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卫士霍岱珊

“我现在开始更多的是用乐观的态度去看，要做幸运环保人。因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觉醒了。在凤凰卫视的一次节目中，淮河岸边的一位村民，就提出要向那些排污的企业索赔，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淮河，这条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承载着全国1/6人口的河流流域内，有一群为她的污染治理而努力奔走的人们。57岁的霍岱珊，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最近，人称“老霍”的他有些焦虑。

先是“淮河卫士”的生存有问题——缺乏经费，吸引不来人才；再是已经31岁儿子的婚姻大事，在河南沈丘，这已经是一个很急迫的年龄了。

两件事萦绕在心头，这个有些瘦小的中原汉子，“能吃能喝，但就是心累！”

霍岱珊和两个儿子走在淮河沙颍河段河岸 （李见涛/图）

作为1998年辞职、全心为淮河奔走的老环保人，老霍为淮河的污染问题，用嘴、图片、文章和行动呼喊了10多年，牵进去两个宝贝儿子，连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伴，也最终被他说服。

可烦心的事依然没少——“没钱，小儿子婚礼办得不够风光，到现在有了孩子了，媳妇想起来，还会嘟囔几句。”

最重要的，当然是淮河的污染，“比前几年好些了，但问题依然很多。”老霍苦笑着。

霍岱珊

河南沈丘人，“淮河水系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简称“淮河卫士”）的创办者，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 揭露和防治淮河流域的水污染。

变形的鱼

5月14日，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老霍在收拾行李。17-19日这两天，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在南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就POPs展开研讨，有NGO召集他们一线环保人前来交流。

沈丘没火车，老霍只能坐汽车——早晨5点多就出发了，晚上7点多到，一路颠簸了10多个小时，可下车洗把脸、谈起环保和淮河治污问题，他又是精神抖擞：“没事，精神着呢！”

为了大会发言，老霍特意准备了PPT，完全自己写的，真是有点难为人，已经快60岁的他，原先不大懂电脑的。

没办法，日本之行的教训太深刻。“玩笑都开到了国际上。”老霍说。那次，他受邀到日本讲淮河的治污，事先，他让别人帮忙做了PPT，演讲时，才发现忘了怎么用，只能“脱开PPT自己讲”。

这次来南京，老霍没再犯同样错误。他熟练地给记者演示PPT，上面有好多张让人触目惊心的照片。河流中受到污染后生长的变形鱼。

“有些活体看不出它已经变形，但你解剖后对比，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脊椎骨变形了，都是二恶英、POPs惹的祸。”老霍叹了口气。

很早以前，老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苦于找不到合适标本，后来，找到了，而且还捉了几条活的，养在了家里，用来对比着“试验”。

在饭馆吃鱼，老霍就有些感慨：“在我们老家，我不吃鱼的，水都遭到污染，鱼还能好到哪里去呢？”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照样吃得不亦乐乎。一次，老霍在淮河边拍污染的照片，看一些村民拣死鱼，他很难过，给人解释半天，才最终让那些恋恋不舍的村民，将捡到的受污染死鱼扔了。

苦涩的梦

老霍是河南沈丘人，在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边长大，天天喝沙河水，“老家距离河边不超过500米”。

和一般人相比，老霍对于淮河多了层熟悉，也多了层敬畏——四五岁时，大人不在家，看到哥哥在河里游泳，他也想去，“迷迷糊糊的，不知怎么就到了河中间，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个老大爷救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奶奶在眼前哭。这种生死攸关的体验，似乎把他的魂留在了河里，后来，奶奶曾把他带到河边“叫魂”（当地农村的一种迷信说法，认为孩子落水了，魂也在水里，应该喊回来）。

直到现在，老霍的游泳水平还只限于狗刨，但那段与淮河“亲密接触”的经历，还有奶奶告诉他“沿着沙河到老家就不会迷路”的叙说，给了他深刻印象，让他对于淮河，多了层神秘感。

渐渐地，老霍长大了，当兵、工作、成家、生子，河流也在悄悄发生变化——“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

1980年代，在当地乡镇机关工作的他爱上摄影，成了《民族画报》的特约记者，拎起相机，想去拍些淮河风光的照片。

到了河边，他发现，能拍到的只有污染了：黑压压的人——在捞死鱼，不需要任何工具，徒手抓——死鱼漂得到处都是，臭气熏天。

他的心中升起一丝不安：河水应该是清澈的，以前捧起来就能喝，现在河水黑得像酱油，这样下去，未来会怎样呢？

又过几年，更触动他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少年时候的一个伙伴，姓倪，在当地任镇长，为人刚直，支持他做环保事业，结果，老霍事业还没成功，这位伙伴却病倒了，身高一米八几、声若洪钟的汉子，最后瘦到皮包骨，去世了。

这件事情长久地闹腾着他，直到知道了事情的根源——水污染。那是一个现在已人尽皆知的村子——黄孟营村，从1991年到2005年的14年间，村里死于癌症10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1.5％，病因大多和污染水有关：食道癌、胃癌、肠癌……

霍岱珊以这个村庄为题材，拍摄了《污染造成肿瘤村》的图片，获得由中宣部、环保总局等主办的“环境警示教育图片展”大奖。

在一个电视台的采访中，老霍透露，他有6位亲人的死，都和淮河的污染有关，每一位都饱受磨难。

在1997、1998那两年，他经常做噩梦，常见的是“裸露着骨头的鱼，在那里游啊游啊”，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像掉了魂。

“后来，走上环保这条路，这些梦不出现了，很奇怪。”老霍还给记者讲了另一件神奇的事——前不久，他在淮河边拍照片，发现了一个极其类似中国地图的污染团，“一晃一晃的，很快就不见了”。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一个组织

最初的环保之路无比艰难，没人理解老霍，包括他的家人。而他可用的手段也简陋至极：一部破旧的照相机，加上两条不知疲倦的腿。

1998年，因“一心不能两用”，老霍从《周口日报》摄影记者的位置上辞职，开始沿着淮河行走，走过了20多个县市，共计4000多公里，拍摄了15000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

这包括闻名于世的《花朵拒绝污染》——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宣布，淮河治污已取得初步成效。而距离其最大支流沙颍河不足百米的一所中学里，老霍发现，坐在教室里听讲的孩子们，为了抵御河水臭气的侵袭，竟然都戴着口罩上课，有的还戴上了墨镜。

他震惊了，按下了快门。

这张名为《花朵抗拒污染》的照片，让社会各界对环保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引起了人们对水污染的关注。2000年世界环境日，中央电视台特意邀请了照片中那位戴着口罩上课的小姑娘乔佩冉来讲述水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媒体的报道让老霍在当地出了名，一些人也开始将他当作眼中钉。

一次，他在一家工厂排污口拍完照片，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往回走，不想，从后面赶来几辆车，下来3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二话不说，先把相机砸了，再对老霍一阵暴打……

还有似乎无处不在的监控。

2005年前后，老霍在沈丘县城的家门外，“常驻”着一辆吉普车，跟着老霍的生活节奏“上下班”——老霍一出门，吉普车就跟着走；他们和记者联系的短信，有关部门曾经炫耀似的，当场一字不差地念给他们听……

为了不在“显微镜”下生活，老霍花了好长时间查找家中的一切，看是否有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甚至于，儿子从朋友那儿拿来小LED手电筒，他以为里面有针孔摄影机，砸开看，还找到证据似的拿给儿子看，让人哭笑不得。

这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与执着，感动了两个大学毕业的儿子，他们一个在郑州从事平面设计，一个在东莞从事美术设计。原本应该有各自的人生轨迹，因为老霍，他们也走上了环保志愿者的路，当起了老霍助手。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霍说，两个儿子回来后，他再没遇到挨打的事，感觉危险时，父子仨一块儿行动。

“顽固”的当然是老伴——搞环保，老霍花光了积蓄，而且，连为两个儿子操持婚礼的钱都没有，还夹杂着被打和威胁电话。老霍说他能理解老伴，“是谁老婆都会抱怨”。最终，随着开明儿子倒向他这一边，家中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环保，成为一家人的事。

2003 年，老霍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主要是到北京看了那些NGO后，觉得一个人闷头在河南干不行，得有个组织发动公众参与，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个人英雄能解决的。”

现在，“淮河卫士”已经有近10名正式工作人员，一两千名的注册志愿者，在沿淮河800公里范围内，有了8个工作站。

“莲花模式”、桐柏的“互动”

2009年5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刚结束，是关于“梅花味精”污染的报道，老霍的手机响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老霍啊，“梅花”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我们做过的，如果不是你对我们进行监督，给我们压力，估计现在就像“梅花味精”一样，面临很大的压力，很被动啊！

打电话的人，是莲花味精集团环保部的负责人。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

早年的莲花味精是淮河上出名的排污大户——每天排放污水12万吨，接受过罚款，还是偷排。

为此，老霍常上门去“找茬”，双方关系搞得“很不愉快”。在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斗争”中，彼此日渐熟悉。

2005年，日资撤离，企业领导班子大洗牌，中方负责人找到老霍，就NGO和企业的环境利益一致性达成共识，决定接受公众监督，践行企业环境责任。

其后，莲花味精改变生产工艺，制造1吨味精从消耗37吨水到耗水4吨左右即可，废料还进一步处理，加工成复合肥，一年盈利2000多万元，实现了循环经济。

老霍的“淮河卫士”，更是富有创意地在莲花味精污水处理厂门口放置了一块环境信息公示牌，标注出每天的排污信息。

这种NGO与企业互动，而且达到双赢的案例，被称为“莲花模式”，老霍说，那一晚，他接到那人的电话，心里非常欣慰。

2009年4月，他又组织了由媒体、人大代表、志愿者、普通民众等组成的考察团，对淮河源头桐柏县境内的生态现状实地考察，求证是否发生大面积偷盗林木、恶意烧山等破坏行为。

考察团看到被疯狂盗伐的林木，看到利益链条上的烧炭者，更看到了当地政府对于毁林现象的视若无睹。于是，《林之殇——桐柏县林木盗伐调查》、《斩首淮河》等重磅文章接连出炉。

桐柏县坐不住了——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办公会，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县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的“深化整治林木盗伐现象领导小组”，展开为期100天的集中整治行动。

后来，桐柏县一个副县长带队，带着人，专门跑到沈丘县，来和老霍交流对环保问题的看法。今年环境保护日前后，老霍说，桐柏县还打算在他们那儿召开一次淮河源头生态治理的研讨会。

“能和当地政府有这样的互动，已经很不错了。”老霍说，他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两头——高层和老百姓——热，中间冷。

2007年，他获得了“年度中国绿色人物”，拿到奖杯，兴冲冲地跑到河南省环保厅，要知道，这个奖可是环保总局发的啊，没想到，一个接待他的处长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公众参与好啊，可也要实事求是……”

现实与困境

做环保事业，他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困惑。有一次，他和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人士高耀洁女士聊天，俩人都提到，最无助的时候，都曾一个人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哭泣。

当然会有惊喜的时候，比如当年和原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的合作。

那一次，老霍的报告，让解振华亲自到了河南，视察淮河流域的污染。当地政府的对策是，花巨资购买清水将污水冲走——解振华刚离开的当天夜里，工厂就恢复排放污水。

老霍要求检查组再杀个回马枪，可风声走漏，排的污水又被换成了清水。后来，心思细密的检查组长长了心眼，折腾了几个来回，终于在排污口发现了证据，最终开出一张一千万的罚单。

媒体评论说，也是从那一次开始，“霍岱珊咸鱼翻生，结束了环保英雄惯常走的悲情路线”。

但现实的生存，远没有媒体的报道那样令人让人热血喷张，为了在淮河岸边的村庄建生物净水设备，老霍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有那8个工作站，每一个都需要钱，没人知道经费从哪来。

2009年，情况似乎有些好转，先是“清洁饮水救助”项目获得“康师傅水创意公益提案竞赛”一等奖，奖金25万元人民币；紧接着“莲花模式”又获得了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二等奖，奖金6万元人民币。

为了这些项目的申请，老霍不停地将申报表一次再一次地修改，“SEE·TNC生态奖”的申报书，修改了5次——村民们不太会写项目申报书，“淮河卫士”是这个项目的总协调，又不能代替村民写，况且，老霍自身文化水平也不高，只能“和村民一起商量一起写，大家一块成长，一块学习”。

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河南太闭塞，NGO不发达，不像那些大城市里，有很多高素质的志愿者，很多事情只能自己做，于是就很累。不过，老霍依然保持着乐观，他说，现在他不想走以前那种谈起环保就很悲情的路线了。

“我现在开始更多的是用乐观的态度去看，要做幸运环保人。因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觉醒了。比如在凤凰卫视的一次节目中，淮河岸边的一位村民，就提出要向那些排污的企业索赔，这在以前无法想象。”老霍说，虽然快60了，他不打算退休，因为，不搞环保对他来说，“意味着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