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愤怒的学术

“（林贤治）一如一位当事者，时刻在以反抗的姿态发出峻切、急迫和呼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专业化、物质主义的二十世纪末，听起来很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

“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初次见面不久，林贤治问我。

“什么家庭出身？”

“就是你的家庭成分？”

我想了一会，“好像是中农。”作为一个“70后”，我依稀记得上小学时填过的表格上有“家庭成分”这么一栏，这个问题，已经与我绝缘20多年。

听到答案，林贤治好像略显失望。显然，我的家庭成分太好了（比中农更好的是下农、贫农），不在他最近所编的一本“黑五类”子女回忆录之列。1949后的30年，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苦大仇深的历史。“文革”结束后各种文字资料已有所表达，但另一个关联群体“黑五类”的子女，据估计涉及1亿多人，他们的遭遇，则鲜有人提及。其实，这个“生而有罪”的庞大群体，从小在歧视和屈辱中长大，命运的多舛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父辈。

2006年摄于埃及

林贤治 （方迎忠/图）

这样一本色调有些“灰暗”的书，出版并不容易。6年前已经编讫，今日方才面世，“黑五类子女”一词不见于封面，而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伟大领袖给他们出路后的说法。

编书与审稿，是62岁的花城出版社编辑林贤治分内的工作，但是他“主要精力与兴趣还在于写东西”。他治学兴趣的广泛和自由，使得用三言两语介绍其学术并非易事。他也不愿意“学术”一词用在他身上，更反对别人称他为学者。对他而言，最恰当的介绍就是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他的兴趣重点是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文化批评和思想史。

“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就是这些“随笔”，让从未上过大学的林贤治赢得学界与文化圈的尊重，同时，还有批评、攻击与谩骂。

野马思想者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林贤治的文字以不留情面、饱含道德激情乃至“偏激”著称，不少“公认”的“名家”、“大家”在他笔下，都显现出了平庸、怯懦、不堪甚至猥琐的一面。他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张中行的散文体现出严重的“小民意识”，杨绛只是“寻找安全感”，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贾平凹已是“不可能存在对抗的名士化了的专业作家”，张承志深怀“红卫兵情结”与强烈的“称霸意识和统一思想”，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在他看来秦牧并非史家所艳称的“散文大家”，而是“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他获得与其水准不相符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

与诗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的论战体现了林贤治将私交与治学分开的态度。在写作《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时，涉及到对臧棣的批评，林贤治犹豫再三。他与臧棣在私人场合见过面，而且臧棣对他友善，“有绅士风度”，他怕伤害臧棣，但他还是写了。文章引起臧棣的反驳，显然他很生气，驳文对林充满了“泼污水”、“心智有限”、“罗织功夫确像是从文革历练过来的”等描述。

如果臧棣知道林贤治对关系相近、理念相通的朋友也毫不客气，他可能会更心平气和一些。学者丁东曾谈到，林贤治虽然尊重自己的朋友邵燕祥，却说邵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

正是丁东，把林贤治列为中国当代“野马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多次跟朋友说，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他已被贴上了“反对学院派”、“反对学术规范”，甚至“反对大学体制”的标签。对此，林贤治说，“大学的存在是合理和必要的，知识本身有它的相关性和系统性。问题是大学成立以来所形成的某种体制，所谓的学术规范，如果建立在剥夺学生的自由思想之上；如果一个学校风气保守，没有任何创新意识，是容留旧思想，甚至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栖居地，这种地方是值得质疑的。很多西方思想家也都对大学教育体制和作风提出质疑。”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他多次使用“异类”一词，毫无疑问，他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知识分子。

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已断定，林贤治可能是我所遇到过的普通话说得最差的知识分子了。他说的不是标准的“广州普通话”，而是更加难懂的“广东地方普通话”，我猜想他打字一定不是用汉语拼音。后来得知，他至今不用电脑写作，还是手写，不会上网，基本不用手机，不参加学术圈的聚会，跟学者们没有往来。

“3个人以上的聚会我基本不参加，包括学术会议。参加活动所得有限，甚至一无所获、损失极大。学术会议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而且我对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商榷’这个字眼也觉得讨厌——写文章和某某商榷，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商榷可言，一个成熟的人定型的思想观念，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一两回商榷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就是单方面的发言。”

林贤治认为自由思想区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学者最大的资本是拥有知识，是大量书籍尤其是经典和教条的嚼食者，是恪守“学术规范”、以“价值中立为最高准则的人，因而其著述基本上是来自书本的枯燥的排泄物”。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关心专业外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干预、批判、改造社会。

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最后，他发出呼喊——

“自由之门敞开着。让那些害怕和痛恨自由的人们，空心人，谄媚者，僭妄者，蒙面贼，势利之徒和庸碌之辈留在门外，让他们围绕着他们制造的赝品跳舞吧，让他们麇集在文字的垃圾堆上扬声歌唱！让他们走开！不要让他们玷污了真正的文学！这是为前进着的人类自身所要求于我们的，不仅仅文学而已。”

这样的文字，是散文，是论文，还是广场宣言，都已不重要，林贤治表达了他所想要表达的。研究者李静说，林贤治的作品，通常会让人感受到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道德立场，1990年代以来，他备受瞩目的文化批评《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以及《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也因此毁誉参半。“毁”者从知识的角度指出其观点和论证有“学理缺陷”；“誉”者认为他的写作终于显现出缺席已久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力量。无论是毁是誉，林贤治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当下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性则是公认的，因为他常常触碰到历史的痛处。

一个农民和他的鲁迅

“我大约是一个好事之徒，从小受到乡民蛮气的传染，”林贤治在《时代或文学的肖像》序言中说，“后来却多出几次政治运动的威吓，无论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气。”

1948年，他出生在广东阳江南海边的一个村庄，父亲是乡村医生，曾做过私塾先生。在一个重视文化的家庭，作为独子，他身上寄托了父亲做读书人的理想。他至今记得，每年春节家中贴的都是同一副对子：“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还在孩童之时，家中就宛若一个小图书馆，有几百册的书和连环画，这在乡村环境中是不多见的。在父亲的要求下，他的童年，少了一般孩童的玩耍嬉闹，多了读书与用功。

父亲给他看的多是辞书和经典，而他稍长后买的小说、新诗、苏联的斯基之类，对父亲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了。在“文革”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林贤治得以接受部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其中人道主义的熏陶，他视为早年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也奠定了他一生思想的基调。

林贤治的成长经历伴随着国家的极左年代，爱读书的优点，也孕育了他的早熟与独立思想，让他少年时代就备受打击。他高一时就写文章批判郭沫若的投机主义成分。他认为郭对政治领袖的阿谀和吹捧太肉麻。

1965年本应是他从阳江一中毕业的一年，但他却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更不用谈考大学了。那时他已因为思想言论问题受到了学校批判，长达一个半学期。“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整套整人的威胁恐吓，让你感觉恐惧。每周向学校干事汇报情况，想从你这里去挖老师的根源。”

离开学校第二年，林贤治就回乡下老家结了婚，那时他刚刚19岁，妻子郑慧洁是他的高中同学。生儿育女，种了6年田，又做了10年乡村医生。“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为中上农的林家也开始频遭噩运。父亲两次被打成反革命，林贤治自己也因为高中时写的文章，被批斗为小邓拓、牛鬼蛇神。“整个大队停工斗我，敲锣打鼓把我送出来，这是他们的盛典。几个月后我听到锣鼓声都会恐惧，对部队和军人长期有种恐惧感。”

“有段时间他精神压力很大，只希望可以安安静静没人打扰，做一个农民。”妻子郑慧洁回忆说。在这种艰难时世中，农民林贤治也放不下书，赚的一点钱都用来买书、订报。“其他人就说我享不了福，我说你们老公天天喝酒抽烟，我老公看书就不行了吗？”

这个时期，鲁迅给困厄的林贤治带来了希望。鲁迅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惟一能公开发行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会更好地理解鲁迅。”

那时，鲁迅的作品对他起到了疗伤的作用。第二次与鲁迅紧密接触，是在人生再次陷入危机之时。

1980年，创刊不久的《花城》杂志负责人发现林贤治是个写作人才，将他借调到广州。这时林贤治30出头，农民进城，又工作在自己喜爱的领域，虽然只能住在旧城区又旧又黑的小屋中，心情还是很愉快。但不出两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惹火上身，所写的几篇诗论，以及他为戴厚英的《人啊人》作的辩护，都成为罪证。非但自己准备出版的诗集《骆驼和星》搁置了下来，连工作也差点丢掉。

“他那个时候一方面精神上很苦闷，一方面还需要负担起他在乡下的家庭，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林贤治多年好友、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沈展云说，“他于鲁迅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鲁迅是他赖以顶住这些压力、顶住这些批判的精神支柱。”“文革”时候的阅读经验让林贤治知道读鲁迅可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可以战胜自己的苦闷。在那间他称为“鸽堡”的小屋中，他开始写作《人间鲁迅》，80万字写了将近5年，1989年才写完。

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掩饰对鲁迅的偏爱，以至有人说他是“唯鲁派”。“对于鲁迅，存在很多偏见，甚至是无知，譬如说他只会仇恨、骂人就是其中之一。连所谓的‘学者’都一个劲这么说，真是可悲得很。”林贤治说，鲁迅讲得非常明确，能憎才能爱。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对它时，已经是向强势倾斜的。鲁迅爱人类，他就必定会对强势的剥夺者、统治者，表达内心的憎恨。“鲁迅的爱隐藏在憎和仇恨的背面，他是通过仇恨、通过复仇去表达他的爱，这可以说是鲁迅特有的一种思想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下的鲁迅，我认为不是真正的鲁迅。”林贤治说，鲁迅自由的反抗精神，意识形态不会强调，反而强调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不是主要方面。即便说“爱国”，他也是在强调“大众”，而非政府，但又反对“合群的爱国自大”。“宣扬鲁迅的爱国主义，往往把鲁迅作为自由反抗个体的主要面给掩盖了。”

另一个林贤治

坐在林贤治身后的同事、“70后”胡雅莉向我们描述她眼中的林贤治——

他对电器这类东西非常不在行，开空调我们教了他好几次，他不确定：为什么我按一下它不开，按两下三下它就关掉了；

电脑他一点都不会，我平时代他收发，但是他非常不愿意麻烦别人，觉得很过意不去，事实上他对我的帮助远远多过我对他的帮助。他有时候说还是学一下电脑吧，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不要点一下“开始”，而关机要点“开始”；

林老师有时会害羞，会不好意思，他有一面是非常天真的。他比较欣赏布什，因为布什身上有孩子气的东西。他身上也有这种孩子气。不了解他的人问我们会不会有压力，我们办公室的人觉得一点都没有。他比我身边的成年人都更有童稚的感觉；

他有时候挺矛盾的，比较容易被人误解。比如看登出来的有关他的文章，他会说：“诶，原来我当时那样说的呀。”事后有点不好意思。我经常和林老师争执，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我们的见识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非常尊重我们的想法；

他的洞察力让你觉得非常可怕，但他又非常不在乎，非常天真。生活中，他很包容人性中那些懦弱、渺小的部分，最不包容的是制度、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文字、访谈中的林贤治和生活中的林贤治是不同的，他实在是太丰富了；

他每信必复，有时很痛苦，收到的信大都没什么实际内容，他都会很诚恳地回信，每天下午都要抽一部分时间。来信很多，甚至还有求助的，他帮素不相识的人找过工作；

好友沈展云眼中的林贤治——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而有规律，基本上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每天下午都准时上班，下班时要么最后一个走，要么去逛书店。逛完书店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看书写作，写到差不多天亮或者半夜，基本上一年365天都这样。他不会主动去找朋友，我和他几十年朋友了我家他都没来过。他家里床前也好，四壁也好，什么地方都是书。除了很多的书，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惊艳；

他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一直以来他写作也好、编书也好，都非常关注与国家命运有关的事，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体认非常突出，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尤其要有担当，而且对时代的进步——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接纳吸收普世价值等，应该有所贡献。如果要一句话概括他这几十年，大概可以简短地说成，几十年以来他都带着一种对国家、国民的焦虑来写文章和编书。

他一定要用笔来写字，没有笔的话他就无法创作了，而且必须是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