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青年到地产巨商——施永青的60年
年少时施永青和父亲走在香港的路上，不只一次看到放在街头的弃婴。“听到他们的哭声我就想过去看看。”但被父亲一把拉开：看什么？我们家的生活都成问题。“当时我的想法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可能就这样死去，社会不该是这样的。”
长大后，这个充满浪漫气质的左派青年，却在最后远离了革命之路，转而投身商业世界，成为香港最知名的地产经纪公司老板。在他的晚年，他捐出了数十亿港币的股份成立基金会，全力资助中国大陆的农村发展。
1970年，施永青在天安门广场
施永青坐在香港中原总部的楼盘模型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革命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好处”
1976年清明节过后，27岁的香港教师施永青对自己仰望的世界产生了信任危机。得知内地民众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的活动遭到镇压，他觉得“文革”已经变质。“我为这个事业牺牲了8年，是不是到了跳出来的时候？”
1976年3月27日，23岁的邓丽君在香港铜锣湾的“利舞台”举办了她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她在演唱会上唱了《千言万语》、《海韵》、《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些歌曲在几年之后让内地的年轻人为之疯狂。身处香港，施永青喜欢唱的歌却是《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
“现在很多歌我都记得，像奥运会开幕式上唱的《歌唱祖国》，在50年代初是很流行的，后来‘文革’的时候就不许唱了，你也许都不知道这些事情。”2010年的3月，61岁的施永青坐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此时的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扎着领带，金丝眼镜下保持着标志性的微笑。
1967年，施永青即将中学毕业。受大陆“文革”的影响，香港左派在这一年发起了“反英抗暴”运动，他也投入其中，跟着别人扔石块。精力放在运动当中的施永青没能考入大学。他进了远东航空学校，学习无线电和机械工程。
进入航空学校不久，他被朋友介绍到有左派背景的夜校教书。他白天在航空学校上课，晚上到夜校给别人上课。“当时的香港年轻工人，尤其是女工，每天都得很早地到工厂工作，我们晚上一方面教给他们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想唤起他们争取权益的意识。”夜校条件很差，左派人士苦修式的生活让他印象深刻。“吃苦让人显得高尚，我被感动了。”
在内地上过学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背保尔·柯察金的那段经典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施永青也会背。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在单纯授人以知识，而是觉得投身到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洪流中，他坚信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
“当时完全放弃了个人在生活上的追求，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干脆连航空学校白天的课也不去上了，成为夜校的全职教师。
施永青现在还收藏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在一张拍摄于1970年的黑白照片上，他身穿短裤和短袖衬衫，手握“红宝书”站在天安门前。另一张则是他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前的留影。这是他在夜校教书期间到大陆革命圣地接受熏陶时拍下的照片。
施永青认为自己是率先觉悟的先进分子，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觉悟。他和同道们在香港组织了各种运动，而这些运动的结果却让他感到了困惑。他发现要号召一个先进分子做长期的牺牲并不容易。“不能说你少数先进分子觉悟了就要逼其他人一起去革命，这就变成了一种专制的行为了。你不能把理想强加在他人身上，要求他们像你一样生活。”
在反思“革命”的时候，施永青也在对照着世界。“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衍生物，结果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只是在最落后的地方才有共产主义革命。革命运动不成功，一些工人反而选择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内地人跑到香港来，古巴人跑到美国去。”
施永青发现当时和他们一起去争取权益的工人并没有获得什么好结果——参加斗争的工人被老板炒了鱿鱼。
“这些工人整天必须为生活奔波，又要去干革命，有些人已经有了家庭，家人不一定认同他的行为。三年五年还可以，十年二十年老婆就会认为她的一生都被毁掉了，有些家庭就这么离婚了，自己的身体也垮了。你说革命是为他们好，但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好处。”
施永青了解家庭困难是什么滋味。他在读书的时候，最讨厌的是圣诞节的到来。因为同学会送圣诞卡给他，他得回赠同学。他家里有父母和3个弟弟，负担很重，“老爸怎么会给我钱买圣诞卡送人？”施永青只好把别人送给他的卡片上的名字擦掉，写上自己的名字再送给其他同学。
少儿时期的施永青经常逃学，这种逃学，除了贪玩，也包含了“对专制的反抗”。“学习实在太专制了，反叛属于自由人的正常反应。”
施永青认为的专制包括：座位被固定，不能随便换；上课时，双手必须放在背后，不许说话不许做小动作；功课太多，须死记硬背。他并不是不喜欢读书，他喜欢读自己喜欢的书。他看过《红岩》和《青春之歌》，他的父亲向他推荐的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牛虻》。
读小学六年级时，在施永青父亲任职的公司里，几位左派职员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去了。这些人离开后，宿舍里留下一屋子杂物。施家住在隔壁，他在这堆杂物中翻到了一本小书：《共产主义原理》。这是他最初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练习生也想分花红？
施永青办公室的书架上现在还放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透过书架旁的窗户，可以看到香港中环遮天蔽日的高楼。如今的生活是1968年时的施永青所无法想象的。
1968年，施永青初入夜校，每月工资是210块，8年后，他的工资是350块，只涨了140块。当时的香港，普通公司文员一个月有1000块左右，刚入职也有800块。施永青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困难。这8年，他吃在家里住在家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啃老族。
“当年在香港，真正的工人阶级反而没条件在左派组织里工作，假如一家人要靠你的工资去养活，那是根本没办法的。所以左派组织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只有家庭的支持，子女才有可能去做这么一件事。”
经过8年的教书生涯，对革命感到失望的施永青决定离开夜校，到社会上去谋得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1970年代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狮子山下》是风靡一时的剧集，其中的主题曲有着深沉的励志风格。“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是一代香港人熟知的歌词。此时的香港给年轻人提供了许多机会，施永青的一些中学同学毕业8年后，经过打拼，小有成就。
他在去见一位身为经理的同学时，由于穿着寒酸，被前台小姐拦了下来，无论如何也不放行，连电话也不给他打。正好遇到他的同学走过，才得以进入。他的同学也埋怨他：这样的穿着实在失礼于人。
这对施永青是一个刺激，这位当年被同学崇拜的“革命青年领袖”深感沮丧。
施永青在一家地产公司找到一份“练习生”的工作。填表时，别人问他要多少工资。他之前打探过市场行情，知道许多人入行的工资在800块左右，心想自己可以便宜一些，于是填了600。
人事部的人看到他填的表，反问他：你想做什么，想顶烂这个市（搞乱市场行情）吗？现在请一个“看更”（保安）都要700啦。施永青说，不好意思，那就改700吧。700块钱的工资，已是革命青年施永青在左派夜校工资的两倍。
练习生的工作很简单，大多数时候就是影印一些文件，在各个部门之间传送。施永青是有心人，每到一个部门，他都试图去熟悉这个部门的运作情况，递送的文件他也会留意，他在这里积累了关于地产行业的知识。
某一天，他看到一张新楼盘的价目表，好奇这些各不相同的楼盘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在复印这份文件时，他悄悄地多印了一份给自己看。周末的时候，他拿着这张价目表去调查，综合各方信息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公司对新盘的定价低了。他把自己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施永青在电梯里将这份报告交给了老板。公司根据这份报告提高了楼盘定价，赚得盘满钵满。施永青心想，自己为公司赚了大钱，能分得一些花红吧？他向公司同事提起这样的想法，招来一片嘲笑：练习生也想分花红？
施永青没有获得花红。3个月试用期满后，他的工资从700块涨到了1100块，这已经是全公司最大幅度的涨薪。失望的施永青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打工的动力。两年后，他决定离开，自己创业。
1978年，29岁的施永青和中学同学王文彦各出5000块钱，成立了一家地产代理公司，定名“中原”，取的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的意思。“只是拣一个好名称罢了，那时我们只希望赚到的钱比打工多一点，志向不是很高。”
两个人租了一张写字台。一个人上街揽生意，一个人在写字台前接电话。每天在报纸上花几十块钱登点小广告。
香港的地产代理周末是休息的，但他们不休息，看楼看地。施永青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合作伙伴王文彦的勤快。“也许就是从中原开始，这一行开始天天上班了。”生意是出乎意料的好，3个月后，一张写字台不够用了，他们租下了半层写字楼，还请了一位女职员。一年之后，半间写字楼变成了一层。
彼时香港地产经纪大都是现金收购，炒楼为主，不收佣金。中原是为客户找买主，收佣金。这也是基于中原自身资金不足的考虑。
仅一年时间，施永青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100万港币。100万港币对这个一年前还在领1100块月薪的年轻人是一个天文数字。施永青认为这笔钱已经足以让他衣食无忧，不用再去“搵食”了。他把公司股份送给朋友，退出中原，回家去做他更感兴趣的事情：读书。
此时的施永青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革命理想。他离开夜校最初是觉得革命应该继续，他希望像托洛茨基那样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张读书表。星期一读哲学，星期二读自然科学，星期三读社会科学。
“一开始我只是读罗素、沙特（萨特），后来才慢慢接触到亚当·斯密、佛利民（弗里德曼）、海耶克（哈耶克）等人的著作。海耶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卡尔·波普，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认为社会没有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讲历史的必然性，卡尔·波普认为必由之路会成为专制的来源，因为你认为人都要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的都是错的，是敌人。卡尔·波普的哲学思想是试错法、证伪法，他在社会学上是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工程，而不是革命式、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工程。渐进式的改革就不会错得太多，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小。”
因为1978年的“金禧事件”，施永青结识了香港托洛茨基派的“长毛”梁国雄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他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读书会。施永青通过跟他们交往，了解到他们的想法。“这些都是我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想过的道路”，但他现在开始明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从中原退出的施永青在家里看了整整一年的书。他的邻居好奇地问他的母亲，你的仔是做什么的，怎么不去上班啊？他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受不了他只知道每天躺在床上看书，和他分手了。
“看了一年的书，其实是想找一段时间，做一点思考，判断我将来做什么。最后，我决定认同现实社会。人生不是永远能够为理想而奉献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完美，但暂时都是无可选择。既然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惟有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而与其为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如果我成功了，或许还可以有能力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无为而治”
32岁的施永青花了十几万港币将中原股份重新购进，再入中原。这已是1981年的香港，一年多后的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谈判开始，邓小平表示了一定要收回香港的强硬态度。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个踉跄，跌倒在台阶上。
撒切尔夫人的“跌倒”令原本不断攀升的香港楼市开始下跌。面对这样的时局，香港地产业一时不知所措，包括中原地产。
“我刚开始做地产代理时什么都做，住宅、商业、工厂、农地，在1982年，我们的生意太难做了，只能集中在香港一个叫愉景湾的地方，其他地方的业务都放弃。一些大公司可能只派一个人负责愉景湾区，而我们可以有5个人负责这个区，集中做一点就容易比其他公司做得好。”
愉景湾一役让中原地产在身处逆境的香港地产界成名。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人，施永青觉得这是对毛泽东游击战略的实际运用。他用中共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邓小平南巡后的1992年，内地有人请施永青到上海去看一看。之后，上海成了中原地产在内地最早开展业务的城市。
“我之所以觉得内地的房地产会有发展，最重要的是内地的报酬现金化。内地以前的报酬是福利化，福利化情况下，工资很低，大家怎么去买房子？企业提供职工住的地方，提供孩子读书、医疗等条件，那你就不可能发展房地产的二手市场。先是个人拥有房子才有个人之间的转让，我们当时是做二手房为主。内地的报酬现金化、住房商品化，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条件。”
1992年，中原地产最大的变动是施永青的合作伙伴王文彦辞职。在中原地产内部，施永青与王文彦的争吵几乎从未停过，这种争吵几乎可以追溯至两人的中学时期。这两位中学同班同学在上学时会就一些问题从课堂上一路争论到家里，为了争论，连巴士都不坐，一路步行。
“他一定要胜利，他提的意见都要求董事会表态，是支持他还是支持我。其实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拖一拖，但是他太想赢了，几次拿到董事会都被否决，这表示管理层不信任他，他自己辞职了。他辞职时可能想，我一个人没法把公司弄好，一定会请他回来。谁知道我做得比他好得多。”
王文彦和施永青一样，在中原拥有45%的股份。“他的收入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不开心，因为他不是要钱。钱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花的钱有限，他需要的钱都已经有了，他想证明让他来管理公司会更好，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在和王文彦矛盾最大的时候，施永青遇到了“老子”。这是他喜欢讲的一个故事。他在去新界的一个道观时，得到了一本非卖品《道德经》。他最初对此书不甚了了，放在了书架上。某次上厕所的时候，他随手拿这本书去看，这次他读进去了，从此成为老子的拥趸。“无为而治”成了施永青管理中原的重要理念。
“无为而治就是为员工缔造一种环境，并且制定报酬制度等游戏规则，员工在本能的需要下，在竞争的压力下，自己就会想着去做好。”这些年来，他很少搞企业内部培训，“这个用处不大。”
施永青在向我讲述的时候，有一场会议正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举行。“这是每个月一次的管理层常规会议，香港几个主要区的经理都与会，但是我基本上不去参加了。”
他喜欢研究社会理论，他发现“无为而治”跟西方的自组织理论很相似。“美国有一个学社叫Santa Fe Institute（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研究所），它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有化学、生物学、经济学，不同的专家组织起来，研究的理论就是自组织理论。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系统，包括宇宙系统、生物系统、人类的城市系统，都不是从上而下先制定蓝图后设计出来的，而是参与者自己去适应、互相影响而演变出来的。这也可以看做一种‘无为’。‘有为’反而把可以自组织的东西破坏了。”
施永青认为“无为而治”所带来的益处并不止于企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有为’走向‘无为’，中央做少一点，地方做多一点；国家做少一点，企业做多一点。”
梁国雄向左 施永青向右
从施永青位于香港中环的办公室去往同样位于中环的礼宾府，也就是以前的港督府，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1997年6月30日的下午，彭定康在这里从英国士兵手中接过旗杆上降下的英国国旗，在细雨中乘车离开。
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二天，7月2日，泰国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多年来实行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泰铢急速贬值。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在10月抵达香港，楼市一片风雨飘摇，暴跌不止，房产成为了许多人手中的负资产，地产代理公司纷纷倒闭。
“1997年，我觉得我们公司是有条件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做得比其他公司好，人家收缩时我不收缩，就等于人家放弃的我可以去占领。只要你能做market leader（市场领导者），在排队去死的队伍里你就可以做最后那一个。最后的人就不用死了，淘汰就是因为僧多粥少，少了几个僧，粥就自然够吃了。”
几年中，香港楼市深陷苦雨寒冬。2001年9月11日，两架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飞机将纽约世贸双塔撞成一片废墟。此时施永青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谈判。9月12日，中原以2000万的低价正式收购香港第三大地产代理公司——利嘉阁。中原的实力因此得以大幅增强。
2004年10月6日，48岁的“长毛”梁国雄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 T恤宣誓就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他还是那个活动于街头的狂热分子。只不过，革命青年变成了革命中年。尽管意见不同，在一些场合，施永青和梁国雄还会一同出席。很难想象，这位西装革履的大地产商和这位一直蓄着长发的立法议员曾经同是托派人士。
2010年3月2日上午的香港旺角街头，两位工人正在发放报纸《am730》。人们走过，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这是施永青投资5000万港币，在2005年7月30日以私人名义创办的免费报纸。
在这份报纸上，可以看到施永青的专栏——C观点。“A就是Apple daily's view，《苹果日报》的观点；B就是Beijing's view，北京的观点。香港主要就是这两种观点。我是比较独立的观点，所以叫C观点。”通过这个专栏，他对关心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创刊到现在，他早上起床，从6点半写到8点半，每星期写5篇，已经写了5年。他还是各个媒体邀请的常客，纵论世事。施永青喜欢对不同层面的政策提供意见，不仅仅是关心公司生意，他还是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香港小交响乐团董事局主席，在ICAC（廉政公署）里，他也有参与工作。
2006年，施永青的多位部下涉嫌回扣贪污，被ICAC带走协助调查，这在地产界引起一阵风波。施永青进行危机处理的办法是把这件事拉到社会层面上评说。
“这种问题在行业内存在得比较多，香港比起内地还是要好得多，只是现在ICAC没有办法全部管理，个别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生意牵涉的利益太多，很多人想在我们身上拿好处，而不是我们主动想靠这种办法做生意。”
在施永青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题的是屈原《渔父》中的两句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他对世界上的事情都看不惯，打鱼的人建议他，不要什么都看不过去，而要去适应环境。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那么脏，我都还没有跳海。因为水不干净的话，我就洗脚得了。有人说，我们这个行业不干净，你还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我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处之。”
慈善
2007年6月，《时代》周刊用25页的篇幅发表了探讨香港10年变化的封面文章，标题是：Sunshine with Clouds（晴天，有云）。
这10年，中原也是晴中带云。2007年，中原获得了不错的业绩，税后利润超过了10亿。彼时年近六旬的施永青觉得这是隐退的时候了。
施永青还会想起来，他最开始做地产经纪的时候，一位同学在街上遇到他，惊讶地说：怎么你也做地产经纪了啊？施永青感到了尴尬。
“香港人很现实，你赚钱多了，他就说你有本事。我把两个人的公司，变成今天拥有分行网络，从地区化到全港化再到跨越内地和香港，现在我们在二十几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分公司，三十多个城市有业务。从净收入、缴税量来衡量，我们公司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地产代理公司。”
按照20年前给公司起名时随口说说的想法，施永青的公司已经“问鼎中原”。
施永青在2008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在当年3月7日与太太一起签署文件，将自己所拥有的中原旗下全部股份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他在中原45%的股份价值45亿港币。
施永青慈善基金资助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内地农村。在青海、甘肃、云南、四川、湖南等地都有施永青慈善基金的项目。他觉得中国城市化的水平高了，但是农民的人口比例还是很大，只有农村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国人整体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我个人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个人的需要了，我赚那么多钱自己也用不了，我的生活过得也比较简单，不一定要像其他人一样买私人飞机、私人岛，在全世界度假、买别墅，我没有这个需要。我连游艇也不买，那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浮士德的故事你听过吗？他为了得到快乐，去填海、修路，让更多人过得更好，他才感觉到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是61岁的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在2010年3月2日下午对我讲述的关于他的故事。前半部分是革命青年施永青的故事，后半部分是地产巨商施永青的故事。他像一枚硬币，集中了截然不同的两面。他觉得这两面的联系从未完全断绝。
“其实我现在做的事跟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比新生的需求快。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的不公平，它的结果就是资源落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内地采用股份制也是这样，赚来的钱给股东，不是让工作人员分享，变成少数人拿了大部分的劳动所得。结果，一部分人的钱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消费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社会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
中国目前也是内需不足，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这样一来，富人的钱也无法进行投资，因为实体经济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没有需求消耗你的投资。金融系统没法把钱重新引到实体经济，这笔钱就只能去买金融衍生工具Accumulator（累计期权）之类的东西，导致金融市场的异化。我认为这是世界目前的基本矛盾。
我现在没有继续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因为用革命的方法去改变就包括了暴力和强制，并且还不一定奏效。要短时间内改变很多人的想法是不容易的，但是在公司里我还是可以做的，在我能控制的范围里做。如果我做得好，我的经营模式慢慢也可以变成一种主导的模式。这就像草原上出现了一种生命力旺盛的草，势必会蔓延出去，把生命力较弱的品种淘汰掉。我认为自然界都是用这种方法进行优胜劣汰，我比你做得好，运用资源的能力比你高，就会成为主导的系统。”
我问施永青：“你的价值观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吗？”
施永青说：“人的价值观都是在具体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但是根本的东西没有变。”
我接着问：“你认为自己价值观中最根本的是什么？”
施永青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偿所愿，让人的自由意志有更多舒展的空间。一直没变的就是这些。”
我再问：“你有宗教信仰吗？”
施永青说：“没有。但是我有宗教情愫，我接受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老子的‘道’，其实也是一种自然神。”
我继续问：“是什么给了你精神动力？”
施永青说：“小时候感觉到的社会不公平。”
1949年3月17日，施永青在上海出生。1950年代，施永青父亲所在的公司从上海迁到香港，一家人来到了香港。施永青一家6口住在公司仓库上面的宿舍。父亲的工资是400多块钱，母亲需要接一些手工活来补贴，才能维持生活。国共内战后的香港，经济萧条，温饱是大多数家庭的问题。
年少的施永青和父亲走在路上，不只一次看到放在街头的弃婴。“听到他们的哭声我就想过去看看。”他被父亲一把拉开：你过去看什么？我们家里的生活都成问题。“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可能就这样死去，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应该健康长大，有自己的生活。”
这也许是施永青所有故事的开始。
（实习记者蔡任峰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