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天国在你心中吗

片头，引用了托尔斯泰的名言，“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

奥古斯丁说，“我信故我知。”就是my understanding＝my faith。因着信心寻求理解。因为奥古斯丁承认理性与人性中的败坏。他是自己内心污秽的目击证人。如果说，罪性污染了我们的理性，理性就是一种需要被牵引的活动。这话代表了被基督教更新后的欧洲文明的思想系统。

到了笛卡尔，被信仰牵引的理性开始争取独立的王权。所以他说，“我思故我知（自己存在的真实性）。”就是my understanding＝my mind。这是启蒙时代的号角，尽管笛卡尔的目的是论证上帝的真实性，但他的进路却等于欧洲文明脱离基督教信仰的宣言。

自此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分道扬镳，产生两个欧洲。在另一个欧洲，因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对奥古斯丁道路的持守，理性对启示的顺服，依然构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而作为两个欧洲的一种混合，后来在哲学上出现了康德主义，在道德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主义和史怀泽主义等。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就是从信仰世界中，抽离出一种非理性的、超验的和道德性的内涵，譬如“爱”，然后嫁接在启蒙世界的图画中。

现在就能理解托尔斯泰的名言了。他从笛卡尔往回走，但还没到路德和奥古斯丁，就停步了。他把一个基督教时代的公式（my understanding=my faith）换成了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公式：my understanding=my love。这就越过了faith和love的关系，在信仰与爱之间，欧洲大地再次发生了断裂。这正是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婚姻悲剧的实质。

1910年11月10日晚上，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女儿萨沙和瓦伦丁等人协助下离家出走，逃离了妻子，乘火车到了阿斯塔堡车站。10天后，索菲亚带着一群记者来到车站。但丈夫拒绝见她，在站长室孤独地去世。电影中改为索菲亚带着一位神父，来到聚集成群记者的车站，见了丈夫最后一面。但在托尔斯泰的全部文字面前，这依然是一个悲惨的、自我否定的结局。

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痛苦，莫过于无法像自己想要的那样去生活。但对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痛苦，是无法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生活。当我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我在课堂上讲授的，都是自己不能在真理上确知的；写下来告诉别人应当如此生活的文字，也都是自己做不到的，我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假先知。我就沦陷在了奥古斯丁、笛卡尔和托尔斯泰这3句话之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知”，到底应当及可能建立在“mind”、“love”还是“faith”之上呢？

有人问我佛教、道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我说最简单的，就是佛教有“大师”，基督教只有“牧师”；道教有“道人”，基督教只有“传道人”。

世人看托尔斯泰，就当他是大师和真人。所以他死了，矛头都指向索菲亚。后来托尔斯泰的学生，就是电影中的切尔特科夫，写了一本名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的小册子，对他们婚姻悲剧的基本理解，就是这位伯爵夫人无法理解丈夫的伟大。当年，高尔基曾撰文反对，认为对索菲亚不公平。

但人们往往忽略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如果真如托尔斯泰所说，他的“知”是建立在“爱”之上的，那我们必须承认，当他离家出走时，是托尔斯泰，而不是索菲亚，背叛了婚姻，也背叛了爱。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前，绝望的索菲亚这样回答丈夫：“结婚以后，你是我的结果，我是你的结果，对我而言，这就是爱情。”从这话看，索菲亚对爱的理解，其实超过了托尔斯泰。如果她说的是对的，那么离婚的意思，就不只是“我”和“你”离婚；而且是“我”从“我”里面出走，“你”和“你”自己离异。

如果要面对最艰难的现实，对婚姻之爱存有盼望，这才是一个可靠的阿基米德的支点。换言之，当人类对婚姻的盼望无法可靠地建立在过去和当前的经验之上时，我们的盼望和确据，就只能单单建立在婚姻盟约的神圣性之上，即建立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在盟约中的合一带来的属灵后果之上，以及，最终建立在上帝对这一盟约中的属灵后果的恩典的应许之上。

天国只降临在亲密的盟约关系中。换言之，天国若不在你和妻子之间，不在你与任何人的亲密关系中，就绝不可能单独在你心中。婚姻、教会和国家，在《圣经》中被视为上帝与人立约的三个盟约关系的范围。托尔斯泰提倡信仰与仁爱，却反对教会群体。他希望越过婚姻、教会和国家这三重盟约，而去爱全世界的人。这一貌似博爱的托尔斯泰主义，首先就在婚姻这一最小的人类盟约关系中，遭遇了最大的失败。

爱不下去的时候，好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另一个公式：my love=my faith。

或许托尔斯泰伯爵真希望去爱所有农奴，却无法继续对妻子的爱；索菲亚到最后，则这样说，虽然我很自私，但我真的很爱你。

然而同时，爱不只是经验，爱是信仰；爱不只是信仰，爱是经验。

加起来说，爱就是道成肉身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是的，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