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黄金五年】黄金五年的秘密

过去30年，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过去5年，中国更是增长最快的国家。5年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迅速翻番的经济总量，最高4.8％的CPI涨幅，与上世纪90年代同高增长伴随的最高达24.1%的通胀率相比，绝对是“又快又稳”的黄金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高歌猛进之中，可能绊跤的路障又在哪里？

全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远低于财政收入及GDP增幅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5年前，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1990年代末，经济增长似乎停滞，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而产生的担忧中；5年后，当以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总量的位次从世界第六猛升到第三后，中国人均GDP超过2500美元时，不仅仅中国人，全世界多少都有些不知所措。
    让次贷危机冲击得信心全无的美国老百姓，在一项抽样调查中，竟有四成觉得，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还坚持认为美国在领导全球经济的，只剩下33%。八年前同样的调查中，约2/3的美国人对美国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坚信不移。
    现在，不管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县市诸暨，还是四川大山深处的小城广元，或者是中部江西省的小县城都昌，商业区异常密集的店铺和连锁商业，不管城乡，不管东中西，逐渐趋同的年轻人打扮，都让你恍若隔世。
    在江浙发达地区，迅速普及的家庭小轿车，甚至让公路和城市面积成倍增加的县城交通，在上下班高峰时拥堵不堪；在中西部，迅速普及的乡村公路和快速增加的农民收入，则让摩托车在乡村逐渐普及（家电普及已经完成）。
    显然，过去的五年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迅速、城乡面貌变化最为显著的五年，是经济波动最小、增长最平稳的五年，是黄金五年。
    5年开局，2003年在SARS面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在为7％的经济增长提升各界信心，但转年开春，就开始对迅速膨胀的投资和信贷而头疼，为处在“一个重要关口”的中国经济而忧虑。
    显然，一开始，对突如其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即便是中央政府，似乎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五年后回望，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持过去五年的快速增长，如何理解这场增长，人们还是盲人摸象，莫衷一是。

“黄金五年”的经济动力
    最近几年，高盛的研究报告和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外需。显然，由WTO效应所催生的、五年来中国爆炸式增长的外贸数据，为梁红提供了最好的论证。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是2002年的3.5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2.43％，提高到2007年的约8％。
    中国出口的迅猛增长，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布局，大举进入中国的结果，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推动勿庸置疑。
    而中国出口的增长，也恰好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75％，将美国增长经济建立在低利率刺激的房地产和中国低廉商品进口抑制通胀的基础上，为中国经济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但是，单纯重视外需的观点，显然忽视了中国经济内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经济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基于1990年代后期集中进行的三大改革：企业产权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
    1990年代后期，集中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和集体企业改制，使得中国的资本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新世纪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企业组织资源；1998年正式开始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则为日后增长，提供了最主要的最终需求；不断强化的银行改革，则有效促进了信贷资金向大型和优势企业集中，为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消费、投资和投机需求，提供了金融杠杆。
    房地产的发展和不断上升的地价，与迅速的城市化过程相互支撑，为垄断经营国有土地的地方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成为支撑各地城市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土地融资的模式，从杭州上海等地发源后，在过去几年，迅速被各地借鉴为各工业园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除了住房，消费升级还发生在汽车这一关键领域。从2002年产销突破300万辆，到2007年达到约880万辆，汽车业产值在2006年就达到1.55万亿元。
    房地产和汽车这两大产业，2007年累计销售4万多亿元，成为带动中国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并与地方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建设和基础建设投资相叠加，共同带动了上下游矿山、冶金、机械、水泥、建材、煤炭、电力、石油石化等庞大的重化工业持续快速的投资和产能扩张，引发了中国经济自建国以来第二次重型化，使得重化工业超越轻工业，在过去五年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引人注目的是，多数人在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和投资而忧心的时候，中国的消费增长，却连年高增长，从2003年的9.1％，攀升到2007年的16.8%，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之后首次超过投资。
    这并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普遍拉升了中国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幅度甚至在50%-100％之间，而政府取消农业税和大量支农补贴的到位，同样显著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从更广阔的意义而言，1994年后财政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力不断提升，2002年到200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从4000亿元增长到近万亿，翻了一番多，使得原先濒临破产的内地基层政府财政得到保障，有力稳定和提高了内地公职人员的收入，极大提高了内地的购买能力。
    正是中国经济的重型化和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以及与之相应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出现了与前25年截然不同的增长动力。这就是黄金五年的全部秘密。

增长的影响
    黄金五年的新增长，开始改写中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
    首先是整个经济的重型化。在长三角这个中国最主要的经济中心，重工业已经成为江浙两省的主要增长动力。曾经的轻工城温州，在本轮经济增长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悄然变身重工城。
    2003年以后面临土地、劳动力、电力供应不足，遭遇退税政策的夹击之后，电子信息、装备机械、汽车及其部件，甚至冶金等，已经逐步取代轻纺，成为长三角新的增长动力。而县域经济中大批几千万、几个亿产值的民营企业，正在忙着升级自己的产品和品牌，与大型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自己的研发队伍。
    毗邻发达地区的皖、赣、桂、苏北、河南等地，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的新天堂。在这里，他们正在依靠强大的地方政府，复制着1990年代后的苏州故事。
    而四川、重庆、陕西等老三线重工城，以及东北三省广泛布局的重工业，也包括湖南湖北，则在中央的区域扶持政策下，走出了1990年代末期的萧条，他们也没有忘记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分得一杯羹。
    在能源大省，山西、内蒙古和陕北取得了令人敬畏的增长，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经济位次迅速提高。他们一边大发资源财，一边千方百计延伸着产业链，大力发展电力和重化工。
    在这些地方，无数的小矿主要么被强大的国家资本挤走，要么通过矿权改革逐渐登堂入室，而那些煤炭、电力方面的央企、省企大鳄们，则以无比的气势，主导了这里的资源和产业延伸。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这场黄金增长。虽然很多农民异口同声地对中央领导进行赞扬，但那些2000年以后在城里工作的年轻白领们，则在网上把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骂得“狗血喷头”，艰难的就业、疯狂的房价和几乎没有增长的工资，朝不保夕的工作，让他们安居乐业和过小资生活的梦想破灭，被剥夺感强烈。更多的人则对教育、住房、医疗等改革牢骚满腹，这迫使中央政府开始重建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
    青年人在网上发起了“不买房运动”，但还是抵不住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结合起来的强大力量，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一路飞涨。现在，1990年代之前曾经被很多年轻人鄙视的公务员，已成为他们的理想工作。而另一部分年轻人，只能靠“啃老”过活了。
    2007年的太湖蓝藻危机，使得这场增长的环境代价让全国人反思，但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山西晋祠难老泉已经不再自然出水——山西煤炭的开采，已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在中国各地，因为污染爆发的社会冲突，与由土地拆迁引起巨大利益冲突一起，已成为中国群体性冲突的主要形式。
    中央政府早就意识到，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能再继续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对能耗、环境的强调，已经成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新尺度，并开始逐渐被分解到各级官员考核指标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在权力、资本的利益同盟面前，常常被局部化、短期化的公共决策，使得“建立和谐社会”的国家战略，能真正被执行吗？正在进行空间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中国经济，能获得一个稍长时间的平稳内外部环境吗？
    四成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领导力的信心，反证了美国次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