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雷：曾与格瓦拉并肩战斗的人

德布雷1940年9月2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律师家庭，16岁时赢得法国文科竞赛奖，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德布雷年轻的时候，世界正处于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年代，法国先是从印度支那退出，接着又在阿尔及利亚面临困境，与此同时，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波及亚非拉三大洲。

青年时代的德布雷充满政治激情，部分原因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高足。

这位出版过《保卫马克思》的著名理论家，在巴黎高师影响了许多著名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和德布雷都在这个名单上。日后影响到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的讨论，在校园里早已展开，探讨革命理论的兴趣是那个年代的巴黎高师学生的时尚。但究竟是停留在“批判的武器”，还是提供“武器的批判”？德布雷的选择是后者。

加勒比海的美丽岛国古巴，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为充满拉丁气质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理想新天地。著名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影片《摩托日记》，讲述了格瓦拉革命理想的形成与青年时代的拉美旅行相关，相似的事情是德布雷在1960年代重复了格瓦拉当年的旅途，除巴拉圭之外，行程跨越整个拉美大陆，亲眼见证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亲耳聆听了游击队的枪声在整个安第斯山脉的深谷回荡。

旅行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政治思考。返回法国后，德布雷很快写作了《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一文，发表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文章的主题是从革命战略的角度宣传武装斗争在拉美完成民族革命的重要意义。

这和格瓦拉的想法不谋而合，远在阿尔及尔的格瓦拉读到之后，马上把文章和作者推荐给卡斯特罗。1965年冬天，正在法国东部南锡圣女贞德中学教授哲学的德布雷收到来自卡斯特罗的电报，邀请他出席将在古巴召开的三大洲会议。德布雷从古巴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拉美革命生涯，名义上是古巴大学的哲学教师，实际上却在训练营里熟悉各种枪械和游击战术。

德布雷至少写了两本分析战争的书。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革命的德布雷深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1967年，他在法国出版了《革命中的革命》，书中分析了拉美武装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提出策源地理论，认为游击战的成功之道在于形成无数个策源地，在世界各地点燃武装革命之火。这本书很快成为格瓦拉游击战手册的姊妹篇。在后来总结格瓦拉主义教训时，德布雷又于1973年出版《格瓦拉游击战》一书，认为要完成“持久的革命”，需要解决革命组织和战略战术的问题，如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持、阶级构成的系统探索，以及组织结构、军事配置、活动地域、时间选择等问题。游击中心主义的战略更倾向于可操作性。

1967年，德布雷以墨西哥记者的身份进入玻利维亚，被该国军队抓获，进行了半年多的审问，半年 后格瓦拉也被俘，德布雷因此被怀疑出卖朋友。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图）

被怀疑出卖了格瓦拉

德布雷最广为人知的是发生在1967年的德布雷事件（亦称德布雷审判）。

那一年的4月，他以墨西哥记者的身份进入玻利维亚，在一座被废弃的游击队营地被俘。在被拘留的几个月时间内，他经历了审问、拷打、单独囚禁，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由于国际社会的持续声援，德布雷没有被玻利维亚军队立即处死。

玻利维亚军队指控他积极参与游击活动，并在他出版的著作《革命中的革命》中找到了证据，在那本书里，他论述了1965年一次未遂的玻利维亚暴动的教训。

面对玻利维亚军队的指控，德布雷否认自己曾和玻利维亚军队作战，否认自己知道格瓦拉的下落，他否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坚称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说，自己只是写过一本书，为了这个，就受到了指控。

德布雷被俘六个月后，受伤的格瓦拉在营地被玻利维亚军方抓获，并在次日被立即处决。

从格瓦拉随身携带的日记及其他相关解密文件中，玻利维亚军方发现，德布雷实际上是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间的信使，格瓦拉也曾向他介绍过玻利维亚的游击战发展形势。

最终，德布雷被判处三十年监禁，不得上诉，但最终于1970年底，在被俘三年多后，在智利被秘密释放。

一直以来，就有人要清算历史，质疑德布雷的清白，认为是他当年出卖了格瓦拉，但一直没有凭据。直到1996年，格瓦拉的大女儿在阿根廷首都说德布雷被捕后可能说多了，立即遭到了其他当事人的反驳，包括当年玻利维亚军方的特工头目，也出来否认德布雷泄密的事情。到2001年，也还有人对此进行追究。（当年与德布雷一起被俘的阿根廷画家布斯托被更多人怀疑，认为是他泄露了格瓦拉营地的机密。）对这段经历，德布雷在他的作品中有过不同角度的回忆和叙述。

当年，德布雷被捕后，戴高乐将军曾亲自出面，向玻利维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相关部门乃至整个法国的工会等团体都出面声援。有消息说，玻利维亚政府曾试图通过这件事情与法国交换军火装备及训练空军飞行员。在此期间，频繁更替的玻利维亚政府中，也有过偏左翼的要员。最后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德布雷重获自由。

事后，德布雷给法国相关部门写过感谢信，他坚定了政治上的共和主义精神 （他在哲学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运用极其娴熟）。在他的政治自传《可敬的大人物》（人生三部曲·第二卷）当中，可以看出他对戴高乐充满敬意。

踏入政坛，然后离开

德布雷在智利被秘密释放后，在这个国家停留了近三年时间，之后，他告别了拉丁美洲。此时的法国，“无产阶级左派”正在从影响力最高点下滑，左翼社会运动开始从极端向理性回落。1972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开始提出以和平竞选为主要政治形式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参选透露出社会革新的新曙光。

回到法国的德布雷，仍然是一个对社会革新充满政治期待的人。1981年5月10日，密特朗代表社会党和共产党当选总统，当天晚上，巴黎共和广场上的“国际歌”旋律一直回荡到深夜。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德布雷进入政界，先后出任法国总统第三世界特别助理、南太平洋理事会秘书长、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塞维里亚世博会法国馆文化总监等行政职务。

政治的不可思议性往往在于言语和行动之间的落差，或者说是主观理想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可操作空间：法国战后最左的政府推行的是最右的财经政策。德布雷慢慢体会到，知识分子沉溺在语言的世界中，难免会有孤立感，而要在现实世界中选择阵营，沉默和含蓄又成为一种必须。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思考，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朱利安·班达当年就曾经指出知识分子的天职是做“非宗教的、功利主义世界”的“恶人”，做文明的担保者和见证人，这种文明强调道义至上意识的精神崇拜。德布雷从参与政治的现实经验中体会到失望：“我们的领导人不再区分清晰的界线：他们不再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也不再做他们说过的事情。”政治家只需要德布雷的名声，并不需要他的意见。显然，政治并非精神的严肃实践。

德布雷终于在1992年彻底离开政界，决心回到高校去继续学术生涯。

开创媒介学

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思考为学术创新积累了条件。经过《法国知识分子权力》（1979）和《政治理性批判》（1981年）等著作的准备后，1991年，德布雷出版《普通媒介学教程》一书，直接提出媒介学（mediology）这一学术创新命题。这个命题的中心是要讨论技术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观念究竟和当时的信息传播有怎样的关系，反过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又如何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

从口头语言到计算机语言，从毛笔书写的檄文到互联网的电子动员，从原著的惟一性到复制的民主性，德布雷的媒介学所考察的是媒介如何具有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效果。德布雷特别注意到社会组织形态和技术创新格式是保证文化传递能力的关键。技术进步生产差异，推动产生在思考程序和反应形式方面有所不同的新人类出现，比如今天在互联网上使用“火星文”的网民。

1979年，德布雷第一次提出媒介学概念。同一时期，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开始出现在美国电视上。相比较而言，德布雷的媒介学更注重历史质感的精准和政治选择的道义，即便在修辞上也不无辩证法的魔幻色彩。但媒介学直到2004年才在英语学术界得到认可。

媒介学既不是媒介社会学，也不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路数也有所不同，它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研究宗教、意识形态、艺术和政治思想在一个社会或跨社会的文化传递，这个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对象征形式（各种符号）、集体组织（社会组织结构）、传播技术系统（信息技术格式）的三角关系的梳理。

1993年，德布雷在巴黎第一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论文题目为《影像的生与死：西方关于观看的历史》，论文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今天已经有几种文字的版本。著作的主题是关于媒介和传播的批评，将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重新划分为三个时期：口语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每个时代的信息传播局限在不同的技术环境当中，并导致不同的文化态度，产生不同的文化生态。

德布雷从1996年开始编辑出版《媒介学手册》，这一学术推广工作差不多持续了十年。与此同时，他先后在里昂、巴黎、蒙特利尔和哥本哈根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担任教授，并不断出版著作、发表演讲、接受采访，保持一种罕见的活力。

进入21世纪，德布雷创办了欧洲宗教研究所，相关研究在学术上是对其媒介学的一种补充。

在德布雷看来，社会的意义在于让大家在一起并相互信任，这必然意味着要接受或进入一个传播和交换的网络。人对自己和别人的信任，不得不依附在符号上，依附在符号之后更为具体的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理念上。人们之所以会对媒介保持期待，是媒介将预设信仰和友爱。德布雷在这一方面延续了启蒙思想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