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太亮，月亮太暗——姜文电影的前世今生

　　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

　　中国导演里面，姜文与贾樟柯一样都是无法归类的。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场景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那么无法归类就是一个伟大作品的品质。伟大在于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描述什么主题，你都深切地回应了你的时代。你把一部电影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族群的记忆中无法抠走的印记。从这个角度说，自从《霸王别姬》和《活着》以后，第五代导演的全部作品对这个时代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怎么可能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可能没有《鬼子来了》？就像怎么可能想象没有《小武》和《站台》一样。
　　作为导演的姜文，尽管之前只有过两部作品，但却达到了电影与时代互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个时代的场景里，一旦拿掉这两部电影，这个国家所有剩下的东西加起来，都会显得有点残缺。其实这跟所谓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并没有关系。譬如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一旦拿掉《变形金刚》，世界也会立刻显得不完整。但是拿掉《英雄》和《十面埋伏》呢，这个世界只会显得更清晰。我想一个导演恰如其分的野心，就是无论票房高与低（当然最好高一点），我的作品都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这一代人的忧伤与盼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初恋或离异时的背景音乐。可惜的是，中国的导演们正在普遍性地丧失这一维度的野心。因此仅以1994年以后的时代而言，姜文和贾樟柯，这两个不能被“第几代导演”归类的人，无疑是当代文化场景中最重要的两位导演。

时代性的回应
　　伟大的电影犹如伟大的文学或音乐，一定是对时代的深切回应。即有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一定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代中“道成肉身”。然后被把握、被描述，被掩埋在族群记忆的深处。第四代导演的核心主题是“伤痕”，这一主题深深契合他们的时代，但却契合得太深，无法从时代的废墟下自拔，而彰显出一种超越性来。于是他们的作品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却注定和那个时代一起消逝。最好的、能够留下来与另一个时代艰难对话的，几乎惟有谢晋的《芙蓉镇》。这也是作为演员的姜文留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表演之一。“第五代导演”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则普遍地疏离时代，追求时代之上的超越性。他们的追求恰好与一个启蒙时代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人血液里重新滚动的激情丝丝入扣，因此他们的基本路向，是以远离当代的寓言形式，与民间中国的宏大叙事暗通款曲，也成为对中国人存在处境的一个深切回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完全理解这种与时代的关系，但那个时代实在太强悍了，即使你的视野只局限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即使你只读过一两本小说，听过一两场演讲，你在作品中被激荡的才华，也有极大的可能摇身变作整个时代的“超女”。
　　到9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从整体上，已明显地不能把握一个在遗忘中开始喧嚣的时代。这种无法把握、无从回应的失语和乱语，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这并不只是导演们的困局，如果放回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场景，就会看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1989年之后一日三变的时代，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时代的议题，包括历史的苦难，都需要以另一种道成肉身的激情和方式来叙述。而此时，第六代导演群体还在摸索他们回应时代的门路，甚至还没有能力与一个霓虹灯闪、却又暗藏刀光剑影的时代相遇。霓虹灯闪是他们熟悉的，刀光剑影却是他们陌生的。他们的作品如管虎的《头发乱了》或娄烨的《苏州河》，只是轻浮地对应着时代的轻浮。他们看见了轻浮，也经历了轻浮，却不曾亲眼目睹轻浮的时代表象背后，那些历史与人心的纠葛，在当代社会所呈现的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这时候，姜文这厮出来，成为了导演。才气、霸气和义气
　　有一件轶事，我一直觉得最能说明姜文的某种“承前启后”。我说的“承前启后”，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薪火相传的概念，而是说姜文的激情，是一种深陷在时代性当中的激情，从谢晋的时代到陆川的时代，从伤痕、苦难到眼花缭乱的娱乐噱头，他用一个简单的“来劲”把它们放在了同一个世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凭着他的才华横溢，让孩子们一边流鼻血，一边看见了时代的连续性。而姜文的幽默，也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幽默，而绝不是蹲在后现代一个角落里抽搐式的幽默。
90年代初期的一天，姜文和刘晓庆曾一起去看望刚出狱的老侠。他在沙发上悄悄留下一个装着1万块钱的信封。回头老侠打电话叫他们拿回去。后来王朔出面，约老侠一起出书，版税分文不取。这是姜文此辈气质中的仗义，这种仗义既是时代性的，被是非对错所定义；同时也是超越性的，与政治、文化都没有关系。这几乎也是姜文电影中的一脉血液。尽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姜文和刘晓庆总是演过《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这个轶事也常叫我想起《阳光》中王朔扮演的那个大混混，在卢沟桥下劝和打群架的两帮人那一段。血气与时代的交错，青春与是非的混战，记忆与白日梦的纠缠，每一代人都能在《阳光》中看见自己，甚至每个男人看马小军，都会看成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但你同时也能在《阳光》中看见一个“红旗下的蛋”的时代，看到一场白日梦如何塑造、伤害和干预了一群孩子，同时也留下自生自灭的缝隙。也看见这个时代如何按它自己的轨迹，残忍地前行。直到那个傻孩子20年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口中从样板戏里一个含糊的地下党暗号（欧巴），变成了一个吐字清晰的“傻逼”，从而完成了姜文以一种最“牛逼”的方式对于两个时代的定义。
　　如果以姜文饰演的角色，来描述他导演的作品，我会说，《阳光》和《鬼子》两片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的品质都是“秦书田”加“我爷爷”的混合。一个是青春的激情，一个是生存的恐惧，都深陷在特定时代的网中央。但这个描述只能到此为止，你不能接下去说姜文的电影就等于《芙蓉镇》加《红高粱》，更不能说他就等于谢晋加张艺谋。不错，姜文有着承前启后的时代性，这几乎使他成为当代独一无二的导演。但他的才华，至少在90年代，使他看上去比其他职业导演更少受到时代更迭的支配。
　　这时代虽然缤纷，但真正的母题也并不太多。“文革”情结和日本情结，显然是当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梦魇般的精神主题之一。其他的情结有些明显，有些不方便说。这些时代的母题看似遥远，却可能影响着当代的每一次婚外恋，人大的每一次投票，网络上的每一款游戏，以及大街和BBS上的每一句粗口。1999年姜文拍出《鬼子来了》，在对时代性和超越性的平衡把握上，达到了对中国导演来说一个难度系数最高的成就。在满腔的唐山话中对战争、人性和恐惧的一种充满人类感的描述，又放在抗日这一最难被对付的族群记忆和中国人极其复杂的对日情结之下；无论从哪方面看，姜文此片的勇气、才气、义气甚至霸气，都远超过了当年的《活着》。这两部作品都具有中国电影里从未有过的气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导演对当代这两大精神母题的最不坏的回应。在姜文之后，也几乎只有贾樟柯找到了一个完整回应他的时代的影像方式。
　　可惜作为一个导演，姜文的缺点是演得太好。他的演技阻碍了他对导演这一职业的委身。《鬼子》一片受挫，姜文一转身，离开了我们。随后，一个可能更伟大的导演冷冻了他的才华，而令人遗憾地日益夯实了他“电视明星”的身份。在媒体和文化场景中，姜文也越来越以他的“脾气”而不是“才气”为人所知。甚至近年来，如果他再不拍电影，我们已很难在主流的汉语电影中见到他了。我想没有一个影迷，希望姜文只以两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成为一个流星般的导演天才，然后就淹没在垃圾电视剧及狗仔队的绯闻爆料之中。
　　这是《太阳照常升起》为什么值得关注的理由。

时代的破碎与犬儒
　　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受到尖锐抨击的时代，娱乐明星的偶像化，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们相同程度的犬儒。一套时尚的行头，一顶帽子，一副墨镜，一排镁光灯，和一把谁也不屌的腔调，把越来越犬儒、越来越与时代的精神主题脱节、越来越活在当代启蒙理念的影响之外的导演和明星们，继续伪装成时代的形象代言人。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是政协委员，我拍的是商业片，我要的就是好看、好玩，似乎这一表白，就可以免于文化的批评，而继续被时尚裹挟下的Fans们膜拜。有意思的是，当姜文复出，重新指挥摄像头时，中国电影已来到这样一个苍白不堪的大片时代。才华犹如柴火，激情犹如涮羊肉，如何能抵抗因着政策管制和资本助燃，而只能在一个狭长地带畸形发展的电影业！当我们一路看过《英雄》、《无极》、《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我们能否相信导演姜文的冲动，至少不仅仅是为了赶上这一支大军。就算不因为才气，他的脾气也应该保证他带给久违观众的，是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看过姜文最近频频露面媒体的访谈，和对新片的介绍，使我至少产生两种顾虑与怀疑。当年《阳光》的开头，说“那时候太阳常常出来，太亮，使人眼前昏暗”，很像黑格尔说的“绝对的光明一如绝对的黑暗”，或我一位朋友的诗说的，“在乌托邦的中央没有光亮”。影片一前一后，毛泽东巨大的石膏塑像变成了挂在出租车前座的塑封招魂幡。姜文以一个人的青春期来投射那个时代，将生命中至大和至微、至远和至近的两个偶像，毛泽东和米兰，摆在了他们各自该在的地方。而十几年过去后，许多记者都提到姜文的房间和书架上摆满了毛泽东的书和像。他用一样“牛逼”的调侃方式甩掉了记者的提问，而反复强调电影的“来劲”和好看。其实一个导演这么说、甚至这么拍也是对的。他没必要和你讲道理，他的精神与思想气质，将决定他拿出来的“来劲”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是契合还是琐碎，是犬儒还是勇毅。姜文的两部杰作，本可以给我足够的信心，但中国实在变得太快了，当他重新成为导演，这个时代的意象已混乱不堪，这个时代的精神场景已停滞不前，明暗不定。
　　甚至在2007年想象《阳光》和《鬼子》这样的片子，简直觉得奢侈得令人羞愧。当姜文终于从娱乐版的花边中走出来，这时代太阳依然太亮，月亮始终太暗。我的第二层顾虑还在于，他的3部电影，在时代性的嵌入与超拔上，已明显有一个淡化和离开的走向。从《阳光》到《鬼子》，从“文革”到抗日，尽管是以历史回应当代，但总是渐去渐远。《阳光》中的时间刻度异常清晰，“九大之后”，西哈努克来华，等等。到《鬼子》开始模糊为一个背景，只有日本投降那一刻是确定的。再到《太阳》，姜文说，“我们根本就没想把这事（故事的时代）告诉你们。”似乎姜文在向着第五代的寓言模式回归。这一回归到底是商业性的、时代性的还是气质性的？换句话说，姜文是在一意孤行呢，还是绕着圈子追赶犬儒的大军？
　　多年前姜文说过一句话，“美国的坏人都在电影里。”这是对好莱坞一个挺老实的认识。美国的优秀电影从来都是契合时代气质与主题的，导演和编剧不但能深切把握社会的文化精神，并且强烈地塑造着一种被夸大的时代面貌——不管你是否叫它商业片。而中国的大片导演，除了冯小刚，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一点上及格。这是值得我去电影院看一场《太阳》的理由。没看之前，没人知道姜文的思想气质已发生什么变化，没人知道照常升起的太阳还是不是同一个太阳，也没人知道今天当姜文被称为电影界的“巴顿将军”时，到底只是指他的脾气，还是依然指向他那锐利与鲜活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