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要让劳工自己选举代表”

王选致力民间对日索赔15年，见证了相关诉讼和赔偿谈判的起起伏伏。在她看来，之所以在掳日劳工和解问题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在制度的缺失。

6月10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王选律师。

王选

南方周末：到底谁有权代表全体的信浓川劳工去做出选择？

王选：理论上讲，至少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允许劳工们合法地组织起来，自我管理，从他们中产生能够代表他们利益和立场的“代表”。例如信浓川和解。信浓川劳工和家属的全面调查到现在还没完成。

掳日劳工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是一项社会福利，或救助制度。按理说，建立一项社会福利、救助制度或政策，首先需要的是对于救助对象的具体把握，以确定涵盖范围、条件。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全面解决抓到日本去的四万劳工问题，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全面的调查。

南方周末：从去年安野和解到今年信浓川和解，赴日劳工索赔的相关方都在争执，对此您怎么看？

王选：首先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政治上的运作，就不好了。

和解之后，劳工里头出现不同意见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机制还不够成熟，如果劳工有一个合法的组织，大家表示不同意见，充分沟通，在此基础上统合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就可以和对方谈。

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保证全体（至少绝大部分）受害者的意志得到确认的机制，甚至连有这样机制的必要性的想法都很少有。

中国政府已经在各种场合，包括正式的外交场合，公开表明中日之间"战争遗留问题"的存在，并且需要解决。那就应该允许受害者们自己去梳理关系，自我管理，总不能耽搁吧，幸存劳工都没几个了。

至于战争留下的创伤，其中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心理。我觉得不如把这份心思放在对于中国劳工的关爱上。

现在掳日劳工也组成联谊会了，而且形成了大多数的意见，也有自己的代表了。只是你成立你的，我成立我的。

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大家日积月累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不是唱高调、玩“政治”能解决的问题。

南方周末：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也进行十几年了，您觉得走到今天，算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了吗？

王选：政治解决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日本没有集体诉讼，有几个人去打官司就赔偿几个人，一个原告只可以代表个人的权利。所以说，在日本不可能通过诉讼解决整体受害的问题。只是通过诉讼来确认事实，确认受害者权利，然后是政治解决。

在日本，战争遗留问题是一座巨大的山，能够提起来做，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最近，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由国家对战争期间被原苏联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人进行补偿。日本已经开始动了。

而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仇恨也是一座巨大的山，是冰山。化解它谈何容易？这需要很多善良的人，慢慢地用心中的热量去融化这三尺冰冻。

前几天，日本电视台NHK播放了一部关爱中国远征军抗战老兵志愿者的纪录片。可是“慰安妇”幸存者有几个人在关心？中国强制劳工有几个人在关心？日军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受害者有几个人在关心？很少有人了解他们，关爱就更少了，掳日劳工“和解”这件事，中国社会也是绝大多数人不关心。

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谢所有的和平运动人士，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使我们今天能够来思考和讨论以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