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