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渴的姜文

　　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


　　不是手摸屁股，难道是屁股摸了手？
　　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
　　感情不是计算出来的。
　　——《太阳照常升起》台词

　　45年前，希区柯克（悬疑片大师）对特吕弗（法国“新浪潮”主将）说，电影的功能主要是让观众激动，激动来自影片讲故事的方式，和一组组镜头排列的方式。
　　“因此我有成为一个乐队指挥的感觉，一声喇叭与一个特写镜头相应，一个远镜头等于暗示乐队轻轻地演奏。面对优美景色，我运用色彩和光线，像一个画家那样……总之，银幕应该充满激情。”
　　写《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剧本时，姜文28岁。他无法摆脱一支“文革”时期的歌曲，骑着自行车也哼，然后闻到6岁时老家唐山马路上的柏油味、乙炔味。他想着那声音，那气味，便能写出许多。后来，他告诉别人：“这电影非得到我能闻到味儿了，我才能拍，才能有自信比谁都拍得好，因为别人闻不着，我能。”
　　写《鬼子来了》（以下简称《鬼子》）的时候，他把军乐放得特别大声，大到别人都受不了。在巨大乐声里，他听清了每个细节，仿佛穿过一条隧道，看清楚人物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说什么话。
　　今天，姜文拿出他的第三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以下简称《太阳》），他说他全看见了：一双脚，一片白沙地；拖拉机从雾里开来；骆驼驼着女人慢慢走进一片橘黄，然后全部橘黄……如果不把看到的还原，他很难受。
　　他有了个新词：来劲的电影。他带领总计200多人的一队人马，奔了4个外景地，全在海拔4000米以上，历时两年多（在此期间，姜文的不亦乐乎公司也成为投资方），从70多万尺胶片中选出1/8，色彩绚烂，曝光过度，一如既往地煽情。而关于他调动飞禽、铁甲船，挪移房屋、鹅卵石、红土以及油漆火车的消息，也流传开来。
　　这是他被禁6年之后的重新升起。期间，他主演了5部电影——《寻枪》、《天地英雄》、《绿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明显带有作客的意味，用他的话说：“上别人家参加了一个大party。”
　　《太阳》才是他的孩子，他攒了6年的激情、想法、手法轰隆隆来了。编剧说他糟践东西，把8个故事的料搁一部电影里了；朋友看完发短信给他，说太瓷实了，仿佛一块大肌肉。穿着汗衫大裤衩，光着脚板，盘腿坐在住地的椅子上，姜文笑自己：“是太热情了，上菜太多。阿城看《鬼子》时就跟我说，您这顿饭，从头到尾全是羊肉羊腿，给碗粥喝成吗？”饥渴的姜文。
　　“总共仨电影，上一次在上海参加《阳光》首映，是12年前的事了。”
　　他说他完全可以花四成力气拍一个毫无争议的、圆满的电影，但那不来劲，他宁愿冒险。他不掩饰，不谦虚，不低调，出征威尼斯前摆下宴席，还有传说中的获奖感言。但他自己没置行头，亮相时的礼服是几年前的。
　　姜文回到北京。姜文出现在上海、广州的首映式上。这是第二轮裁判，评委是中国观众，指针是票房。

他的电影特别easy
　　“如果字典里收了性情中人这个词，把姜文搁解释里就对了。”9月9日傍晚，洪晃刚出北京机场，把车停在路边，通过手机热切地为这位“其实不太熟”的朋友说几句：“我们上次见面其实是一年半以前。我只是喜欢他的电影、他这个人。”
　　“他的电影特别easy（容易）。他不是那种为了‘满足我自己’拍电影的，他从心里想让你看，他整天在那儿琢磨。不是琢磨市场，是琢磨怎么让观众爱看、容易看。煽情，逗你哭逗你笑，往你心里、灵魂里走，他真是在跟观众调情。”洪晃说。
　　提到陈凯歌的《刺秦》和那句让观众笑出声来的“天下”，洪晃心直口快：“人文有许多种，姜文也讲人的spirit（精神），但热爱的不是主义、观念，他抗拒学究化和概念化，他用自己的方式。我也喜欢贾樟柯，但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你能感觉到这片子后面导演在发冷、发狠，但姜文是热气腾腾的，他把自己整个儿扔里头了。”在洪晃看来，中国需要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贾（樟柯），也需要姜文，他填了一块空白，他是独特、鲜明的。
　　姜文为什么看《毛选》，为什么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着迷？他曾经对着一位能接上茬的记者演示过一段：
　　（想了一会儿）一个大概是什么农会的工作人员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还有没逃了的小地主对农会的人说：“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嘻！谁要你的臭钱！”农会的人这样回答。（姜文学农民缩缩脖子，团着两只胳膊，眼睛眨来眨去，说话带着点湖南口音）……你看这个，整篇文字立马儿就鲜活了，让人看着不累，故事性极强，煽动性也极强。再看看现在不少东西，看起来复杂，其实就那么回事……我想，主席要是搁现在，肯定也是个好导演，能把这么一个调查报告似的东西弄成这样，真服了。
　　他在《毛选》里学导演，学习如何“深入浅出、看着不累”。
　　女儿一朗是另一个源泉。三四岁的时候，一朗说：“我心里有雪。”她就是想到了一片雪地，白白的。再大些，她画画，都是些最直截的表达。姜文将它们挂在工作室里，他觉得女儿的表达方式，好。
　　当一部分先看过的人在争论“看得懂、看不懂”的时候，姜一朗已经看了6遍。姜文问她：“你看得懂吗？这火车是什么意思，骆驼、羊又是什么意思？”女儿答：“火车就是火车。”
　　9月12-13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姜文的手机没消停过，争论的、叫好的、求证的，都汇拢到他这里。总体来看，男人们在推敲逻辑、语汇、落点，没看懂；女人们全看懂了，她们笑了，她们又哭了。

以前他表现人的力量，
现在他表现人力所不能及
　　剧作家过士行1994年第一次见到姜文是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那是《阳光》剧组的点。姜文拿剧本给过士行看，说他想拍电影。两年间，他们策划过两个故事，一个关于复仇，一个关于知青，都没弄成。
　　96或97年间，姜文拿着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找过士行，想改成剧本。过士行说，战争题材不是我强项，没接。之后，姜文拿了《有话好好说》的本子来，是述平写的。过士行说，写得不错。非典期间，姜文曾经拉老过去救场，是一个电视剧，边改边拍，最后也没成，剧组撤了。
　　2005年5月4日，过士行到姜文工作室听他讲《太阳》的故事，姜用的是画面思维的方式。
　　东北人王述平跟姜文也认识10多年了，第一次合作是《有话好好说》。2004年几个人第一拨聊《太阳》的时候，录音整理出来有10万字。后来，他写成一个带插图的《太阳》剧本。过士行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页插图是鲜花铺满铁轨，初生婴儿躺在花里，后来，它成了电影结尾的画面。也就是说，剧本已非常到位了。但姜文说：务必重弄。于是，过士行改了一些戏，主要是人物的感觉和台词。
　　现在，电影出来了。过士行看了，说震撼。他觉得姜文在进步。
　　“《阳光》是自传性的关于青春的回忆，没什么新手法，但拍得有激情，不俗。《鬼子》开始关照人性了，是国内战争片里站得比较高的。《太阳》是一个创造性的梦，走得更远。他对人的了解、对生活的理解在加深。以前他表现人的力量，现在，他表现人力所不能及的、冥冥之中的力量，不是纯宿命的、但又异常强大的那股力量。”
　　小范围试映后有个段子：没看懂的人问周韵，片子要说啥？周韵说：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回头问姜文，姜说，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
　　述平在电话中讲解了这“人力所不能及的偶然及必然”：“前三个故事，主人公都碰到问题，疯妈丢了双鞋，黄秋生有摸人屁股嫌疑，房祖名跟有夫之妇偷情，都危及性命，但问题解决的那一刻，他们却死了：疯妈病好了，却跳河了；黄秋生洗清了，却上吊了；房祖名已得到姜文谅解，也找到了天鹅绒，却因为一句“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挨了姜文的枪子儿。也就是说，最初那些问题都不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人生常常就是这样的。”述平说，《太阳》滋味比较多，它在曲折含蓄中藏着勾连的快乐，耐琢磨。
　　在述平看来，姜文在他3部片子里透露的视角是个递进关系：《阳光》时，人在下面；《鬼子》是平行；到《太阳》，人在高处俯瞰。“我认识他时他30多，现在40多了，他的人缓和了不少，慢慢成熟稳健起来，看人看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也不一样了。”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说：“这部电影有非常多解密的快感，一旦找到关键，就觉得非常清晰和令人震惊。”
　　13日晚，上海影城的经理拉着姜文的手说：“这片子我真的喜欢，看一遍没懂，看了两遍，懂了。大卖，大卖。”姜文问，你今年多大？“36。”再碰上说喜欢的人，他还会问，你多大？
　　14日凌晨，看完《太阳》的焦晃与夫人和几个朋友从电影院出来，来到姜文下榻的宾馆，像《阳光》首映之后一样，相约聊聊观后感。焦晃说：“这部片子呈现了非凡的想像力。这是一部讲人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盲动、失态、紊乱的电影，我说得对不对？”姜文说，“对，我就要讲人的失态。3年前我们就聊到人的失态。”焦晃又说，“但是这个环境你得有所交待，否则外国评委怎么看得懂？”上海社科院退休教授杨伟民说：“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它在浓缩地、不着痕迹地讲述我们这个社会那些年的无序、失范和人的失态。”当他动用“中国的大师片”这样重量级的词汇时，姜文眨眨眼睛，略带羞涩。
　　这几天，关于戏中房祖名的爸爸是谁、黄秋生上吊后那大床单底下什么内容、姜文到底有没有开枪打死房，不断有人在争，在干架，发短信向他求证。姜文看着人们解码，张口想说“我没安密码”，想想不说，一边偷着乐去了。

他跟自己较劲，百分之二百投入
　　“姜文的组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每个人不是只干他名下的一件事儿，是剧组每个人全身心投入，跟着整个戏的情绪往前走。（来劲吗？）当然来劲，他的组不来劲，就没来劲的了。”李海滨是在《阳光》时认识姜文的，做他的副导演，后来合作《鬼子》、《太阳》。
　　在《鬼子》中饰演那个不肯吃饭、用“大爷过年好”骂人的花屋小三郎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刚进组很不适应：“姜文的随意性要超过霍建起一百倍，他的电影好像永远也拍不完，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后来渐渐被姜对演员的调度和戛纳电影节上观众的大笑折服，称他为“伟大的导演”。
　　在另一位日本演员中井贵一(与姜文合作过《天地英雄》)眼中，姜文“不是导演却爱下命令，对自己的拍摄不满意，却还要命令导演让自己重来一遍”，“也许是我听不懂中文的缘故，所以不知他究竟是冷静还是自以为是，对人总是一派长官对待下属的感觉。姜文完全沉浸在自我满足的世界中。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成为一种癖好。”
　　过士行说，姜文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要极致，所以产生种种要求，他翻来覆去地试、辨别，就像在商场买东西的主妇，挑挑拣拣。他在跟自己较劲。“他领悟力很强，但不会全盘接受，总问为什么。他看书也是在那儿批啊注的。”
　　“在中国做导演并不纯粹，大量精力耗费在拍片之外的事情上，在国外，这些事都由制作人解决了。姜文效率可能高点儿，这跟他自身素质有关。禁拍6年，他也推了不少戏，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妥协，路可能比较顺，但出来的东西是二等的；他比较坚定，虽然阻力大点儿，但结果是上乘的。”
　　过士行认为，中国电影的失败不在技术，在于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是需要用艺术家的操守来孵化、培育的。“中国人太实际。如果社会风气这样，那是正常的，但艺术家不能这样，不能让世俗拖着往下拽。电影局的存在是针对所有人的，关键是你内心的自由度有多大，你是去艺术地表达，还是政治地表达。”
　　“我喜欢他，他是个天才，努力型的天才。他对电影有一种本质上的迷恋，他感兴趣，他过自己的瘾。”述平回忆每一个他们谈论过但没有兑现的本子，觉得姜文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特别让人兴奋。
　　意见相左时听谁的？述平说，他比姜文大两个月，合得来，通常是“他给一，我给二，他出三，我出四”，基本没有争执过。姜文则告诉记者，他们常有争论，也常互相安抚。
　　李海滨说：“谈戏的时候他是民主的。每次开会他都希望大家多发言，提好的建议，然后他会根据他的理解，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总能想出令人信服的招儿来。像《鬼子》开头那场戏，姜鸿波钻面缸。农村男女偷情，那种文化背景下，怎么表现？大家出点子，最后姜鸿波一头钻进去，脚磕在缸沿上，发出声响，这边就有人破门而入，整个过程表现得非常恰当。”
　　完美无缺么？过士行觉得，姜文在电影语言方面很强，但在电影文学上有时会迷惑。“像《鬼子》最后那场审判的戏，那么多细节、氛围的描写，还有吴大维大段讲话，戏给得满了，留些白可能味道更好。”
《太阳》的摄影师赵非是张艺谋的同班同学，曾做过伍迪·艾伦的摄影。谈到这次合作，他说：“伍迪·艾伦特别挑剔，我觉得姜文和他有一拼。进组前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拍这部电影，我觉得干了一件特别值当的事儿。”
　　“我觉得很荣幸，这些年跟着姜文学了不少东西，技术倒在其次，最有用的一点是他对电影那种巨热爱，这在中国导演中是比较少见的。每件事都不容易，别人投100%的精力，他是200%，极专注、极认真，简直疯狂。”李海滨说。

没见过大老爷们儿对闺女这么好
　　重新阅读姜文几年前的答记者问，滋味也比较多。他的霸气、不合作、不合情理，让许多记者怵他。今天他说，“那是我怵他们。”他早年的困惑在于：“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表演，没教我们怎么应付媒体。”何况，还有那么些在他看来功课没做好就啪啪提问的记者。他似乎是中国第一个公开提出“记者智商”问题的腕儿。
　　跟他较近的人，看到另外的侧面。徐静蕾说：“只要女儿一叫，他噌噌就过去了。”洪晃说：“我就没见过一大老爷们儿对闺女这么好的，那个耐心啊。”
　　“你喜欢他吗？”“非常。”李海滨说，“生活中他像个大男孩，简单，平时不社交，喜欢在家看看书、听听音乐。因为他还要当演员，所以我常拉着他去打网球，做做运动。”
　　“他是有人格魅力的。一般大人物、艺术家都挺闷的，心事重重，你说错半点话，都会惴惴不安。他不是，他到哪儿一坐下，开吃开笑。他是演员出身，眨个眼睛，捋捋小头发，笑一笑，都是戏。”洪晃说。
　　“他对喜欢的人都挺好，对不喜欢的则挑剔，讲话也很冲，一般人不也都这样吗？”述平说。组里的年轻人失了恋会给他打电话，姜文说：“这有什么，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吗？”
　　姜文与刘晓庆的那段往事，今天不提人们也不大想得起来了；人们依稀记得刘晓庆落难时，姜文做了点什么。述平说：“他是个重情分的人，仗义。都不在一起了，他完全可以不过问的。”洪晃则干脆利落地说：“他就是个有肩膀的男人。”
　　“你为什么娶个法国女人？”“你为什么在室内戴墨镜？”这是2000年8月12日，上海，姜文答问。从2004年到2005年众记者一提周韵姜文就翻脸，到今天二人执手走在红地毯上，到姜文对着外国记者说“She’s my wife”、对着焦晃说“这是我媳妇儿”，他对私人空间的捍卫、对生命中那几个女人的爱护不言自明。事实上，直到今天，他依然厌恶八卦：请到工作室为止，别进卧室。
　　当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跟他提“中年危机”，他说：“那是夸大自己那点感觉，要个孩子，什么危机都没了。我得照顾父母、孩子、朋友，没空危机。”窦文涛貌似吃惊：“我怎么一直觉得你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轮到姜文吃惊了：“人为什么要以自我为中心呢？”
　　在上海影城贵宾休息室里，姜文凑近了谢晋（年纪大了，有些耳背）大声问：“上次（《阳光》首映）我记得您是带着盒饭来的，今天您吃了吗？”谢晋悄悄跟姜文说：“我拍一部电影，又拍一部电影，再拍一部电影，就去了。”“不可能！”姜文肯定地说。放映前与观众见面，有人提及姜文喜欢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他说：“我真正学电影是在上海，在谢晋导演《芙蓉镇》的组里。”头发半白的谢晋正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
　　“我要是宣传部领导，我就让姜文去拍八荣八耻。他一定能让老百姓明白，什么叫荣，什么叫耻。”洪晃说。

今天的牌局和今天的观众
　　洪晃此番热心吆喝有她的道理：姜文是跟观众交流感情的高手，他有足够的手段去表现电影，但不是做买卖的架式，忽悠片子他显然不在行，所以会坐在“锵锵三人行”的演播室里花5分钟狠狠羡慕了一下张艺谋的省心（因为有张伟平吆喝发行），他呼唤一个“张二平”。他说，如果再有张三平、张四平……张N平，中国电影才会好。
　　求新求变在他几乎是种生理性的反应。答应窦文涛出镜“锵锵三人行”，他说：“我们弄个不一样的，四个人聊，好不好？”跟他合作过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他要弄一个不一样的”，问题是：今天进电影院的观众要什么？
　　一项90年代的调查表明，在年轻人喜爱的10部电影中，《阳光》高居榜首。保利博纳的于冬曾经做过换算，《阳光》当时的5000万票房、1000多万人次，到今天，大约相当于3个亿；同期可比的进口大片《真实的谎言》95年的票房是1个多亿。
　　但是，在姜文被禁的6年内，中国电影已与资本全面拥抱，中国大片时代已经揭幕。每一个稍具野心的电影牌局下面，埋的都是全球化的底牌。
　　与此同时，在内容上，看《变形金刚》、好莱坞大片长大的80后、90后会继续买账吗？他们还要听一个60年代生人在“那个年代”关于柏油、乙炔味、有机玻璃纽扣和白衬衫下面隐约女体的回忆吗？
　　姜文肯定地说：“80后、90后，他们绝对没问题。”跟着他不怕折腾、即使不拿钱也肯干的电影人中，就有一批80后。他延伸的思考是：“这些年慢慢发现，不管哪种社会形态人都拧巴，中国的问题大家都看得见，你到西方去发现那儿也不对，去中东，也觉得有问题，好像各种招对人都不起作用。”
　　洪晃对此激动地发表见解：“是的，现代是多元化、全球化了，80年代讲精神、思想，现在讲商业、利益，所以看见有人还拿激情说事反而不习惯。都在患得患失，对真情充满恐惧，有谁敢说，我就放弃，真的去爱一次，谁？因为都怕受伤、怕上当，真情、激情就变成很土的东西。对伪装的东西太习惯了，你不作秀，人说你怎么不懂礼貌。但我告诉你，人真是缺什么要什么，那种遥远年代的真情拿到今天不过时，它就是我们最缺的。”

　　姜文没有拿到金狮，他表现得输得起。他飞来飞去，忙忙碌碌，连着几天只睡两三个钟头，笑呵呵的。但接近他的有些人说，他是在意的，往心里去的。
　　姜文的母亲打电话给儿子说，她喜欢听《太阳》里头的枪声，痛快。
　　周韵靠在上海影城１号放映厅边门的角落里，看着银幕上自己演的疯妈光着脚在土石上跑。记者问她：“疼吗？”黑暗中，她点点头，眼睛闪闪发亮，脸上有笑。
　　已上中学的姜一朗看了6遍《太阳》，说喜欢。她跟同学讲：“你们不能只看片花，得看那长的。”
　　姜文的儿子姜马虎1岁不到已出镜，在鲜花丛中嘹亮地啼哭，已经哭到威尼斯，也许哭向奥斯卡。
　　姜文于是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