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垃圾迷城

2010-06-23

横跨三千多米的巨大垃圾场中，各色人编织成环环相扣的经济链条，利益背后轮番上演着世俗的悲喜剧

王久良/摄影报道

责任编辑：李楠梁伟驰

继触目惊心、反响强烈的《垃圾围城》之后，本报继续独家推出其姊妹篇《垃圾迷城》，横跨三千多米的巨大垃圾场中，各色人编织成环环相扣的经济链条，利益背后轮番上演着世俗的悲喜剧。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京城近郊，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未来举办地。

你从这组照片里看到的这座垃圾场，位于北京城西侧，卢沟桥以北鹰山以南的永定河西岸。2009年4月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阴雨天，我在里面转得晕头转向，竟然无法识别来时之路——从卢沟桥到鹰山三千多米的横径让人一眼望不到边。身处其中放眼四望，到处都是垃圾，到处都是拾荒者的简陋窝棚，犹如一座巨大的迷城。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供应城市的建设，整个永定河流域大量的砂石被采掘，采掘砂石所形成的大坑便用来回填这座城市产生的垃圾，连续十几年的疯狂填埋，使这里成为北京最大的建筑垃圾消纳场。自然为城市贡献了资源，城市将垃圾返还给自然，这不对等的交换戏剧性地发生在同一地点。

当我站在大坑的边缘向坑下张望，几十米的深度令人晕眩。而在陡峭的坡面上，众多的拾荒者却如同矫健的山羊一般上下穿梭。

高峰时期，这里聚集了两千多名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他们用垃圾中捡来的材料就地建造窝棚集中居住，冬天捡些木柴烧火取暖，夏天则只能忍受烈日的暴晒，因为这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阴凉。然而，无论严冬酷夏，这里的生活场景一直热闹非凡——每天几百辆次的大卡车源源不断地从城里拉来垃圾，拾荒者们在漫天的尘土中蜂拥而上，哄抢着一切可利用的物什。女人们拿着钩子捡拾小件，男人们则赤膊抡着大锤砸取混凝土中的钢筋。大人们在垃圾中挥汗如雨，孩子们则在垃圾场上奔跑嬉戏。商贩们在路边兜售蔬菜瓜果，年迈的老太太则在窝棚里烧火做饭。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所有的人都各有所属而且等级分明。把持这座垃圾场的是四川人，大多来自文安县，他们在大坑上面有固定的捡拾场所，而来自安徽和河南的拾荒者则更像是游击队员，他们只能在坑下从四川人捡拾过的垃圾中再做挑选，所以他们被称作“下坑的”。“上坑的”和“下坑的”彼此不越界。四川人占领了所有的房屋，安徽和河南人只能在垃圾场边上租住“老板”建造的板房，每一小间月租120元。

把持垃圾场的四川人，也是分级而治。最底层的拾荒者大致是第五层，他们上面是以每米每月100元的费用承包十几二十米倾倒线的“四老板”，“四老板”通常也要与雇请的四五名拾荒者一起干活，但他会从雇请的拾荒者所有收益中抽取七成，以支付承包的费用，同时，他负责进城联系垃圾车——有没有车来，是有没有活干的关键。“四老板”上面的“三老板”承包几百米的倾倒线，他们不用动手干活，仅仅是负责辖区管理。他们有小轿车，大多穿着干净的衣服成天打着麻将。“二老板”们则承包整个场地，他们联手以每年一千多万元的价钱从“大老板”手里承包下整个的垃圾场。“二老板”们除了从“三老板”们手里收取租金，几乎不会出现在垃圾场上。而最顶端的“大老板”，除了每年收取巨额的租金外，还在垃圾场的四个入口对每辆前来倾倒垃圾的大卡车收取20元的费用，一年下来就有几百万的收益。

除了少数的“老板”们，垃圾迷城的城民生活贫苦。在垃圾场上捡到一大截钢筋，就足以令他们高兴一整天。相对于物质的贫乏，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却非常紧密。他们大多是老乡，不少还是亲属关系，一遇到事情能立刻相互帮忙。比如谁家要盖房子，尽管是很简陋的窝棚，大家也是一起动手，不求回报。当然，这份工危险系数很高：一位河南籍妇女在坑下劳动时被上面滚落的石块砸得头破血流，住院花了一万多块钱，钱都是老乡们一百两百凑起来的；还有一位四川籍老人，不慎滚落坑下，因而丧生；还有一次大雨过后，垃圾的坡面塌方埋了两个年轻人……

在这里我曾遇到过一个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些好心的摄影人了解情况后为他捐款，最后北京武警总医院为他做了手术。

尽管这件事对我这个长期关注者是一丝安慰，但我知道，对他们来说，我毕竟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所有看到这些图片的人一样。我们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人在意，甚至知道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从不奢望进入这座高贵的城市。他们最大的希望，只是日后能够带着一点收获从迷城回归自己的家乡。

在我的摄影报道《垃圾围城》（见本报2010年1月7日A5版）今年公之于众后，这座垃圾迷城迅速地被政府取缔。曾经的壮观场面今日已不复存在，所有的城民要么被迫迁走，要么卷铺盖回了老家。我不能确定我的照片对此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我的内心却一直不安。

现在，这里已经被推平，但所有的垃圾还在。北京至石家庄的高速铁路正在从这里穿过，在这座掩埋了的巨大垃圾场的上面，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