掳日劳工对日和解的利益江湖

编者按：日前，掳日劳工与日本企业西松建设达成和解，西松建设谢罪并赔偿。但是同一日，另一些劳工声明坚决反对和解，称和解协议“丧权辱国”。都是受害者，何以如此势不两立？

本报无意否定为老劳工们的利益奔走的各界人士的所有真诚努力。但与此同时，十数年来的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中，各方各派，对话语权的争夺、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从未停息。

4万掳日劳工，如果不是学者做了口述历史，连成为历史注脚的机会也没有。 （CFP/图）

河北农民张造领这辈子头一回成为事关“民族气节”与“中日友好”的核心人物。

66年前，张造领的父亲张小更被掳往日本做苦工。而今年4月26日，张造领和另外4名受害人遗属，作为“中国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信浓川劳工分会”的57名劳工的代表，和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西松建设谢罪，张造领和其他56名老劳工或遗属，得到3页纸的“说法”和大约每人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和解签字当天，另外5名劳工代表也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声明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信浓川受害劳工，而且他们坚决反对和解，因为西松公司提供的不是赔偿金，而是救济性质的“偿金”，“带有侮辱性质”。

一时间，张造领签的那3页纸成了“丧权辱国”的又一个例证，“出卖”了民族尊严，只换来了一点儿“施舍”。

都是受害者，何以如此势不两立？势不两立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利害关联？

事实上，十数年来的中国掳日劳工民间索赔，达成了4次和解，理论上为不到3000受害者及遗属争得一点赔偿，却遗留下更多的纷争、分裂，如一个江湖。日本的律师、和平运动社团，中方的律师、学者、半官方机构，所有人都在捍卫着自己充当劳工保护伞的纯洁目的，也都在回避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一局面很可能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当年的劳工全部去世，从而被当作历史书的某一页彻底翻过去。

论战、“诱劝”、“绑架”

日本律师说：“作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确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反对和解的5名劳工算是“老革命”了，从1990年代后期就起诉西松建设。康健则一直是带领他们打官司的律师。

而参与和解的绝大部分劳工遗属，则是去年夏天听说要和解后才加入“革命队伍”的。但人数上他们占多数，因而被认为“更能体现大多数劳工和劳工遗属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