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凤楼 改革者离场
在八十年代，他和另外十九人一起获得了那个年代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但二十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被雨打风吹去
寻找邹凤楼
1988年春末的四月间，中南海怀仁堂。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在这里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这些或许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包括：冯根生、邹凤楼、马胜利……
在那个年代里，这是企业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们引领着整个中国80年代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当时民营企业尚不发达，他们可以称之为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
在那张合影中，第一排是赵紫阳、李鹏、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光瓷厂厂长邹凤楼站在第2排左起第4个，穿着西装，个子不高。他就是本刊记者要寻找的那一代人踪迹的源头。
在当地，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邹凤楼几乎无人不晓。那时的醴陵人，宁愿进国光瓷厂，也不愿进政府当官。
2008年1月18日，大雪过后的醴陵只有1度。国光瓷厂有些冷清，邹凤楼在任时建的办公楼矗立在冷冷的细雨中，楼梯上的灰尘，多日没有打扫，宽敞的旧电梯仍肩负着使命。
厂门口，待客的摩托车主和附近的老工人烧起了废木料取暖，说起邹凤楼的年代，他们是骄傲的。国光瓷厂诞生于1950年代，公私合营，成立了当时湖南省最大的瓷厂——国营醴陵国光瓷器厂。
瓷厂历经“大跃进”、“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一炮打响，走向全国，成为国企改革成功的典范。这时的厂长就是邹凤楼，获奖的那一刻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邹凤楼1979年刚上任的时候，厂区门口有个巨大的毛主席陶瓷塑像，因技术原因，满身裂纹，污渍斑斑。有人提议，把毛主席像“请下来”。邹凤楼当时“毛骨悚然”，几年前，一张毛主席画像被风吹在地上，他被几次批斗。
但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他觉得“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经过深思熟虑，他多次召集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最后，毛主席像被请下来，换成半身画像挂在厂内的礼堂。
“文革”刚结束，厂里基本上停产了，“打砸抢”现象仍然严重。邹凤楼发起了“公物交公”的活动，凡是拿了厂里的东西，都要求归还。“他的做法有原则，又考虑实际情况，对有困难的家庭，他另外给予帮助；拿过公物的，交公了，不但不处理，还表扬。”
一个老工人回忆说，通过改革整顿，厂里效益好多了。因此，经常有外国人来，每隔几天，洒水车就来了，把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洒水车来了。当时的瓷厂不多，国光最大，主要做外贸用瓷。
他的改革
邹凤楼的改革，现在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用管理学上的话来说，不过是两点：对内抓生产，对外抓销售。但在那个禁锢的年代，敢擅自抓生产、抓销售，那也是冒风险的事。
1984年8月13日，邹凤楼经过考试、答辩、民主选举“三关”，90%以上赞成票正式当选国光瓷厂的厂长。几天后，当地《株洲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喜得猛士创新业》进行报道，文章描述说：邹凤楼在竞选厂长的时候承诺，“我出任厂长，保证今年发奖金一百五，明年发一百七，后年达到两百块。”
他上任前3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文件直截了当地给企业放了十项权利，其中包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
企业有了自主权，邹凤楼开始了大胆尝试—— “一化（标准化）、三制（考评制、审核制等）、八有”，抓生产质量。当时的老工人还依稀记得，那时全厂士气高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职工代表大会、产品质量学习会等等，工作量不少，但并不觉得累。
1984年6月，邹去北京开会获得一个信息：国家准备放开外贸。于是，他撇开省里，直接向北京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申请，要求将国光作为试点。几经波折，两年后，国光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而不需要先把出口产品卖给政府设立的公司，这样做是全国第一家。
产品质量上去了，产品打开了销路，企业自然红火。国光瓷厂的固定资产从1000多万元增值到6000多万元，连续两年在全国陶瓷行业中创汇最多，盈利最高。工人的待遇也有改善，工人的子女通过正式途径进不了厂，还可以进厂当临时工。
邹凤楼也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名人。当时，他的大儿子邹志坚也在国光瓷厂，国光正好在深圳与人合办了外贸公司，对方建议把他的大儿子调过去，但邹为了避嫌，并没有这样做。后来，他儿子辞职，独自闯荡深圳，现在也已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从厂长负责制，到外贸代理制、聘请法律顾问，国光瓷厂在国企改革中一路领先。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改革者邹凤楼的衣着也随着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是穿中山装接待外宾，后来是穿西装打领带。
有人比喻说，80年代以前的国企，就好比是被绑住脚和翅膀的鸟，改革“把它的脚和翅膀松开了，鸟有了活动空间，但鸟终归还是在鸟笼里”。
后来发生了什么？
1989年，邹凤楼自愿退休，这年他58岁，当时的省报还有报道，鼓励这样做。事后有媒体未经采访，发布他被免职的报道，让他火冒三丈，还专门写信给那个报社的总编。
在他退休的若干年后，全国的报纸还在热烈地讨论“邹凤楼现象”——邹凤楼退休后，工资只有500多元，后来因为是全国劳模，补到900多元。为什么一个人对企业作出巨大贡献，个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时代已经变了，90年代几乎找不到邹凤楼这样的企业家，一些国企负责人肥了自己，瘦了企业，各种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到了本世纪初，经济学家郎咸平开始走红全国，不过他却是因炮轰国企改革腐败而闻名。
这个年代，民企开始立足，国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国企改革跌宕起伏，少了80年代那样的方向一致、脚步清晰，多了迂回和争议。人们开出的药方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兼并重组、债转股、MBO（管理层收购）、年薪制、上市……
对于80年代首批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来说，他们正在经历大浪淘沙式的冲击。当年，他们一心一意搞好国家的企业，民企竞争力还不是很强，只要一放权让利，他们就活了。而且，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他们大多数还没有腐败的胆量。
15年后。2003年，当年杭州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成为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出资组织了老优秀企业家的聚会，当时到会的只有10人左右。冯根生是为数不多还在企业岗位的人之一，他把青春宝的控股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企业活了。另外还有汪海，仍然是双星的董事长，他让双星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后来，他还给自己封了一个职务——“终身总裁”。
而其他的人“有的进了班房，有的逃到国外，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生活都难维持。”据后来的媒体报道，这20个人没有一个最后完成了企业产权清晰化改造，到2006年，一半的企业陷入困境或已消失。当时获奖的马胜利，1995年被免职后，每个月只能领到130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去开包子铺维持家用。
国光瓷厂的接任者姓费，按厂里人的说法，费是邹凤楼一手栽培起来的，为了发展外贸，还专门派他到北京学英语。可费却是最令邹凤楼痛心，在病房里，邹凤楼后悔挑错了接班人。
费在任期间，收购了五六家国企，据说是为了扩大固定资产，成立企业集团上市，上市前还引进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控股30%，不过，企业上市不过几年，因为连年亏损和违规，现在已退市。
许多人反映，费自己拿着高工资，而工人只有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连工作服、鞋帽手套都发不出来。许多工人都认为，这个人比邹凤楼差远了，脾气不好，作风专断。
后来有传言说，费被抓了，原因是侵吞国有资产，有的说费被抓后又保外就医了，费又在深圳发财了。
国光瓷厂现在已经不行了，过去五六千人的厂，现在只有一千多人断断续续地干活，厂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办理提前退休的公告。
2006年5月20日，75岁的邹凤楼走了。他“躺”在国光瓷厂背后的凤凰山上，注视着厂里由他亲手栽的树，盖起的楼房和厂房。这位从工人做到厂长的老人，给儿女交待自己的后事：“我的坟墓要面向国光，头要能看到国光。”
邹凤楼在病床上还留下了一篇对国光反思的文章，他谈到“权力失控”和“监督失效”两大原因，文章结尾用了一句顺口溜：国企是个娘崽，你有我有，大家都没有。国企是块唐僧肉，你吃我吃，大家都想吃。
一些老工人则回忆说，其实现在又回到了1950年左右，那时的瓷器行业没有什么国企，全都是私人的。
邹凤楼带着这个厂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人们仍然怀念着他。邹死后，追悼会在厂里的食堂举行，这是厂里任何其他领导没有享受的“待遇”，许多老领导和老工人都自发去了。在邹凤楼的灵堂前，一个比邹还年长的老工人跪下磕头，全场静默。
寻找邹凤楼
1988年春末的四月间，中南海怀仁堂。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在这里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这些或许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包括：冯根生、邹凤楼、马胜利……
在那个年代里，这是企业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们引领着整个中国80年代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当时民营企业尚不发达，他们可以称之为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
在那张合影中，第一排是赵紫阳、李鹏、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光瓷厂厂长邹凤楼站在第2排左起第4个，穿着西装，个子不高。他就是本刊记者要寻找的那一代人踪迹的源头。
在当地，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邹凤楼几乎无人不晓。那时的醴陵人，宁愿进国光瓷厂，也不愿进政府当官。
2008年1月18日，大雪过后的醴陵只有1度。国光瓷厂有些冷清，邹凤楼在任时建的办公楼矗立在冷冷的细雨中，楼梯上的灰尘，多日没有打扫，宽敞的旧电梯仍肩负着使命。
厂门口，待客的摩托车主和附近的老工人烧起了废木料取暖，说起邹凤楼的年代，他们是骄傲的。国光瓷厂诞生于1950年代，公私合营，成立了当时湖南省最大的瓷厂——国营醴陵国光瓷器厂。
瓷厂历经“大跃进”、“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一炮打响，走向全国，成为国企改革成功的典范。这时的厂长就是邹凤楼，获奖的那一刻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邹凤楼1979年刚上任的时候，厂区门口有个巨大的毛主席陶瓷塑像，因技术原因，满身裂纹，污渍斑斑。有人提议，把毛主席像“请下来”。邹凤楼当时“毛骨悚然”，几年前，一张毛主席画像被风吹在地上，他被几次批斗。
但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他觉得“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经过深思熟虑，他多次召集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最后，毛主席像被请下来，换成半身画像挂在厂内的礼堂。
“文革”刚结束，厂里基本上停产了，“打砸抢”现象仍然严重。邹凤楼发起了“公物交公”的活动，凡是拿了厂里的东西，都要求归还。“他的做法有原则，又考虑实际情况，对有困难的家庭，他另外给予帮助；拿过公物的，交公了，不但不处理，还表扬。”
一个老工人回忆说，通过改革整顿，厂里效益好多了。因此，经常有外国人来，每隔几天，洒水车就来了，把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洒水车来了。当时的瓷厂不多，国光最大，主要做外贸用瓷。
他的改革
邹凤楼的改革，现在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用管理学上的话来说，不过是两点：对内抓生产，对外抓销售。但在那个禁锢的年代，敢擅自抓生产、抓销售，那也是冒风险的事。
1984年8月13日，邹凤楼经过考试、答辩、民主选举“三关”，90%以上赞成票正式当选国光瓷厂的厂长。几天后，当地《株洲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喜得猛士创新业》进行报道，文章描述说：邹凤楼在竞选厂长的时候承诺，“我出任厂长，保证今年发奖金一百五，明年发一百七，后年达到两百块。”
他上任前3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文件直截了当地给企业放了十项权利，其中包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
企业有了自主权，邹凤楼开始了大胆尝试—— “一化（标准化）、三制（考评制、审核制等）、八有”，抓生产质量。当时的老工人还依稀记得，那时全厂士气高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职工代表大会、产品质量学习会等等，工作量不少，但并不觉得累。
1984年6月，邹去北京开会获得一个信息：国家准备放开外贸。于是，他撇开省里，直接向北京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申请，要求将国光作为试点。几经波折，两年后，国光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而不需要先把出口产品卖给政府设立的公司，这样做是全国第一家。
产品质量上去了，产品打开了销路，企业自然红火。国光瓷厂的固定资产从1000多万元增值到6000多万元，连续两年在全国陶瓷行业中创汇最多，盈利最高。工人的待遇也有改善，工人的子女通过正式途径进不了厂，还可以进厂当临时工。
邹凤楼也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名人。当时，他的大儿子邹志坚也在国光瓷厂，国光正好在深圳与人合办了外贸公司，对方建议把他的大儿子调过去，但邹为了避嫌，并没有这样做。后来，他儿子辞职，独自闯荡深圳，现在也已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从厂长负责制，到外贸代理制、聘请法律顾问，国光瓷厂在国企改革中一路领先。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改革者邹凤楼的衣着也随着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是穿中山装接待外宾，后来是穿西装打领带。
有人比喻说，80年代以前的国企，就好比是被绑住脚和翅膀的鸟，改革“把它的脚和翅膀松开了，鸟有了活动空间，但鸟终归还是在鸟笼里”。
后来发生了什么？
1989年，邹凤楼自愿退休，这年他58岁，当时的省报还有报道，鼓励这样做。事后有媒体未经采访，发布他被免职的报道，让他火冒三丈，还专门写信给那个报社的总编。
在他退休的若干年后，全国的报纸还在热烈地讨论“邹凤楼现象”——邹凤楼退休后，工资只有500多元，后来因为是全国劳模，补到900多元。为什么一个人对企业作出巨大贡献，个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时代已经变了，90年代几乎找不到邹凤楼这样的企业家，一些国企负责人肥了自己，瘦了企业，各种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到了本世纪初，经济学家郎咸平开始走红全国，不过他却是因炮轰国企改革腐败而闻名。
这个年代，民企开始立足，国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国企改革跌宕起伏，少了80年代那样的方向一致、脚步清晰，多了迂回和争议。人们开出的药方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兼并重组、债转股、MBO（管理层收购）、年薪制、上市……
对于80年代首批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来说，他们正在经历大浪淘沙式的冲击。当年，他们一心一意搞好国家的企业，民企竞争力还不是很强，只要一放权让利，他们就活了。而且，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他们大多数还没有腐败的胆量。
15年后。2003年，当年杭州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成为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出资组织了老优秀企业家的聚会，当时到会的只有10人左右。冯根生是为数不多还在企业岗位的人之一，他把青春宝的控股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企业活了。另外还有汪海，仍然是双星的董事长，他让双星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后来，他还给自己封了一个职务——“终身总裁”。
而其他的人“有的进了班房，有的逃到国外，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生活都难维持。”据后来的媒体报道，这20个人没有一个最后完成了企业产权清晰化改造，到2006年，一半的企业陷入困境或已消失。当时获奖的马胜利，1995年被免职后，每个月只能领到130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去开包子铺维持家用。
国光瓷厂的接任者姓费，按厂里人的说法，费是邹凤楼一手栽培起来的，为了发展外贸，还专门派他到北京学英语。可费却是最令邹凤楼痛心，在病房里，邹凤楼后悔挑错了接班人。
费在任期间，收购了五六家国企，据说是为了扩大固定资产，成立企业集团上市，上市前还引进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控股30%，不过，企业上市不过几年，因为连年亏损和违规，现在已退市。
许多人反映，费自己拿着高工资，而工人只有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连工作服、鞋帽手套都发不出来。许多工人都认为，这个人比邹凤楼差远了，脾气不好，作风专断。
后来有传言说，费被抓了，原因是侵吞国有资产，有的说费被抓后又保外就医了，费又在深圳发财了。
国光瓷厂现在已经不行了，过去五六千人的厂，现在只有一千多人断断续续地干活，厂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办理提前退休的公告。
2006年5月20日，75岁的邹凤楼走了。他“躺”在国光瓷厂背后的凤凰山上，注视着厂里由他亲手栽的树，盖起的楼房和厂房。这位从工人做到厂长的老人，给儿女交待自己的后事：“我的坟墓要面向国光，头要能看到国光。”
邹凤楼在病床上还留下了一篇对国光反思的文章，他谈到“权力失控”和“监督失效”两大原因，文章结尾用了一句顺口溜：国企是个娘崽，你有我有，大家都没有。国企是块唐僧肉，你吃我吃，大家都想吃。
一些老工人则回忆说，其实现在又回到了1950年左右，那时的瓷器行业没有什么国企，全都是私人的。
邹凤楼带着这个厂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人们仍然怀念着他。邹死后，追悼会在厂里的食堂举行，这是厂里任何其他领导没有享受的“待遇”，许多老领导和老工人都自发去了。在邹凤楼的灵堂前，一个比邹还年长的老工人跪下磕头，全场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