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压力下的个人选择和责任
赵作海冤案公诉人在真相大白后，有一段动情的表白：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
下级公务员口念“奉命行事”的符咒，能为自己免责吗？
赵作海冤案公诉人在真相大白后，有一段动情的表白：“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赵作海）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并且“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此公这番“委屈”的倾诉，怎么这样顺口，而我们听起来还有点耳熟呢？原来，他不过是把自己的角色装进了一套中国式的官场道德里，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多了。
姑且把这一套道德理论称为“不得已论”。这是过去千百年来的国家形态下的官吏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命不可违，但奉命行事仍有潜在的风险。作奸犯科之事一旦崩盘，被追究的往往不是“上面”，而是“下面”。
传统官吏到了现代制度下，称为公务员。公务员应服务公共利益，效忠国家法律，而不是奉行传统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欢迎分享、点赞与留言。本作品的版权为南方周末或相关著作权人所有，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即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