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 不说假话，尽力说真话

曾子墨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

曾子墨：挺满意的。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就能够比较自由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平衡工作和生活，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中很美好的东西。

人物周刊： 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曾子墨：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这一天你开心地过还是不开心地过，反正都是要过的，何苦不用一个开心的心态去生活呢？ 我个人来说，无论是职业的选择，还是生活地点、方式的选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且选择之后别再回头，不要后悔。因为你若不满意，还可以有新的选择，但天下是没有后悔药的。选择让自己最快乐的、最开心的就行了。

曾子墨 （曾翰/图）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曾子墨：他们那一代最大的痛苦就在于自己有过一个信仰，但是最终破灭了。但当你去反思这个时代的时候，悲剧的是你用的思维方式和理念还是属于那个时代，你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本身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

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他们，但现在越来越理解。尤其是想想他们一生的苦难，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化。我母亲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就是因为她有很深的忧虑，担心后一代人不记得这个国家的苦难，她觉得这些苦难都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她认为应该让人们知道。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曾子墨：我今天站的高度还不至于能够指点江山，只是从我们的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环保。虽然环保不应该上升到宗教的角度，但大家应该要尽自己的良心来做一些事情，除了环保还包括食品安全等等；另一个方面，身为一个中国人，当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沾沾自喜是不对的，但是完全去批判也是不对的。还是要有一个建设性的态度，我觉得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阶段的判断很正确：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然后是个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政治的民主。我认为对于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刚刚完成第一个步骤。我们的确是任重而道远，要对自己的形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人物周刊：在经济形势尚不十分乐观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曾子墨：在这样的时代里，做媒体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很难。今天的媒体在中国承担的不仅仅是媒体这样一个功能，尽管我们都希望成为真正的媒体，但总归还是承担了其他的功能，例如宣传工具等。总体来说，媒体的情况还是向前走，相对于当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思想已经很不同了；但是作为媒体人，我们总觉得前进得不够。

就我自己来说，最初做媒体就是要求自己不说假话，也许我真话说不出来；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当我们这个平台还没有失去的时候，我们也尽力地去说真话。近些年，媒体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相辅相成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曾子墨：就我身边的同龄人当中，我并不认为这一代人有特别明显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理想主义，但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这就是一个挺和谐的社会。

唯一我觉得稍微有点欠缺的，就是我们这代人对社会底层的关怀少了一些。中国太大了，不同人的生活轨迹有太大的不同，我们从城市生长起来，对农村不够了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情况下，不妨多给别人一些关怀，这种关怀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曾子墨：他一定要有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怀；对公共事务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当下的人来说，我觉得能不说一句违心话，不违背自己良心的人，我都挺钦佩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物，在当今的中国确实不会特别多。

虽然不是和我同龄，但一定要我选的话，我觉得还是韩寒。也许在美国社会，大家不会把他捧到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中国社会里，真的是太缺失这种人了。他说的其实都是很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他用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方式，用今天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我们能够发出与政府不一样的声音。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曾子墨：我更看重个人自由。责任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责任常常会被妖魔化，被贴上很多的标签，例如民族主义等等，以至于责任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东西，最终成为统治人思想的一个工具。我不是说责任不重要，只是我更加看重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曾子墨：我觉得没有哪本书或电影对我有特别大的影响。对上一代人来说，他们的信息特别匮乏，因此拿到了一本书或者电影，他们会反复阅读，最终都会找到与自己的生活十分贴切的部分，因而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影响。

而我的那个年代，选择就有很多了，无论是哪个年代还是哪个地区的作品都有很多。当你的资源过多的时候，你很难对某一个作品有那么深的体验，让它能够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所以我只能说，没有这样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 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曾子墨：我个人工作、生活方面，很幸福，没有什么不安和担忧。更多的是对身边大的环境的担心。第一个是环境污染等，让我担心后代人类生活的环境会不会太过可怕。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虽然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相应的人文关怀，会不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怪物或者怪胎？

（详见本刊2005年3月9日总第20期报道《曾子墨 一个记者就是一支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