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 从副省级高官到普通百姓
1985年，“海南汽车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雷宇，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来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雷宇与夫人韩益杰于1967年合影
曾经的风云人物雷宇，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去，引发事端的“海南汽车事件”也少有人提及，但火热的1985年人们不该忘记。
而今雷宇健在，人们虽然可以联系上他，但他却不愿再说话了。
2008年1月3日晚，我拨通雷宇在广州的电话，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有广东媒体想采访他，听听他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新想法，能否安排时间？雷宇说：一个月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派专人来广州采访他和吴南生，“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口述实录”，他已将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任仲夷2000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2008年3月5日是震动海内外的“海南汽车事件”23周年。
“海南汽车事件”的官方表述见于新华社1985年7月31日一则通电， 《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国史通鉴》299页，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版）
但广东政府和民间对这一“北京结论”一直有不同意见。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2000年1月25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感谢雷宇以“海南岛汽车事件”给海南人民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的改革开放。海南人提出要为雷宇立生祠建碑立庙，可见民心。任仲夷最后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在6条中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一条，海南的错误可能不会闹那么大。……《人民日报》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任仲夷这一观点在三年后得到法律证实——“海南汽车事件”中的唯一“贪官”林桃森于2004年2月26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6）粤刑法经上字第54号刑事裁定以及原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86）刑一字第3号刑事判决； 二、宣告林桃森无罪。
已去世八年的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事件”中的一些职务行为，于1986年5月22日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林桃森这一“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说明“海南汽车事件”既无一个官员违法，也因进口汽车是执行全国工商总局文件而实际上没有违纪。
2004年3月，雷宇对专程来采访的《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说道：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岛当时有这个权，进口的汽车100%都是缴了税的，数字是19.6亿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后来上交国家的汽车数是54800多辆，物资总局从中赚了20个亿人民币，也都上交给了国家。对于“海南汽车事件”，雷宇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对话雷宇
从1999年5月到2005年11月，我多次采访了雷宇。
记者：您离休后这几年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
雷宇：无业游民，真的是无业游民，我是96年1月辞的职。我现在是过着一个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在家看看小孩啦，陪陪老人啊，上街买买菜啦，过去还做做饭，现在就不用我做饭了，现在我们家里请了个小保姆。
记者：现在您回顾您这一生，哪些事是最值得回忆的，最精彩的人生是一些什么样的事？
雷宇：最精彩的人生是在海南岛。
记者：您这样赞美“海南汽车事件”？
雷宇：因为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的，至于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那是我自己的事。
记者：现在人们说海南岛有今天的开放局面，多亏你当时那样敢作敢当。
雷宇：那是另外的事。其实“海南汽车事件”，全部是按照上边的意思，经上边同意的，文件啦什么的，都有，都是按照上面的来做的。有错，错在哪儿？就是进得太多了。 正式批文进来的，百分之百在海关完税，没有一部是走私的。
记者：那怎么后来都说是走私的？
雷宇：汽车出岛，那也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的，海南岛进口汽车当年给国家交了19.6亿的关税，完了以后，“汽车事件”出来了，国务院要我们交车，我们交了58400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20个亿，这些钱全部放到112专户了，1985年全国每人加一级工资，基本上是从这里出的。
记者：我看过理由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海南岛倒卖汽车纪事》。
雷宇：确实那几年进得太多，实际进口的可能有79000多辆。有人说，雷宇批了多少多少车，其实我雷宇没有批一辆车，是我一个助手，他一个人批了79000多辆。因腐败被抓起来的湖北省的一个副省长，原来在海南跟我搭档的、我的副手━━孟庆平，他当年跟北京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说：干这事都是雷宇干的，这个事我早就提出不同意，他就是听不进。他跟中央领导说：我连一个汽车轮都没批过。其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批了17笔，那是以后查出的，共1600多辆还是1700多辆，他最大的一笔是批给海南化肥厂，批了400辆，他竟敢说一个汽车轮都没批？
记者：孟庆平他当时是什么职务？
雷宇：他是区党委的副书记、行政区政府的负责人，管工业的。虽然严格来讲我没批车，但是主要的责任也还在我这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嘛，主要负责人如果不负主要责任，那就说不过去嘛。另外这件事说实在的，如果说我平时对这件事检查得紧一点，盯得紧一点，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当时主要是思想麻痹，真的。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做梦都没想到进那么多汽车，因为我们没有钱，穷得要死。
记者：当时你是想以进口汽车带动海南资源的价值转化升值？开始您的预期是准备进口多少辆呢？
雷宇：最早就计划两万辆左右。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要做这个汽车（买卖），因为国家对海南岛确实是很支持的，有很多项目给立项、给钱，有关部门都给予帮助，但是海南岛那么大一个岛，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你要想把这个岛很快地建设起来，光靠国家是肯定不行的，海南岛只能是利用中央给海南的政策，把政策转化为钱，才有可能把它搞得快一点。当时为什么呢？1984年，全国开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会议，当时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怎么扩大开放，其中讲了海南岛。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记者：当时中央想让海南20年赶上台湾？
雷宇：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雷宇当然要拼命。
记者：如果当时对“海南汽车事件”不失去控制，让你继续在海南省负责，可能今天的海南真离台湾不远了？
雷宇：说实在，海南岛搞汽车，在我脑袋里想着的是这件事怎么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胡耀邦83年到海南岛，我记得很清楚，2月10日上午，在海军小礼堂他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不打棍子，不给“绳子”就是不要随便束缚他的手脚，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记者：给你尚方宝剑。
雷宇：因此海南岛提出进口汽车，中央给了11号文件，当时就是不准出岛。但是以后全国工商总局开会，当时就为了筹集35个亿给全国涨工资，就想通过进口汽车来赚钱，来涨工资。这事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后话。当时在我脑袋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如果我是想当官，我就用不着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记者：你的性格对你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雷宇：我十几岁出去，没有任何后台，没任何背景，我全部是靠自己。另外加上我这个人比较倔，还专门好跟人争论，越是领导大，越敢跟人争论，我是自己干上来的。真的，我从来不跟人，不看谁的脸色。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那时候，在对改革的问题上我跟华国锋争论了一番。
记者：你当时敢和华国锋争论？他是党中央主席，你只是个副局级干部。
雷宇：当然，华国锋他连脖子都粗了，争到什么程度？最后任仲夷给圆场，说：华主席，雷宇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意思是让他不要介意。
记者：你一向就不是那种唯上唯书的唯唯诺诺的干部？
雷宇：我绝对不是。另外我这人一向是这样：你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你用我无非就是让我多做点事，不用我，我也没什么。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人其实就不是当官的料。
记者：您在电话中对我说，任老在临终前说还有一些最后的话要说？
雷宇：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讲。先说借调的事交待完。任仲夷他为什么把我借调到辽宁？七月份他就决定正式跟黑龙江省委提出来，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杨易辰，他给杨易辰写了一封信，就说雷宇同志，我想把他调过来，请你割爱。但杨易辰见到我还说：小雷你去辽宁干什么？别走了。我说这个话你说可以，我不好说，我说任仲夷提出让我去，我说不去那也不好。其实杨易辰也舍不得我走，“海南汽车事件”出事时，他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中央让他去检查，我陪着他。
杨易辰当时对我讲，小雷啊，你太贪心，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进那么多汽车？你就进个两三万辆不就没事了。我说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谁也不知道能进那么多汽车，我说无非想赚点钱，把海南岛的基础设施搞得快一点。
我刚才说过了，我和任仲夷（交往）这三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我不敢说比较深。
记者：除了亲人以外，可能没有人再比您更了解任老了？
雷宇：真正跟他那么长时间，相识多年的应该是我。我觉得任仲夷一生追求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段话我坚持写到任仲夷生平里面去了。
记者：你坚持要写进去？
雷宇：我说，因为我平时常常跟他交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一再对我说，雷宇，我们当初投身革命，不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不也就是这个目标吗？我觉得任仲夷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
雷宇到海南的起因是：1981年春，他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
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雷宇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中国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下，进入了“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他到广西，也依然不顺利。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 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又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搞的？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总有办法。但对于体制性局限，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总是无奈。
这就是雷宇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