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金瓶梅》、冯雪峰及其他——专访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陈早春
“有一次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有个老领导坐过来，说喜欢古典文学，想看看《金瓶梅》。我想他虽然级别够，但是他又不是做研究的，看这个干什么呢？”
“还有一分钟饭就好了！”陈早春先生进出厨房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低一下头，75岁的他既瘦又高，得过严重的肺气肿，但至今每天仍要吸烟数支，自嘲“不知死活”。
煮饭——确切地说是摁一下新式电饭锅的开关键，是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之后一项至为重要的工作。
既退则休，他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每天悠悠然跟着老伴逛菜场、逛公园，散漫得老伴都看不下去了，怂恿他写写回忆录，“在社里干了40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认识那么多老先生。”
“写那个干什么！”早春先生神情郑重地摁一下电饭锅的“核摁钮”，抬起头，镜片后面眼神执拗，还有点不屑，“鲁迅说过，中国人都写自传的话，图书馆早就被塞破了，他那样的人都是一句‘太平凡’就把一生打发了，我们算什么。”
前后两次去他家里拜访，去了，他都知无不言，恳切平实，夫人还要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湖南菜招待我。然而此前的电话约访实在困难，他总是重复一句话，“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是校友，他才网开一面同意先见个面，实在逼得紧了，他说，“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个故事讲完，他情绪上来了，“再给你讲一个！”
陈早春 （Swerve/图）
《白鹿原》 黄色加反动？
1964年，陈早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翌年春天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他在全社票选中胜出，担任出版社总编辑，一直干到2003年退休。
与出版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脱口讲出的第一个与书有关的故事是《白鹿原》的沉浮。
《白鹿原》当时是我们作为重点书目抓的，书稿出来后很不错。上面忽然说要送40本去审查，说是内容很反动，并且还是一本黄色书籍，不能宣传报道，不能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就找新闻出版署，说能不能去找一批搞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开个座谈会，让大家都来看一看、议一议。出版署还是比较开明的，座谈会开了之后，提出一些小问题，但总的倾向是肯定的，并且一致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很难得的一部小说。
后来上面就松了点口，不提黄色反动了，但是说不准再印，现有的卖完就好了。这个禁印令一出，盗版简直四处开花，我24小时在办公室坐镇，甚至亲自去湖北查盗版，都没有办法。思想太左，又不懂文学，还要胡乱发表意见，就会出现这样的蠢事，一禁就火，越禁越烈。
我心里一直不服气，后来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搞一个评奖，我们就把《白鹿原》评了个一等奖，还开了一个很大的颁奖会。
后来，《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上面要求修改一下。我让编辑再三给陈忠实做工作，把涉及两性关系的内容做了些删节，最后得了1997年的茅盾文学奖。
《金瓶梅》与总编辑一支笔
《金瓶梅》作为“淫书之首”，乾嘉以降，在坊间刊布便是极其秘密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拍板为《金瓶梅》小范围解禁。1957年，毛主席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与出版部门协商之后，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89年撤销，此后《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均由人文社专营），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
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3个条件：年满45岁；已婚；省、军一级高干或研究者。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
陈早春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17年间，《金瓶梅》全本只加印过两次。周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我上任的时候还是这样。”
有一次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有个老领导坐过来，说喜欢古典文学，想看看《金瓶梅》。我想他虽然级别够，但是他又不是做研究的，看这个干什么呢，我就不接他的话茬，假装没听见，嗬嗬。
儿子单位有个领导也托儿子问我，能不能打折买一套。他根本不够级别，卖都不能卖，还打折？这个书1957年印是40块钱，后来涨到两千多，从来没有打过折。印一次都要卖好多年。
我也只是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并不觉得这本书如果放开了会怎样怎样，现在网上的一些东西，我看比这个要厉害得多。《金瓶梅》至少还有点文学性，现在的所谓情色文学完全是赤裸裸的。
听冯雪峰讲鲁迅
1951年6月23日陈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署了营业执照。由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是该社最早的出版物之一。
首任社长冯雪峰被许广平称为鲁迅研究的“通人”。“鲁迅著作出版解放前都是民营出版社在做，不那么严肃，解放后许广平就提建议，希望中央能把这个事情给管起来。后来就交给冯雪峰来主持，成立了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鲁迅所有的著作权都收归国有，由这个编刊社来出版，当时文化部正式发文了。冯雪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把这个编刊社也带过来了，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也就此归到人文社了。”
1965年陈早春到人文社，第一次见到比自己父亲还要大十多岁的冯雪峰。“他当时已经60多岁了，瘦高个儿，总穿一身褪了色的灰不灰、蓝不蓝的卡其布衣服和一双布鞋。他资格比较老，周扬管不了他，文化部部长茅盾也管不了他，好多事情他都直接跟胡乔木说。脾气很倔。谁要是在他面前摆官架子，他很不客气，其实他只是副部级，不过他拿的是文艺特级的工资。当时文艺界拿文艺特级工资的，只有他和丁玲。”
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没有官气，只有老知识分子的真诚朴实。我们年轻人也到冯雪峰家吃饭，很随便，也不额外为我们加菜，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他家是分餐制，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的身上集中了许多红军老干部的优点，很多群众把他看成党的干部的化身。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许多人号啕大哭，有一位老作家甚至说，“我是‘雪峰派’，他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1969年9月，我们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其他人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雪峰那时候已经67岁了，佝偻着腰，跟大家一起下放。
他先是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后来被派去给我当助手，我当时一个人管着200多只母鸭，看到他来，既高兴自己有了个伴儿，又感到心酸，那么大年纪的人要跟我在四无人烟的湖里受罪。
我跟他说，别的不用他操心，只看着鸭子别让它们瞎跑或者掉队就好了。他紧张得不行，一路上挥舞着鸭竿，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放鸭第一天就挂了彩儿。
就是在那时候，我们之间慢慢加深了了解，最后成了忘年交。
1972年之后，经社、局革委会的批准，他可以参加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还有许多附加限制：不能参与编选、注释等重要工作，只能做一般资料性工作；不许对外，不能来社办公；凡向他了解鲁迅情况的人，须经组织批准。
我们都不忍心向他传达这些限令，他一直以为自己跟大家一样享有同等工作权利。
他在晚年对鲁迅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四人帮”对鲁迅的歪曲利用，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义愤。
他说，“鲁迅现在被当做了捉鬼的钟馗，什么棘手的事，都把他请出来。”
姚文元插手，由一帮文胆攒了一本《鲁迅的故事》，大出风头，冯雪峰翻了一半，冷冷对我说，“这本鲁迅的故事，纯粹是编的，我看你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看了。白痴统治文坛，最好大家都白痴，才能相安无事。”
他的很多话都让人深思，“鲁迅本来是金子，可是有些人还嫌不够亮，要去切磨一番，粉饰一番。”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配合政治运动谈论鲁迅的文章，冯雪峰很为此遗憾，“鲁迅已经被肢解得不成样子了，何必再去推波助澜。”
杜荃是郭沫若吗？
1981版《鲁迅全集》中有一条注释曾惊动中央，这条注释将鲁（迅）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的文坛公案做了个了断，明确指出，1928年在《创造月刊》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的杜荃就是郭沫若。
这条注释的作者正是陈早春，为了弄清这桩公案，他费了好几年的功夫做考证。
《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都是中央直接抓的，1981年版本开始由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鲁迅著作注释、整理、出版工作的相关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这条注释自然属于“严格掌握分寸”的范畴。当时，郭沫若仍然健在，对有关杜荃是否是自己的询问做过“记不起来了”的回答。
我在《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稿上就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但在定稿小组审定时，被划掉了。第二稿我还注，又被划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我坚持划了再注，划了再注。
我跟领导争，为什么不让注，我费了几年的工夫，好不容易给弄清楚。后来他们说那你给上面打个报告吧。我憋着一肚子义愤，一个下午起草了一个4000字的报告，林默涵当天就转给胡乔木、阳翰笙、周扬等等，大部分人都不表态，毕竟郭老当时还健在。后来林胡商量，说还是注，并且批文同时下达到我们和郭沫若著作编委会，要求以后凡是“杜荃”的文章，《郭沫若文集》都要收进去。
我当时准备得很充分，第一次写报告的时候没有把材料用完，如果郭老反驳，我还有子弹，还可以再写。对历史负责，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在火培鱼、剁椒大白菜、蒸腊肉的香味里听故事，沉浸在半个多世纪人与事的变迁里。
“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当了个所谓的官儿 ，一天忙到晚，到底忙些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评职称、谁谁吵架闹离婚、谁谁家里暖气没来……都是琐事，都是无效劳动。还经常跟上级领导吵架，拍完桌子心里还有气，又在电话里给他骂一顿……”
老伴撂下“滋滋”响的油锅，数落他这么些年“对家人残忍，对自己残忍”，3个孩子的工作他一点忙也没有帮，孩子的领导想要套书也不给，又臭又硬的脾气让同在一个单位的她在同事面前难做人。陈早春“恐吓”老伴不要插嘴，指一指录音笔，“回头这里面都有。”
老伴踅回厨房，几乎要落下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家里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父亲去世我都没回家，当时赶《鲁迅全集》的出版，家里人对我意见都很大。”
“批斗会”在饭桌上接着开。早春先生一直默默地吃饭，忽然抬起头，“我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违心话，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的运动很多，不说违心话很难做到，我可能也说过一些，但是原则问题上我没有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