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知识分子很重要，用嘴说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的

闾丘露薇曾经是电视记者中的宠儿。

她很早成名。在凤凰卫视，她采访过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钱其琛、唐家璇、王岐山……

2001年11月，闾丘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腹地喀布尔的华人女记者。她素面朝天，镜头前又往往光彩照人。她是可以感染人的，不然老板不会选她——她是凤凰的第二名记者。

闾丘露薇 （南方周末记者 姜晓明/图）

那时，老板刘长乐跟她说，“好了，你可以出书了。”她以为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结果花了20天时间写完，刘老板又说，“好了，现在你自己去找出版社吧……”

她是一个理性的人。在采访或讲座中，她很愿意和大家探讨新闻角度、内容深度、采访技巧、政治分寸、处理方式等专业问题。问她，“如果和上司有分歧你会怎么办呢？”她说，“我会啰啰嗦嗦，不停地讲讲讲……”但是，“公司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如果他能爱上我”

她其实是时髦过、波希米亚过的。高中立体几何没考及格的文艺分子，复旦大学哲学系活泼喜人的女学生，咖啡店年轻的女招待，热爱音乐的电台主持人。她不是没有读过三毛，“长裙飘飘，披散着头发，若有所思地走过校园门口的草坪”。她不是没有渴望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熟知简爱的经典对白“虽然我穷，我不好看，但是我也有权利爱人”。

初恋是在中学快毕业时。那是一个比她大7岁的大男孩。“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个样子，心里想，这个人从前在哪里见过。”

他们推着自行车，在这个城市不停地走啊走，时间总是过得太快，街道总是太短。他们去看电影，偷偷地拉手。一个月后他去了美国。他离开上海那天，她一个人在街头走了一天，望着天空，猜想哪一架飞机里面有他。

干练、简明的闾丘露薇，她的“长情”同样令人惊讶。13年之后，当她结束第一次婚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只是想知道，他还好吗?他现在是什么模样。至于他还记不记得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只是我知道，这段爱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已出发》的结尾，她忽然很动情地写道：“当我站在巴格达的清真寺前，炮火在我的周围不断响起，我在思念一个人，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和他相比，生命对我来说也不重要。当赞美的声音，热闹的场面围绕我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如果他能够爱上我，这些赞美、名利都离我而去，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他能够爱上我……”多么典型的一个女人对世界的告白。“战地记者”闾丘不曾“免俗”。“赞美”、“名利”算什么呢？配得上她的欢乐、悲哀、感慨和微笑吗？穿梭于炮火之间，你不能只用“勇敢”来形容她。

或许不该问起前尘往事。她笑着打断，“那个人不是现在这个人。”她再婚，快乐又自足。带着品相温厚的夫君参加朋友的饭局，大大方方地说，“我不在北京的时候，你们可以带他玩……”

她比过去胖了。在北京喧嚣的三环边上，她一边招手打车，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有什么要紧，我老公喜欢就行。”

经常突然消失的母亲

“4岁的时候，母亲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她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

所以当母亲说希望她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帮忙，她毫不犹豫地去了。

闾丘露薇还记得那个夏天。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

母亲总是嫌闾丘不漂亮，在她眼中，那样就很难找到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很年轻的母亲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你是我女儿。

她的童年没有母爱，也没有玩具。小女孩闾丘喜欢穿漂亮的的确良连衣裙在弄堂走过，想引起别的小朋友“羡慕的眼光”。但她发现，邻居、朋友家里的玩具“总比我多”。她问父亲为什么不给她买。父亲默不做声。奶奶在旁边说，“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这些都是要钱的，不知道你爸爸工作有多辛苦吗？”

20多年后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爱漂亮，几乎是她的“翻版”。很多时候，女儿吵着要买玩具时，女儿的香港奶奶说着和她的上海奶奶同样的话：这些东西是要花钱买的。你不知道妈妈工作有多辛苦吗?

当时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赚到钱。她是那种“哪怕口袋里面只有两块钱，但是也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生活。

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房东就会来找她要房租。她看着那个地方，简直想哭。

一次，母亲不知怎么拖来100箱饮料，从东北运到深圳，自己却不知去向了。闾丘手忙脚乱地找了个仓库存放这些饮料。这一大堆饮料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却和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小店一家小店地推销。“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现在她无法想象回头去做那样令人难堪的事。

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饮料从后座上摔了下来。那一瞬间她忽然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

“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做例子。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房产。”

许多年后，闾丘告诉记者，她认为母亲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直觉的聪明很多，看机会很准，但有的时候没抓准，或太贪心，或眼界不够，就一下子失败了。”

直到今天，闾丘依然不清楚母亲到底在哪里，在哪一国、哪一省，她只是每月往一个固定的账号打钱给她。

好在女儿和她不是她和母亲的模式。小女孩会给她打电话，甚至告诉她自己喜欢上了哪一个男生。这让她感到欣慰。

闪婚先行者，负资产一族

闾丘想远离母亲安排的生活。她跟自己说，“我想结婚了。”于是她就结婚了。

1993年，在广州开往深圳的列车上，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他和他的一班朋友在一起，和我的母亲聊天。我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忽然间他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手势瞬间让她触动——但现在她已记不清那是个什么样的动作。

也许当真有缘分，“他的证件掉了，不能够当天回香港，于是我的热心的母亲说，不如住在我那里。”之后，他拿了证件回到香港，一切发生得很快。

母亲知道她和又穷又没工作的男青年拍拖，极力反对。她和母亲闹翻了，从家里搬了出去。上海是回不去了，她留在了深圳，成为“闪婚”先行者。“从初恋到结婚，每一段感情总是让我奋不顾身，从来不考虑后果。”当时他们认识了不到3个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我喜欢格林童话，因为我相信，公主和王子从此快乐地生活着。”

现实并非童话。她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常在各地出差，有时他们一个月才见一次。“而对于他的一切，他做一些什么，他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曾经爱过什么人，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

1995年，闾丘移民香港，并应聘成为香港传讯电视中天频道的翻译。由于公司财务状况不稳定，3个月后，她跳槽到TVBS任电视记者。TVBS面向台湾观众，而且题材受限制，1997年，她转投开播不久的凤凰卫视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

“孩子还没有满月，我又换了工作，进了凤凰卫视，而且开始了香港浸会大学的传播学硕士课程。那两年的时间是相当吃力的，因为白天要工作，每个星期还有两个晚上要去上课。我还是坚持自己带着孩子。”

当时凤凰人很少，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压力很大。她是“老土”的香港新移民，一不小心成为了香港庞大的“负资产”一族。

1999年买了房子。因为金融风暴，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的高峰下跌差不多4成，特区政府的大小官员出来说，楼价已跌到谷底，小市民可以置业了。

刚到香港时她租了别人的一间房，卫生间和客厅是公用的。她想有个自己的家，于是“英明”地买了200万港币的房子，还觉得卖方亏了差不多100万。“当时属于高利息时代，每月还银行差不多2万港元，而且还要20年的时间。”

不料楼价还在继续跌。不过是4年时间，她的房子已经跌到100万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传媒公司也不景气，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家公司都要依靠裁员来控制成本。一家家的公司倒闭，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她想，“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兴趣，那该有多好。”

工作上的低潮期，她在丈夫面前哭过，“但是他一点都不明白”。

所以，对内地的所谓“房奴”，她说，绝大部分香港人早都这样了，不过并不“逆来顺受”，“现在内地的问题是，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前景”。

“轮到我去的时候，打起来了”

闾丘刚到凤凰卫视的时候，台里只有一个新闻栏目《时事直通车》，窦文涛主持。那会儿窦文涛还是很严肃的一个男士。记者一共3个，所有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外加几台电脑。吴小莉和窦文涛还在播打印在玻璃纸上的新闻，用脚一踩，自己看着念。

“有一次播财经新闻，脚一踩，就掉下来了。我笑个不停。那时很简陋，但是你觉得很充实。一天要跑6条新闻。白天不停地跑跑跑，跑完回来6点钟，开始写写写，写完剪，9点钟播出。”

“出去采访别人会看不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凤凰卫视是哪个台？把摄影机放在无线电视旁边，无线的人就会想，这家伙又来占用空间。现在变化好大，像个大台了，有一些新台出现，遭到别人歧视时，我就会觉得要对它们好一点。”

2003年伊战爆发，她去了巴格达。当时伊拉克签证非常难拿，她跑两会时就去和伊拉克签证官“天天交流思想，聊得甚是投机”，结果别人的签证都是两三个月才拿到，她两三天就磨下来了。“那时签证是10天到期，要换人时只有我有签证，就去了。轮到我去的时候，打起来了。”

她成了赫赫有名的“战地记者”，胡锦涛在俄罗斯访问时曾给她赠言：“事业要追求，安全要保证。”

她平日讲话明快、温和，而工作的时候，“很急，很凶”。“我会骂人的。不是骂人，是训斥，你怎么能够这样子，毫不留情。但我能让大家觉得我是对事不对人。”她笑着说。

她没有诗化自己的人生，“在香港，记者这个职业，让人好好地生活都有点困难。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金钱。至于战地记者，这世界打仗的机会不多，即使打了，能够参与报道的媒体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成为战地记者。”

2006年，哈佛大学为全球资深媒体人士提供深造机会。她选择读博士，修自己感兴趣的美国宪法。她创建了博客“一五一十”，当作作业，希望大家能成为“公民记者”。最后“使命感”让她选择回到老东家。“因为如果我没有来凤凰，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作自我翻新，这需要一颗永不放弃的心，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工作。悲观的人止步不前。闾丘露薇有她适应主流世界的方式。多年前的哲学课曾告诉她，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在这个诸多残缺的世界里，她努力使自己完整。

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一起努力往前推一推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媒体行业本质上也是名利场，你怎么看？

闾丘露薇：就算你是为名为利也好，你去做这份职业，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守则，比如不能造假。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连这个守则都没了。

我们对一个行业厌倦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别的行业好一点，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我不是说你应该忍受一个很差的环境，而是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尝试着往前推一推。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职业状态是什么样的？感情煎熬期是否影响到了你的工作状态？

闾丘露薇：绝对不会。我的偶像是电视剧《新闻女郎》里面铃木保奈美的角色，发生了交通事故，死者是她丈夫，她也能把它播下来，我觉得这是很职业的状态。如果工作忙我会觉得充实，没什么事我很容易得病。这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确认它是我非常喜爱的东西，因此格外珍惜，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10年来你的进步是什么？

闾丘露薇：以前某个阶段我很偏执，过了10年知道那是因为自己没看懂，现在我会更开心一点。有时候网友会在博客上跟帖说，哪里又有什么事，你怎么不去采访？拜托，公司又不是我开的，我是个打工的。工作不是我的财产，也不是我的资源。再说现在也有别的表达渠道，比如说专栏、博客、微博。

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愿意给你爆料，报道面会变得很广，这就是公民记者的意义。但好多年了，你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人喜欢讲观点，他不会老实告诉你，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了，时间、地点、场合。大家还是争前恐后地把网络当成一个表达渠道，而不是传递信息的媒介。

人物周刊：作为记者，准确是不是最重要的品格？

闾丘露薇：最基本的要求。作为记者，当你在现场时是要抽离一点、冷血一点的。如果你去美国的新闻学院，有课程是让你写文章不用形容词。

以前我一直觉得新闻就是很客观的，现在发现不可能，因为是你选择做和不做，选择了被访者、角度，已经有价值观和判断在里面。这种价值观是一种人文关怀、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它决定你能否成为比别人出色的记者。

我第5本书是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从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比如星巴克风波、抵制家乐福、奥运、气候峰会等等，看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别人对我们的偏见、我们对别人的偏见。

我强调一点：什么叫正义？弱势不代表正义，大多数也不代表正义。现在网络上都是先挑选立场，这是不理性的。我希望在好恶之前先搞清楚是非而不是先决定立场。

现在大家辩论不起来，包括知识分子之间。你谈一个问题时，对方顾左右而言他，给你一大堆理论、一大堆解释，你也没听明白，还把自己绕进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很可悲。我觉得大家在变傻。

人物周刊：也许是整个社会缺乏理性，缺乏分析的能力。

闾丘露薇：我们从小没学习过理性呀，这是教育的问题。就像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骂80、90。为什么？不是我们教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这些60、70后的人把人家教出来的吗？我们领导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我第一个反应是：有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习惯和趋势才行。

人物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就业了，房奴了，蚁居了，有的甚至自杀了，在现状下似乎很难看到未来。

闾丘露薇：我们这批80年代、90年代的毕业生，刚开始去深圳，很惨，八九个人的宿舍，工资很低，还有些同学在五星级酒店当门童，但现在都生活得不错，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给你提供了一个向上走的空间。

现在大城市两极分化，很多人选择了去香港、移民，这是有选择的一批人，有话语权，会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大部分人没什么选择，不得不留下，被动地承担。

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很重要，你用嘴巴说，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地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