在东北那个地方，冬天到了，家里头全都结了霜。我到井边打水，得先提一些热水过去，先把冻住的浇化了，才能从井里提水。”
白岩松的班主任，北京广播学院的曹璐老师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岩松这拨孩子挺不容易的，而岩松特别懂事，有责任感。”
“虽然他犀利，咄咄逼人，逻辑感强，但我觉得他的性格里实际上充满了一种纯真和热烈的东西，感情很充沛。别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他却经常被这些点滴打动。有一次我们做了一期残疾人的节目，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啪嗒啪嗒’地掉眼泪，我就看着他哭。有一次，我还听说他在家里和妻子听交响乐，两个人居然听到抱头痛哭。”
“一方面他像一个孩童一样热烈天真，另一面，他又很世故圆滑，在体制里一步一步地争取话语权。有一次我不小心摔断了腿，而我当时已离开了《东方时空》，那医药费谁出呢？他就出面帮我和领导斡旋，斗智斗勇，硬是把医药费用给解决了。我住院，他拿着他的CD机跑到医院来看我，让我听他买的唱片。”雷溶说。
他的一名同事略带促狭地笑着说，白岩松不知为何，无法在工作中和女性坦然相处，只能和男性或者是比较中性的女性合作。“他从来没有过绯闻。”“他其实在人群中匆匆忙忙，只有在自己掌握的环境中，才会自如。我觉得他是自信的，而内心深处有着不为人知的羞怯和敏感。”
白岩松说，“在大学我基本上没和女生打过交道。我球打得很好，是那个时期的‘球星’。在大学一个男生如果体育很好，那他是很容易自信的。”
“他很自信，但他并不放大这样的自信。他内心柔软，他轻易不透露这样的柔软。其实这个人骨子里比较骄傲，他对他看得上的人都特别好。”王立军说。
“我只希望我在乎的人对我点点头。”白岩松说。
白岩松可以说是典型的“68-40”一代，60年代末出生，受教育于80年代，而今40岁左右，正当壮年。
1985年上大学，那时流行尼采、叔本华、朦胧诗。“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我们大老远地跑去沙滩一带寻找，去复兴门的书屋附近听中青报的记者沙龙，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麦天枢等人的文章，绞下来贴在本子里。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热泪盈眶。毕业的时候又在89年春夏之交的变动中离开。那时我们只考虑国家，很少考虑自己。我们愿意寻找意义，赋予意义，这是我们的成长。”
作为一名文青，他喜欢贾樟柯，食指。他觉得自己和贾樟柯有些像。他们来自小县城，他们有着许多冰冷而温暖的回忆。他们几乎内敛，却又对时代，热切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他们曾是集体主义的一代人，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和反叛性，而他们在和世界发生关系时，力图更加友善、宽容、积极并且有效。
事实上，39岁的白岩松正当壮年。明年的北京奥运直播，他铁定要作为主持人参与。1968年出生的白岩松，在80年代度过青年时代，成名于90年代的电视新闻行业，又将在2008年奥运期间度过40岁生日。生逢盛世，一切于他都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
很多人都会把2008年的奥运会当成一个期限。“我也同样如此。困惑是每天都有，还是到2008年9月份之后再想接着做些什么，往哪走，怎么走。四十不惑之后再重新开始吧。”
自1993年起，白岩松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先后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做主持人，虽然，他自称为“主流中的另类”，主流却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朱镕基第一次总理招待会，江泽民跟克林顿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1998年珠海航展，1999年澳门回归，2000年迎接新千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1年北京申奥、中国加入WTO、伊拉克战争，连宋大陆行，神舟六号……
做新闻让白岩松感到骄傲。“作为记者，我始终站在新闻的第一线，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我站在这个平台上，有机会实现最大的梦想，是很幸运的。”
打开电视机，几乎是每天的固定时间，你会看到熟悉的白岩松，一如既往地端坐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衣，以及条纹领带。他眉头有一个隐隐的“川”字，他语气顿挫，正告天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小事。
作为主持人，他并不真的照本宣科，他带着某种书生气，声称用自己的个性来诠释这个世界。他获得他应有的名声、地位和报酬。和当前不少不幸获得负面名声的央视主持人相比，他和他的名字一样，立场坚定，方向明确。
供职14年的央视职员白岩松，是你熟悉的陌生人。
李咏是谁啊？
1993年，刚进入电视台的白岩松奉《东方时空》之命，到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处采访一个电影放映员，偶然和一位牧民对话。
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是。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
毛主席已去世。
牧民错愕了一下，又问：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啊？
是江泽民。
牧民沉默了一下，说，不认识。
白岩松立刻感到了“他们生活的闭塞”。当然也有人用桃花源的故事去想象牧民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政治也还算敏感”的白岩松，并未真的预想到电视时代的“更新换代”，群雄并起。在《新周刊》2000年度最佳电视主持人大奖中，除了崔永元和白岩松，他听到了第三个人的名字“李咏”。白岩松就想，李咏是谁啊？
他没有想到的是，娱乐时代呼啸而来，发聋振聩。“超级女声”、“欢乐总动员”、“快乐大本营”、“梦想中国”……绯闻、丑闻、炒作、明星、PK……传媒们席卷于狂欢时代，心醉神迷。
《中国周刊》的制片人王力军说，“白岩松过去有些一支独秀的意思，声音很鲜明。现在高屋建瓴的东西少了，尤其是互联网如此发达，他的声音也就没有过去那样显得那么重要了。”
白岩松对娱乐时代有着他的个人思考：“盛世的人需要有娱乐。但是娱乐的人要有智商。现在电视台的问题在于，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单调，跟风。”
“娱乐的主持人应该走向市场，应该走向制播分离的路。现在都是中央台在养，新闻也养，娱乐也养。我们应该有更商业的主持人，比如刘仪伟，他可能在市场里价码会很高，他就应该进入市场。娱乐主持人的收入很高，有的还可以进入富豪排行榜。在美国，一个娱乐主持人和一个新闻主持人的收入相差10倍。我从来不会为此不平衡。我要的是我要的东西。”
——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做新闻。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得到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除去体育和新闻，你让我做其他类型的节目恐怕很难——除非做音乐。”他是资深音乐发烧友。
“2000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的解说，那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用2个主持人去全程直播，我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整天在大家面前晃，那一年突然把你推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的媒体、网络都在讨论你，忽然被推上了舆论的峰尖。这些让我挺恐慌的。我休息了一年，关掉手机，想安静一下。2001年，我去台湾转机香港。一觉醒来，走出宾馆，发现报纸全部都是中美撞机的头条，我立刻买了所有的报纸。这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参与的机会，心情非常沮丧。那一瞬间我发现不可能离开新闻。它让我永远保持好奇心和热情。”
“‘9·11’那天晚上，我比相当多的人知道的都早。那时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直播。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时刻准备着’，左等右等，一直到夜里，说不能做了。第二天办公室突然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指着我说，不是什么大事都能见到你吗？为什么昨天晚上没见到呢？”
《360度》的制片人张巍说，白岩松是比较纯粹的新闻主持人，在职业方面的才能无可挑剔。“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尽职，甚至刻板。勤奋得让人吃惊。他有激情，在工作中，他会令其他人受到鼓舞，这一点恰恰是传媒需要的。”
王力军说，虽然是一个名主持人，白岩松并不满足于现阶段的主持，他期待在舆论监督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高的平台，他希望能够质问官员，能达成与老百姓的沟通，能够让政府听进去更多的话，能够做更有效的沟通。诚然，电视毕竟是挺肤浅的，而“严肃新闻”的空间确实也比不上“娱乐新闻”。而他的收入也不如一个娱乐主持人。有时候某个部门指派要一个主持人，白岩松就得去，他一分钱费用都不能收。“他也不走穴。”
白岩松做主持人讲解都是自己亲自写讲词，轻易不让编导替他写。他不用电脑，他喜欢用硬的纸和尖一点的笔，而稍微薄的纸，他就会写得没感觉。他就是要这样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声音。
——你会成为一个商业主持人吗？
“我们确实被明星化过，可是我们会慢慢回到原来位置。但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一个商业主持人。”白岩松说。
哪里不是体制？
十几年前，还在《时空连线》的白岩松收到过一张明信片，上面挑衅地写着：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你哭丧着脸，一天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白岩松知道之所以用明信片，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得到。他把明信片收了起来，时不时还能看到。
十几年之后，白岩松说，自己不必再看那张明信片了。
他知道，那张明信片，从自己心里已经消失。
“这个行当就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你无法躲开任何人对你的评价。如果做了十四年的主持人，你还无法正确地、放松地去看待别人的评价，就不要再做这行了。”
“遥控器在你的手里，你喜欢和不喜欢，一切由你。主持人也在提供选择，我也只是其中一种。”
“虽然内容上越来越亲民、平民化，然而他十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他的想法和他那件灰色的西服一样。”《中国周刊》的王力军说。
有人诟病他话多，过分自信。王力钧认为，主持人在短时间内要求对一个事件表明态度，快言快语，有时会言多必失。
白岩松在团队中，喜欢有所担当。做大型直播的时候，他总是对导播说，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把镜头切给我；如果前面信号断了，你把镜头切给我。这意味着他要担当责任。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信号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播说，说两句，快，我就说了几句。刚想停，导播又说，不行，你还得说。那一段我说了28分钟。你说观众能不烦吗——话痨啊！”
2000年第6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王朔的《痛、病、快乐着》，批评了白岩松刚火热上市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精英”对另一种“精英”质疑甚至是挑衅。而其实，两个人有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白岩松最近看了王朔的长篇访谈，“王朔是很有价值的作家，比较准确，而且动脑筋。他能让自己消停十几年，没太大动静，推掉许多诱惑，是很难得的。”
依然有着尖锐的批评。或许因为在立场以及理解层面上的差异，艺术家艾未未批评央视的主持人，“总是一副主持公正立场的态度，而在信仰、心理上，他们又距离太远。”“利用公共话语，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偏要说成这样。这种局部的、片段的正义，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和不真诚。”“你在谈论苦难时，需要立场。你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至少要相信自己说的话吧？”而这又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国家话语和央视体制的不信任。
“在体制内生活、做新闻当然遇到过许多的为难和挫折，我从来不去抱怨体制。你抱怨它会有用吗？”白岩松说。
上大学的时候，白岩松曾和学校的男生打架，打得十分嚣张，“我在学校里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为打架差点被开除。”
在白岩松进中央台的头几年，一直是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给他取的外号是“白文萨”（波兰有个瓦文萨）。他跟所有的领导拍过桌子，摔过门，脾气来了就骂一通。他是一个“刺头”，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同行工会，和领导去谈判。“领导也很可爱，真的答应了谈判，结果是双方都拍了桌子。”
一名同事对他的拍桌子印象深刻，认为那是“小范围的争取民主”。
“别人会认为我有知名度，所以很强悍，其实我那时没知名度。可是那时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就必须这么去做，绝不会为了生存去迎合。我一直是有恃无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现在也不会去逢迎。”
——现在会有所改变吗？
“现在会理智些。你发现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而不是为了拍桌子的乐趣。我会冷静下来，想改进的方式。直到我想到了2-3个对策，我才会去谈，说，你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做好不好？80%他们会在我的几个方案里选择一个。也许别人说，你没有过去那样尖锐了。我反而觉得我尖锐得更有效果了。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说过，‘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哪里不是体制？体制对你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脱离这个体制，还有金钱的体制，在钱的面前，背叛自己的人更多。很多人把事情完全归咎于体制，这太简单化了。”“我对体制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我的选择，我必须承担这样的压抑。”
惟有选择它，坚守它，他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机会、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显然不满足于现在的状况，而他只能一步步地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一名同事说。
“这次我们做不了‘9·11’，下一次我们就会想办法，让它做。后来，打伊拉克直播了，非典也直播了。”
“我们是最早关注非典的栏目。”那时白岩松作为制片人，2003年2月9日接到了广东线人的电话。他们派出了第一拨记者，摄制组，并发掘了钟南山这样的典型。2月份，他们就开始讨论“政府信息公开”。后来，摄制组要求回来，说这都没什么事了。白岩松却说不行，“还是要留在那里，肯定还会有事情。”“‘五一’开始直播，讨论了‘心理抚慰’的问题。”白岩松认为自己还是有足够的敏锐。
白岩松喜欢读书，如最近他看何兆武的《上学记》，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名同事说，在单位他会每个月给大家发一本新书。在央视这样主流的地方，他会做一些相对边缘性的策划，当他读了《明朝那些事儿》之后，他就想做一期《民间的思想家》。
展江认为，央视评论部集中了一批像白岩松、崔永元等有新闻才干、有想法的聪明人，在电视节目的深度上，做出过不少推进。“但白岩松的缺陷是，他更多的时候不是记者的角色，大部分时间坐在录播室里，很少跑现场。”“有些节目，一开始还不错，但是一旦权力介入，就会变质。《焦点访谈》还能起些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决策者说》有时就是给当官的做宣传。”展江认为目前舆论监督依然有着官方意识形态倾向，想独立是不大可能的。
3年前，白岩松一连辞去了《中国周刊》、《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室》3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
“对我来说，我必须去做制片人，是体制的原因推我上的，我没办法。但我做了2年制片人之后，发现没时间做主持人了。而且我发现，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制片人的位置上，思考就不独立了。你必须考虑，我要这么说会不会使得栏目被毙掉？我就丧失了某种做主持人的自由。”
白岩松改变了做制片人的一个传统体制，他削了自己的权力，成立了编委会，按照国外的方式来运行。接下来创办了《新闻周刊》和《新闻会客厅》。他离开了制片人的位置，留下了编委会的机制。而且，在他的手下，还发现了一些制片人和主持人，比如张泉灵、柴静。他觉得“满快乐的”。
“利益这个东西，有没有？说白了，有，而且还不少。但我做制片人的时候就达成了协议，我的所有工资从上级拿，不从我组里拿，这样我就避免了许多的诱惑。”
坏脾气
白岩松的脾气有时候会不那么好。
“岩松作为朋友，实在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他和你肝胆相照，为你两肋插刀。”白岩松的前同事雷溶说。“但是作为上下级，他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和我翻脸两次都挺厉害，几乎就是暴跳如雷，在楼道里大声说：‘雷溶——你出来啊——’哎哟，我都被气堵了那次。”
“后来他回去给我打电话，说得挺动人的，把我都说哭了。”
王力军也说，“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死于矿难的矿工的孩子——牛津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对话，在直接连线中出了些技术故障，一时间，白岩松冲了进来，当着许多人的面，指着我不客气地说，‘你还干不干了？’当时那么多人在场，我也一下子懵了，脸上挂不住。”
张巍也说，他是那种最难合作的主持人，这样会给人很大的压力，也会得罪一些人。这让他们对白岩松爱恨交加。
“不过，他发脾气也真的只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因为其他的。事后，他也不直接地，生硬地道歉。他会找一种很自然，很细腻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解决，找我去喝酒，说着说着，两个人的关系就恢复自然了。”王力军说。
张巍说，“他喜欢喝酒，喝多了就和你谈心，拍着你的大腿，说很肺腑的话，但醒来后经常不认账。他容易调动人的感情，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挺知足。这可能和他的蒙族的血统有关系吧。”
“最烦他的脾气，然而在工作中，他非常准确，有才华，有热情，他有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感。我和他合作的片子，大部分都获了奖。”雷溶说。
在工作上极为苛刻的白岩松，却时常被一些细微寻常的小事感动不已。有一张照片：农民工回家的路上，一个母亲咬着方便面，俯身递给怀中的孩子。这张照片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白岩松8岁时父亲去世，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母亲没有再嫁，和我们相依为命。家里是很穷的，在东北那个地方，冬天到了，家里头全都结了霜。我到井边打水，得先提一些热水过去，先把冻住的浇化了，才能从井里提水。”
白岩松的班主任，北京广播学院的曹璐老师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岩松这拨孩子挺不容易的，而岩松特别懂事，有责任感。”
“虽然他犀利，咄咄逼人，逻辑感强，但我觉得他的性格里实际上充满了一种纯真和热烈的东西，感情很充沛。别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他却经常被这些点滴打动。有一次我们做了一期残疾人的节目，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啪嗒啪嗒’地掉眼泪，我就看着他哭。有一次，我还听说他在家里和妻子听交响乐，两个人居然听到抱头痛哭。”
“一方面他像一个孩童一样热烈天真，另一面，他又很世故圆滑，在体制里一步一步地争取话语权。有一次我不小心摔断了腿，而我当时已离开了《东方时空》，那医药费谁出呢？他就出面帮我和领导斡旋，斗智斗勇，硬是把医药费用给解决了。我住院，他拿着他的CD机跑到医院来看我，让我听他买的唱片。”雷溶说。
他的一名同事略带促狭地笑着说，白岩松不知为何，无法在工作中和女性坦然相处，只能和男性或者是比较中性的女性合作。“他从来没有过绯闻。”“他其实在人群中匆匆忙忙，只有在自己掌握的环境中，才会自如。我觉得他是自信的，而内心深处有着不为人知的羞怯和敏感。”
白岩松说，“在大学我基本上没和女生打过交道。我球打得很好，是那个时期的‘球星’。在大学一个男生如果体育很好，那他是很容易自信的。”
“他很自信，但他并不放大这样的自信。他内心柔软，他轻易不透露这样的柔软。其实这个人骨子里比较骄傲，他对他看得上的人都特别好。”王立军说。
“我只希望我在乎的人对我点点头。”白岩松说。
白岩松可以说是典型的“68-40”一代，60年代末出生，受教育于80年代，而今40岁左右，正当壮年。
1985年上大学，那时流行尼采、叔本华、朦胧诗。“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我们大老远地跑去沙滩一带寻找，去复兴门的书屋附近听中青报的记者沙龙，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麦天枢等人的文章，绞下来贴在本子里。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热泪盈眶。毕业的时候又在89年春夏之交的变动中离开。那时我们只考虑国家，很少考虑自己。我们愿意寻找意义，赋予意义，这是我们的成长。”
作为一名文青，他喜欢贾樟柯，食指。他觉得自己和贾樟柯有些像。他们来自小县城，他们有着许多冰冷而温暖的回忆。他们几乎内敛，却又对时代，热切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他们曾是集体主义的一代人，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和反叛性，而他们在和世界发生关系时，力图更加友善、宽容、积极并且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