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龙前传
全国两会期间，60岁的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表现得相当低调。“我们堵过（他）好多次，什么都不说。”一位驻北京团的记者说。
这和去年形成了反差，据媒体描述，当时还是安徽省委书记的郭金龙“愿意在走往餐厅的途中与记者们随意交谈，有问必答”。
回首郭金龙从政的履历，从县到市，由市入省，省区互换，终抵首都，这段历程中，“果断”与“经济”，是两个核心字眼。
成长在四川
郭金龙是南京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鱼米之乡江苏，成长在天府之国四川”。1969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郭金龙被分配到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在“那个小山沟”（郭的大学辅导员语）里一干便是16年。
1970年，在忠县水电局，大学生郭金龙和其他人一样，穿着背心爬电线杆，拉电线。
1973年，由于曾任南大排球队主力队员，郭金龙被调到体委做教练。在那里，他看中了一位名叫周建安的孩子，并坚持推荐身体条件并不出众的周进专业队。20多年后，周建安成了中国男排的主力二传，现在，他是中国男排的主教练。
也是在那时，爱好体育的郭金龙开始在忠县承担一些单项比赛和运动会的组织工作，比如篮球、围棋等等。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30多年以后，自己会成为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执行主席。
在县委宣传部任职一年后，1980年，郭金龙成为忠县文教局的副局长，“这就算‘提干’了。”当时的忠县县长黄登银回忆。这期间，他推行教改，摘掉了当地特有的“帽子班”（小学设初中班，初中设高中班），大幅提高了忠县的高考升学率。
1981年，黄登银开始担任县委书记，而随着文化局与教育局的“分家”，郭金龙也成为文化局局长。《京华时报》曾记述这期间的一件事情：
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用分得的两万元公款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共八套新房。在分给文化局同事一人一套后，局长郭金龙自己没要，把最后一套房子留给了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他自己则和妻子继续住筒子楼，在走廊里做饭。
小楼盖好后，还剩下一些木料，文化局的同事希望做一些家具分给个人，郭同意后强调，木料属于国家财产，每个人必须交钱入公账才能分到家具。
时任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考察郭金龙时，认为他“思想素质好，综合素质强”，黄前后曾与好几位县长共事，他觉得还是郭“最得力”。
“（碰到问题）我们是党委集体决策，由县长出面。他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黄登银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春节前，忠县全县停电，他打电话给郭金龙，让他组织水电局同志抢修，“当时没叫他直接去的”，结果郭金龙直奔电站，现场指挥，终于在大年三十让县城恢复供电。因为担心再出问题，郭随后又在电站守到了大年初一。
1985年，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
很快，郭金龙调入省城，成为省委农研室副主任。黄登银回忆，当时是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对于李步云这位识才的“伯乐”，原中央农研室的一位研究员评价，“李的政策水平很高，讲话不做任何加工，本身就是一次简报。”
这位研究员由此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研究室里，郭的政策水平也会比较高，同时也会了解实际。因为农研室下到各县均有观察点，它是‘有腿的’。”
西藏11年
在省委农研室内锻炼两年后，郭金龙1987年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并于1990年当选市委书记。期间，郭曾数次深入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现场办公，帮助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
1993年4月郭金龙当选四川省委副书记，不过仅仅8个月以后，他就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辅佐当时的书记陈奎元，开始了“战斗在雪域高原”的11年。
2000年10月，郭金龙任区党委书记，上任之初即提出要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
2001年适逢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在这一年，郭金龙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了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并由此进一步确定了内地与西藏的对口援助。现在，由川藏北线进藏的游客，拐入这座西藏第三大城市，很远就可以看见昂曲与扎曲汇合处颇为光鲜的澜沧江天津广场——这即是昌都地区8个受援项目之一。而媒体多有提及的是，他任内还促成了青藏铁路的开工。
郭主政西藏期间，媒体称其“为西藏的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西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2%。2004年年初，他又迅速落实新一届中央领导批示，引导援藏工作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农牧区。在一次自治区高层会议上，一位与郭金龙熟识的记者曾亲身感受他的决断力，“当时一个高级干部发了一个文件，对基层有不利影响，不过，既然文件已经发下去了，要是别人可能只会提醒‘下次注意’，他不一样，一点也不给那个干部面子：‘发了也要收回来！’”
在这位记者眼中，他是一位“儒将”，却“非常果断”。
“他喜欢体育，会拉二胡，围棋下得非常不错，和西藏文化界关系也很好。他讲话稿干净简洁，除了特别正式的大会，基本上都会即兴发言。”
2002年，这位记者曾与郭金龙下乡到日喀则调研，正逢年楚河发水毁了不少田地。春耕在即，郭金龙立刻叫秘书给主管农牧业的副书记打电话，让他从拉萨赶来。“上午还在调研，下午计委、农委、电力、交通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就赶到了日喀则，调研变成了现场办公会，”记者感叹郭的果断，“要知道拉萨到日喀则近400公里，那时候还有100多公里土路。”
安徽朝东
2004年12月，郭金龙转任安徽省委书记。彼时，这个中部省份还没有从王怀忠死刑和“大头娃娃”假奶粉的震动中走出来。“我刚来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评论，说安徽有一座金山（省长王金山），现在又来了一个金龙，如果再搞不好怎么办？有网友说，那就再派一块砖头，”他后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深知责任重大啊！”
“安徽向来也容易出事，除了洪灾，他在的这几年相对平稳，”安徽一位媒体人评价，“他遇事冷静，能把握大局，我觉得这也和他在西藏的历练有关。”
事实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对北京市领导介绍郭金龙时，就称其“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有魄力，驾驭全局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工作充满激情”。
2004年12月17日，郭金龙履新后第二天，即赴马鞍山、芜湖、巢湖调研，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安徽的17个市。
2005年2月2日，从南京走出的郭金龙率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赴南京考察。在江苏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郭说：“除了拜年、感谢，我们还要表达寻求合作的愿望和借力发展的决心——主动呼应长三角的战略协作。”
“东向”成为安徽的关键词，有媒体形容，这是安徽的“华丽转身”。记者问及安徽一位地级市市长，郭金龙带给安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提出了东向发展战略，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媒体报道，在一次省的内部会议上，郭甚至向所有与会官员发问，究竟是围绕着安徽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建设公路交通，还是向着以上海为龙头的整个长三角地区衔接建设？“若以省内中心城市为重心修建公路设施，肯定不能最优地配置安徽的资源开发。”他判断。
和他接触过的人会说，郭金龙是个富有激情和感情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曾上街看望环卫工人，在雪中，他给工人们鞠了一个90度的躬。
履新半年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反问记者：“和平年代一个领导干部干什么？整天读几张报纸喝喝茶、你好我好大家好地过日子？那不行，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崛起的一股劲。”
一位和郭在省委有过交谈的人士谈及他的政治思想，“他不保守，对现代文明这一块的东西抱比较开放的态度，意识形态也比较实际。”
这和去年形成了反差，据媒体描述，当时还是安徽省委书记的郭金龙“愿意在走往餐厅的途中与记者们随意交谈，有问必答”。
回首郭金龙从政的履历，从县到市，由市入省，省区互换，终抵首都，这段历程中，“果断”与“经济”，是两个核心字眼。
成长在四川
郭金龙是南京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鱼米之乡江苏，成长在天府之国四川”。1969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郭金龙被分配到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在“那个小山沟”（郭的大学辅导员语）里一干便是16年。
1970年，在忠县水电局，大学生郭金龙和其他人一样，穿着背心爬电线杆，拉电线。
1973年，由于曾任南大排球队主力队员，郭金龙被调到体委做教练。在那里，他看中了一位名叫周建安的孩子，并坚持推荐身体条件并不出众的周进专业队。20多年后，周建安成了中国男排的主力二传，现在，他是中国男排的主教练。
也是在那时，爱好体育的郭金龙开始在忠县承担一些单项比赛和运动会的组织工作，比如篮球、围棋等等。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30多年以后，自己会成为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执行主席。
在县委宣传部任职一年后，1980年，郭金龙成为忠县文教局的副局长，“这就算‘提干’了。”当时的忠县县长黄登银回忆。这期间，他推行教改，摘掉了当地特有的“帽子班”（小学设初中班，初中设高中班），大幅提高了忠县的高考升学率。
1981年，黄登银开始担任县委书记，而随着文化局与教育局的“分家”，郭金龙也成为文化局局长。《京华时报》曾记述这期间的一件事情：
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用分得的两万元公款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共八套新房。在分给文化局同事一人一套后，局长郭金龙自己没要，把最后一套房子留给了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他自己则和妻子继续住筒子楼，在走廊里做饭。
小楼盖好后，还剩下一些木料，文化局的同事希望做一些家具分给个人，郭同意后强调，木料属于国家财产，每个人必须交钱入公账才能分到家具。
时任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考察郭金龙时，认为他“思想素质好，综合素质强”，黄前后曾与好几位县长共事，他觉得还是郭“最得力”。
“（碰到问题）我们是党委集体决策，由县长出面。他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黄登银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春节前，忠县全县停电，他打电话给郭金龙，让他组织水电局同志抢修，“当时没叫他直接去的”，结果郭金龙直奔电站，现场指挥，终于在大年三十让县城恢复供电。因为担心再出问题，郭随后又在电站守到了大年初一。
1985年，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
很快，郭金龙调入省城，成为省委农研室副主任。黄登银回忆，当时是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对于李步云这位识才的“伯乐”，原中央农研室的一位研究员评价，“李的政策水平很高，讲话不做任何加工，本身就是一次简报。”
这位研究员由此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研究室里，郭的政策水平也会比较高，同时也会了解实际。因为农研室下到各县均有观察点，它是‘有腿的’。”
西藏11年
在省委农研室内锻炼两年后，郭金龙1987年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并于1990年当选市委书记。期间，郭曾数次深入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现场办公，帮助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问题。
1993年4月郭金龙当选四川省委副书记，不过仅仅8个月以后，他就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辅佐当时的书记陈奎元，开始了“战斗在雪域高原”的11年。
2000年10月，郭金龙任区党委书记，上任之初即提出要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
2001年适逢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在这一年，郭金龙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了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并由此进一步确定了内地与西藏的对口援助。现在，由川藏北线进藏的游客，拐入这座西藏第三大城市，很远就可以看见昂曲与扎曲汇合处颇为光鲜的澜沧江天津广场——这即是昌都地区8个受援项目之一。而媒体多有提及的是，他任内还促成了青藏铁路的开工。
郭主政西藏期间，媒体称其“为西藏的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西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2%。2004年年初，他又迅速落实新一届中央领导批示，引导援藏工作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农牧区。在一次自治区高层会议上，一位与郭金龙熟识的记者曾亲身感受他的决断力，“当时一个高级干部发了一个文件，对基层有不利影响，不过，既然文件已经发下去了，要是别人可能只会提醒‘下次注意’，他不一样，一点也不给那个干部面子：‘发了也要收回来！’”
在这位记者眼中，他是一位“儒将”，却“非常果断”。
“他喜欢体育，会拉二胡，围棋下得非常不错，和西藏文化界关系也很好。他讲话稿干净简洁，除了特别正式的大会，基本上都会即兴发言。”
2002年，这位记者曾与郭金龙下乡到日喀则调研，正逢年楚河发水毁了不少田地。春耕在即，郭金龙立刻叫秘书给主管农牧业的副书记打电话，让他从拉萨赶来。“上午还在调研，下午计委、农委、电力、交通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就赶到了日喀则，调研变成了现场办公会，”记者感叹郭的果断，“要知道拉萨到日喀则近400公里，那时候还有100多公里土路。”
安徽朝东
2004年12月，郭金龙转任安徽省委书记。彼时，这个中部省份还没有从王怀忠死刑和“大头娃娃”假奶粉的震动中走出来。“我刚来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评论，说安徽有一座金山（省长王金山），现在又来了一个金龙，如果再搞不好怎么办？有网友说，那就再派一块砖头，”他后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深知责任重大啊！”
“安徽向来也容易出事，除了洪灾，他在的这几年相对平稳，”安徽一位媒体人评价，“他遇事冷静，能把握大局，我觉得这也和他在西藏的历练有关。”
事实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对北京市领导介绍郭金龙时，就称其“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有魄力，驾驭全局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工作充满激情”。
2004年12月17日，郭金龙履新后第二天，即赴马鞍山、芜湖、巢湖调研，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安徽的17个市。
2005年2月2日，从南京走出的郭金龙率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赴南京考察。在江苏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郭说：“除了拜年、感谢，我们还要表达寻求合作的愿望和借力发展的决心——主动呼应长三角的战略协作。”
“东向”成为安徽的关键词，有媒体形容，这是安徽的“华丽转身”。记者问及安徽一位地级市市长，郭金龙带给安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提出了东向发展战略，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媒体报道，在一次省的内部会议上，郭甚至向所有与会官员发问，究竟是围绕着安徽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建设公路交通，还是向着以上海为龙头的整个长三角地区衔接建设？“若以省内中心城市为重心修建公路设施，肯定不能最优地配置安徽的资源开发。”他判断。
和他接触过的人会说，郭金龙是个富有激情和感情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曾上街看望环卫工人，在雪中，他给工人们鞠了一个90度的躬。
履新半年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反问记者：“和平年代一个领导干部干什么？整天读几张报纸喝喝茶、你好我好大家好地过日子？那不行，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崛起的一股劲。”
一位和郭在省委有过交谈的人士谈及他的政治思想，“他不保守，对现代文明这一块的东西抱比较开放的态度，意识形态也比较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