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人脉，败也人脉——郁知非沉浮录

　　经过半年的沉默，上海滩曾经的体坛大亨郁知非终于有了官方结论——5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在担任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上海申花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俱乐部、公司资金，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等。”
　　这一结果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作为被“上海社保案”牵涉进去的官员，其问题却和社保案无关。
一些与郁知非相熟的朋友认为郁知非在上海的人脉连累了他，不然不致锒铛入狱；另有朋友则反驳，没有这些人脉，郁知非也就无法成为上海滩的足球大亨和F1教父，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过，这一切都和郁知非无关了。知情人说，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他目前正被关押在安徽的某个地方，静静等待着司法机关对他的处理。

曾经踌躇满志      图/严志刚

插队青年
　　早年的郁知非十分普通，生于1952年的他，是上海市卢湾区人，“文革”爆发时，刚刚初中一年级。和当时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加入了红卫兵的行列，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包括去北京见毛主席。
　　1969年，年仅17岁的他从大上海千里迢迢来到黑龙江虎林县迎春镇，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八五四农场插队当兵。
那时，郁知非给人的印象是“聪明、头脑灵活”，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但是，干活方面不够踏实。一位和他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忆，在当时政治氛围极浓的环境中，郁知非曾被上面调查过是否加入过“牛、马、羊”小集团——“具体说呢，牛、马、羊就是对领导拍马、对下面吹牛、上面追查下来要像一只绵羊。”
　　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但农场就此给郁知非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多年后，一同插队的知青聚会，邀请郁知非，他从来不去，也不再和这些当年的知青战友来往。
　　不过在郁知非口中，“这10年（指下乡插队）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感谢这段日子，我对东北怀有很深的感情！”
此外，插队给郁知非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农场的马受惊，压伤了他的腿，他得以回到上海休养，脱离了农场生活。

厂长郁知非
　　回上海后，郁知非一边收废品，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大专的课程。
　　此后，街道成立安置剩余劳动力和回沪知青的街道工厂，郁知非得以进入黄浦区集体事业局下属的三灵电机厂工作，开始了他的事业之旅。
　　从工人干起，郁知非先后做过仓库保管员、销售科长等，一步步升任厂长。那时，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脑子活络，主意蛮多”，“在市场营销上很有一套”。
　　三灵电机厂最初生产电子琴、空调用的风扇等电子产品，工人只有108个，固定资产仅有3万元，生产流动资金几乎为零。
　　1984年，在郁知非等人的主导下，三灵厂成功跻身国家轻工业部确定的74家“国家洗衣机生产专业厂”之一，获得洗衣机“生产许可证”，开始转型生产“申花”牌洗衣机。
在当时产品供不应求的环境下，三灵厂办得风生水起：1986年，与上海家电批发公司联合建立申花洗衣机全国总经销处；1988年9月，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交电家电商业（集团）公司成立上海申花电器联合公司；1988年企业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当年产值达到1.3亿元，创利1133万元，向市场提供双、套桶洗衣机30万台，成为上海黄浦区集体企业中的第一大厂。
　　由此，郁知非也囊括了一个企业家所能拥有的所有名誉，上海市劳模、十佳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等。
　　一个能说明郁知非当时开拓市场行为的细节是，他利用第11 届亚运会的机会，把电报与广告巧妙地融为一体，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1990 年10 月8 日《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这份电报稿：“北京亚运村第11 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值此第11 届亚运会闭幕之际，谨祝贺你们领先一步，勇夺金牌第一！十数天来，你们顽强拼搏，气势如虹，战绩辉煌，捷报频传，全国人自豪和振奋。“领先一步”是中国体育昨日艰辛创业的记录；“领先一步”也是申花电器一如既往孜孜以求的目标。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
　　　　顺致：崇高的敬礼！
　　　　　　　　　　　　　　　　　　　　上海三灵电器总厂、上海申花电器联合公司全体员工
　　　　　　　　　　　　　　　　　　　　　　　　　　　　　1990 年10 月7 日
　　一位和郁知非有着二十年交情的朋友评价，那时的郁知非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尽管有些不太重视技术研发，但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却是一个天才，而且为了工厂的发展殚精竭虑——“1987年11月到1988年11月的一年中，他五次胃出血，工作时间是在早上七点半至晚上十二点，春节几乎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明明知道喝酒等对身体不利，却不得不应酬于官场、商场之间。”提起当年的一段往事，一位三灵厂的老员工感叹。

结缘足球
　　也是在这一时期，郁知非结识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脉关系。公开报道显示，1987年起任黄浦区区长的陈良宇多次带领国外嘉宾去三灵电机厂参观、考察。
　　也是这层关系，让企业家郁知非开始结缘足球。
　　上海的市足球代表队最初叫上海足球队，赞助商一直不太稳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赞助商为上海金星，因此冠名“上海金星”，后来由生产凤凰自行车的上海自行车三厂赞助，因此冠名“上海凤凰”。
　　1991年，广东顺德的神州热水器厂以20万人民币将球队的冠名权买走，这刺激了上海市的有关领导。他们找到当时任三灵厂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的郁知非：“你看看，同样是做热水器的，人家有这种意识，你就没有?”
　　于是，1992年，郁知非同样以20万元的价格将球队冠名权购回，但作为一家和足球并无关联的电器生产厂家，郁知非起初对足球并不热心。1993年，冠名权又被另外一家叫“爱可发”的胶卷厂买走。
　　是年底，正在美国开会的郁知非被急召回国。其时，全国正在搞足球改革，已经升任上海市领导的陈良宇希望上海能够先行一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有点经验的郁知非。
　　上海申花队的前领队张德发回忆，“事实上，当时上海知名度大、规模大、实力强、效益好的企业有的是，为什么单单选中申花作试点呢？这确实反映出郁知非的活力、魄力和眼力。”
　　“他（郁知非）知道，区领导让他做的事，对企业、对个人可能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尽管有些事的前景充满了未知数，甚至风险很大，但只要有勇气、有眼光，努力去做，成功后的回报是难以估算的。” 张德发说。

开拓之举
　　如今来看，郁知非的足坛大佬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当年运作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许多开拓之举。
1993年，中国足球刚刚实行职业化联赛制，同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作为第一个以俱乐部形式独立运行的球队，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迈出了上海足球事业走向市场化、社会化的第一步。
　　操盘申花俱乐部伊始，郁知非便显现出独特的企业家视角。其时，许多足球俱乐部还均停留在“联办”的基础上——企业出钱、体委出队、球队冠名，诸如广州万宝、北京神州、辽宁东药等，这在改革初期起过重要作用，但问题亦随之而来：谁出钱，球队就跟谁走，双方一闹矛盾，一个抓钱，另一个抓队。
　　郁知非的举措是一步到位，把足球队运动员的关系统统转到俱乐部里，把“联办”改为自办，体委只是协助。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企业投资足球的积极性。
　　同时，郁知非将球队成绩与金钱挂起钩来：董事会根据每个队员的特长和表现，决定队员的薪水和奖金，比赛好再另行奖励，奖金也拉开档次，这大大刺激了球员的积极性。
　　申花足球队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沈阳海狮，俱乐部发誓“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订下的奖金标准是：主场取胜奖3万元人民币，打平一场1万元，客场取胜则奖5万元。后根据主教练徐根宝的建议，主客场胜球的奖金改为一样多，都是3万元人民币。
　　在奖金的刺激下，球队不负众望，首战告捷。赛后，按照赢球场次奖金分配的规定，俱乐部立即将3万元奖金按照各人的比赛情况进行了分发，主力队员每人拿到了28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其他方面，郁知非一些运作方式也颇令人称道。1999年7月，郁知非成功运作了曼联与申花的比赛。携“三冠王”之荣耀前来上海的曼联，尽管贝克汉姆、队长基恩、主教练弗格森都没有随队前来，但由于运作成功，比赛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敲定曼联队35万美金的出场费后，郁知非说服了夏普负担这笔费用，后来百威又赞助了20万美金，比赛场内的广告牌，则以40万人民币一块出售，最后售出24块，门票销售1000万。
　　一场赛事下来，申花净赚1600万。据说，这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单次比赛净赚最多的一次。
　　也是在这个时期，郁知非投入100万美元与世界足球王国巴西签订了少年足球队的培训协议；他还以股份制形式建设了中国足球界第一个专业足球场虹口足球场，俱乐部占25%的股份；2001年前后，他第一个在国内导入对俱乐部的整体形象设计和文化理念。

权力阴影
　　申花足球队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行政撮合色彩，郁知非麾下的申花俱乐部成为上海政坛一颗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4年11月24日，申花俱乐部邀请各界总结第一年职业联赛的得失。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引用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上说的“党支部要建立在连队上”的话：“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字，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但荣誉是钱买不来的。球队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
　　第二年年初，申花俱乐部向全国公开招聘了领队之后，立即成立了党支部。此后，球队党支部的作用被反复宣扬。
　　不仅如此，陈良宇还将自己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陈维力托付给郁知非，出任申花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据《南方周末》报道，“陈维力在队里的时候，是郁知非与其父亲联系的桥梁，其父亲很多对球队的指示，都是通过陈维力传达。”
　　借此，郁知非进一步密切了自己和上海核心权力圈的关系。
　　1995年，在徐根宝教练的带领下，申花队以“抢、逼、围”的战法，走上自己的发展巅峰：以积46分的成绩夺得甲Ａ联赛的冠军，其核心球员范志毅还以进15球的成绩夺得了联赛“射手王”的宝座。
　　这是上海足球在阔别34年以后，第一次在全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对此，上海市一些领导提出申花队“要在世界一流足球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口号与目标。
　　陈良宇说：“申花队夺冠使上海人民非常满意。足球改革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也是龙头。申花队的成功反映了机制和体制改革上的成功。体委与俱乐部，体委与球队，俱乐部与球队之间关系谐调，是俱乐部走向成功的关键。”
　　“同时，足球队建立了党支部，使球队充满正气。打硬仗需要压倒邪气的正气，光有金钱是得不到冠军的。两年来我一再重申，不管输赢，足球场上都应该有压倒对方的气势。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要有优秀球员，不能有特殊球员。比赛要夺冠，首先是训练要夺冠。”
　　一个能说明当时上海市一些领导对郁知非麾下的申花足球队的关心的细节是：1995年甲A赛季开始前，范志毅正为未婚妻李倩的户口问题烦恼，当时身为空姐的李倩的户口在广州，但因为某些原因，迟迟不能迁往上海。陈良宇得知此事后，当面向范志毅保证，他的问题很快能解决。
　　果然，不久李倩成功来到上海，范志毅得以一家团聚。
　　申花队前主教练徐根宝还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号称“足球书记”的陈良宇，不仅每场申花队的主场比赛都到现场观看，甚至对比赛前的训练也会观看。每次申花比赛前，陈良宇都打电话给俱乐部，说明自己的建议与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陈良宇是‘参与了球队工作’了。”徐根宝在回忆录中写道。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市给予申花集团的支持也达到了顶峰：在上海市黄金地段批给他们一块地皮，申花房地产公司将其建成为闻名上海的高尚住宅区——“巴洛克宫廷”（又名“申花苑”），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１万多元人民币，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天价。在此后几年的职业联赛中，申花由于战绩不佳，再未得到如此风光的待遇。

黯然退出
　　申花自1995年夺得甲A联赛冠军之后，开始陷入一个怪圈——连续6年，虽经多位外籍教练调教，但始终与甲A冠军无缘。
　　自认为俱乐部经营没问题的郁知非认为，只要给时间，他一定能卷土重来：外籍教练虽然暂时表现不力，但是长远来看，对球队技能的提高有利无害；球技上去了，后备人才接上了，球队的发展不成问题；同时，再将文化的氛围导入进来，这样，不仅能够凝聚球队内部的人气，也能凝聚球迷的心。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成绩，往往也意味着政绩。
　　申花队前领队张德发回忆，尽管申花俱乐部不同于原来体工队的体制，但它又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种过渡性的半官方半企业的足球管理体制”，市委、市府有关领导亲自出任俱乐部顾问。
郁知非自己也坦言，和当年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相比，二人都是军人出身，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在上海“就不能像王健林那样屡出豪言壮语”。“为什么？足球是大连的名片，政府非常支持，但上海这个地方藏龙卧虎，我哪敢随便说话？”
　　2001年12月16日，上海虹口足球场，申花以2：0战胜辽宁抚顺，获得联赛亚军。在寒风和细雨中，"蓝魔"在看台上点亮赤红的焰火，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空中飘荡，郁知非泪流满面：“八年了，这是我为足球掉下的第一滴泪。”
　　在休息室里，郁知非对他的将士们发表告别演说：“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生活在一起。你们给了我很多的信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是职业运动员，你们也都要养家糊口，不要为已经过去的申花而冲动，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为了中国足球，一定要理智，要更多的理智……”
　　三天后，申花易帜，在新的文广足球俱乐部中，郁知非虽然还是副董事长，但他并不占有任何股份，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决策和管理的权力。郁知非黯然告别足坛。
　　“我始终认为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申花的发展模式也没有错，在中国足球现有的环境和体制下，申花完全做到了以球养球，而且在资本运作上也非常成功。我从来没想过要退出，但现在就这么走了，我真是太不甘心！”郁知非说。
　　“但我是国家干部，如果领导让我干，就是10年也要再干下去，如果领导不让我干，我自己想干又有什么用？”郁知非说。
　　在离开申花后，郁知非基本已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此前，由于申花足球俱乐部发展迅速，郁知非主动辞去在申花电器公司的领导职务，转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俱乐部的经营上。“我当时辞去原来的职务，就是对足球产业充满信心，现在俱乐部没有了，我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郁知非说。

F1教父
　　从申花出来后，郁知非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邀请他去作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而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也曾邀请他协助筹备中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2年2月，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成立，5月，在离开申花半年后，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赛场”董事长张桂娟邀请下，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再次被推上舞台的前端。
　　当时，一位记者问他：促成你从足球到F1的转变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还是长时间的积累？
　　郁知非说：“我们都是听领导安排的，我到申花也是听领导安排的，搞F1也是领导安排，组织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事实是，在郁知非离开申花俱乐部时，F1中国站落户上海的事情，已经大局初定。“当时F1的运作，已经有人在做。若非后来内部发生矛盾，可能就没有郁知非的事情了。”一位知情人士说。
郁知非充分利用了自己以前在媒体圈的资源，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发布场合，让国人逐渐知道了F1与F4之间的区别。
　　“F1给了我更大的天地让我去做，以前我做厂长的时候为了几百万的利润从早忙到晚，现在一切都是资本运营，一个理念就能挣到过去的几倍、几十倍。”郁知非兴奋地说。
　　他再次施展他商业运作的才能：先是斥巨资买下F1赛事2003年的电视转播权，再免费赠予中央电视台，以培育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F1市场；在看到威廉姆斯和乔丹两支F1车队的车身广告有空缺时，他便以“资源置换”方式将上海赛车场的LOGO打上去，没有花一分钱。
　　郁知非还梦想打造自己的F1车队，他将这个时间设定为5年，因为自己“10年后就退休了，如果5年后还没有实现的话，那之后实现的机会就太少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岗位上干多长时间。如果明天领导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实现不了了。”
　　可惜的是，郁知非的梦想还没有实现，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9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免职、立案检查，10月，郁知非“协助调查”，一个影子富豪的政治经济学之旅戛然而止。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原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的《风雨六载》和原领队张德发的回忆录，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