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专访《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

不道歉就不给吃饭，你会吗？

南方周末：去年7月《人民文学》600期青年作家专号销售得怎么样？青年作家专号选载了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当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你怎么看那次争议？

李敬泽：那一期销售情况比平时好，很多人打电话来买。坦率地说，我在发稿时根本没想到会引起争议，那时我感冒了，打吊针呢，记者电话纷纷进来，我的手机成了烫手山芋。现在看来，“没想到”说明了我的迟钝，但我本人、我们的刊物都感激这场争议，它使我们把一些问题摆在台面上认真思考。我那时在回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文学期刊要改革，要有弹性”，结果报纸上就登了一幅关于“弹性”的讽刺漫画，我看了就笑了，我想这份报纸的弹性比我大多了，可是它反对我的弹性，为什么呢？没弹性不成一个死人了吗？

南方周末：《人民文学》刊出郭敬明作品，如何面对社会公众对他写作诚信的质疑？人们普遍不理解的不在于郭敬明犯过抄袭的错误，而在于他一直没有站出来道歉。

李敬泽：我反对不诚信、反对抄袭，也反对不道歉。但是我从不认为别人的错误给了我某种道德优势。就郭敬明这个例子来讲，我会想到，我自己其实也是不习惯就自己的错误道歉的。道德之中，有一道叫做“恕道”，恕者“如心”，将心比心，如果想到自己也可能会这样死要面子不道歉，那么，只有一声叹息，暗自惕厉，同时希望这个年轻人别再犯被人揪着要求道歉的错误。反正我要是有个孩子，我是不会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要逼着认错道歉，不道歉就不给吃饭，你会吗？

我承认，我不喜欢《小时代》

南方周末：文学终究还是有绝对标准的，以郭敬明的《小时代》为例，你认为他的作品的艺术品质如何？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

李敬泽：我很想知道你说的“绝对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有这样的绝对标准的话，它可能还会带来你不想要的东西，就是绝对的权力或者绝对的僵化。

就《小时代》而言，我承认我不喜欢它，但我不认为一本刊物或一份报纸是只发主编喜欢的东西或信息的地方。我怀有好奇心，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它，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说《人民文学》或者《收获》是“殿堂”的话，那么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要是那么脆弱就成草棚子了。我倒是觉得，你办一份刊物，要有一点探索精神有一点好奇心，如果你已经九十九次靠谱了，那你最好试着不靠谱一下，否则一百次靠谱可能就证明了你的僵化，你真的认为自己攥着绝对标准了。“不破不立”，有时候需要推开窗户或者凿个窟窿，看外面海阔天空。墙上有个窟窿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看也未必是坏事，和点泥再补上就是了。

南方周末：郭敬明的小说属于类型小说，对于这种类型小说的评判有什么特殊标准吗？

李敬泽：我并没有因为发过郭敬明的作品就成了郭敬明专家，他的小说除了《小时代》我都没读过，所以我不太知道他属于什么类型。但如果如你所说，他的作品是类型小说的话，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每个类型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标准。我自己是个间谍和推理小说爱好者，我知道我如果用托尔斯泰的标准去衡量勒卡雷、钱德勒，为勒卡雷、钱德勒没达到托尔斯泰的水平而生气，那是我的愚蠢无趣。

南方周末：以群体而言，80后这群作家在创作方式、理念上都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互联网时代，创作容易了，但创作也大面积粗糙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否有所改变？

李敬泽：我不喜欢粗糙，我们也远没有精致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同时，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任何人类成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容易，那不过是表明了我们的轻浮。

至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我想与其说是改变了，不如说是扩展了。那些核心信念，文学自现代以来对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对我们的母语所做的严肃承担，我认为没有改变，而且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它也确实在扩展，它的消费性、它的娱乐性。这种扩展也为那些核心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扩展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一度被抑制了，现在是回到常态。当年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热心读者，张恨水每有新书，鲁迅赶紧买了寄到北平，他对此觉得很正常。

南方周末：文学期刊的生存日益严峻，《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会做怎样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原则和底线是什么？

李敬泽：记者朋友们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就是文学期刊的困境。我知道，记者朋友的意思，大概不是出于同情，只是说：哈，它们曾经阔过，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它们也有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也会小肚鸡肠，很想劝记者朋友，好好思考一下报纸的困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快办不下去了。其实，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什么不是持续面临考验呢？办个杂货铺可能也有困境，也没见人家四处诉苦。我倒是认为，像《人民文学》这样面对特定市场的刊物，肯定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当然需要我们足够地敏捷、足够地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