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剧在前 红学在后 《红楼梦》校订本的传奇

“要重新出版《红楼梦》，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的120回本《红楼梦》削弱了曹雪芹原著的一些锋芒，批孔、批儒、反封建的锋芒，应重新校对出版。” ——《红楼梦》校订小组于1975年3月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袁水拍传达江青1974年10月28日的指示

“20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红学是1949年之后才由隐入显的。虽然乾嘉时期就有了“红学”的称呼；虽然1920年前后，分别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旧红学风生水起，甚至汪精卫也是当年的红学一分子，并且颇有心得——“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中国之家庭组织，蟠天际地，绵亘数千年，支配人心，为中国国家组织之标本……”但其实，《红楼梦》一直只是小圈子里的文人雅好。

1949年之后，情况大不同。以“批俞评红”的主角俞平伯为例，其代表作《红楼梦辨》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时候，印数只有区区500册。1952年，在《红楼梦辨》基础上略作增补修订的《红楼梦研究》在一年间印刷了6版。1958年，俞平伯校注的《红楼梦》出版，到1962年，印了14万部。

全国人民都知道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偏爱，他的红楼阅读史可以回溯到1910年代。1938年，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极丰富的社会史料。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毛泽东看到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不断建议子女、卫士、保健医生、地方官员、高级将领多读《红楼梦》，并热衷收集不同的本子。到1970年代，毛泽东床畔、桌上、马桶边的《红楼梦》已有二十多个版本。

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又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呈送给“要书看”的毛泽东。“御览”之余，百八十本大字本《红楼梦》也送到政治局其他领导和宣传部门负责人手上，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就是其中之一。

袁水拍心很细，把这本“特供”的《红楼梦》跟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红楼梦》对照阅读，发现两者有多处不同，在文学的品相上，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当时，袁水拍遂给“江办”（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