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官员财产公示之后 官场反应为何“相当平静”

黎川纪委副书记杨应庚相当满意。他原先以为只有三四个人有两套房子，结果有10个人有两套房子，而且也不止胡骁一人有私家车。

黎川县新任科级官员王胜春（化名）最近很烦恼。4月底，在县纪委的要求下，他和另外18名新任科级官员的财产被公示。结果，耳边仍不时传来这样的议论：“看不出来呀，原来你那么有钱，隐藏得好深啊。”

王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向对方解释：“那个店面不是我买的，是在我婚前，父亲送的。”

4月27日，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纪委在政府大楼下的布告栏里，公示了19名新任科级官员财产，内容之细致创全国之最。王胜春的家底被兜了个遍：年收入2.2万元；6万元的50平米粮油车队店面一套（备注：父亲赠送）；存款10万……但一家媒体报道时略去了“父亲赠送”和“6万元”的字样，低调的王由此“一兜成名”。

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听起来十分遥远的字眼，突然降临在这个中部贫困县城19名科级干部身上。如同一块外来的石头，砸入黎川县城的风平浪静的水中，官员财产公示的政治冲击波，对这个县城的政治生态有何影响？

操刀者:常规工作外，怎么体现地方特色?

“你是我接待的最后一位记者。”5月8日，黎川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杨应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担心舆论绑架政府。”杨是财产公示的操刀者之一。媒体跟进后，一些评论令杨应庚始料未及。

去年底，黎川县纪委讨论下一年的工作时，当时考虑“除了常规的工作之外，怎么体现地方特色”。纪委书记姚英华首先提出了科级干部财产公开的想法，得到了大家赞同。

“中央有精神，社会有呼声，虽然上面没有要求，但我们可以形成小环境。”杨应庚说。

一个背景是，去年5月，黎川前任县委书记谢昌贵在双规期间跳楼，令许多黎川人记忆犹新。

姚英华将这一设想向县委其他领导报告，得到了黎川县委书记韦萍的大力支持。黎川纪委也曾考虑，要不要在全县推行。最终商量的结果，还是稳重起见，在新任科级官员中展开。

今年春节后，这一设想得到抚州市纪委肯定，并决定把黎川县作为试点。黎川纪委想去已经搞过公示试点的湖南浏阳取经，结果一联系，人家很为难，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当时浏阳只是在网上公示了三天便草草关闭了。

4月初，19名新任科级干部陆续上岗，4月16日，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160份《黎川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办法（试行）》。

3天后，新任科级干部座谈会在纪委举行。目的相当简单：:“说明我们不是硬推，而是友情操作，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杨应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多数人认为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少数人心里有疙瘩：“那么多人，为什么先从我们开始？”

新提拔的19人中有两个是纪委干部，黎川县纪委书记姚英华要求他们先带头。杨应庚对新提拔的纪委副书记胡骁说：“你有个私家车，别忘了填啊。”

4月20日中午，材料陆续收到，杨应庚相当满意。他原先以为只有三四个人有两套房子，结果有10个人有两套房子，而且也不止胡骁一人有私家车。

这个消息以内部材料的形式上报江西省纪委，被嗅觉灵敏的江西本地媒体得知。杨应庚觉得公示的时机到了。

4月27日，黎川县政府大楼旁的公示栏里被红纸贴满，上面用黑字印着19名科级官员的财产。杨应庚最初想用白纸——“那样更醒目”，但他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方案。“只有丧事才用白纸，涉及人名最好用红纸，而且文件也是红头文件。”

被公示干部：想贪污都不行

黄峰（化名）是这19个干部中的一个。公示后的一天，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哎呀，你把家底都贴出去干什么？”

在4月19日的座谈会上，坐在台下的黄峰心里“不知怎么，很不自在”，他向本报记者回忆：“我们这个级别的官员想贪污腐败都不行。”

在公示的19名干部中，月工资最高的是不过1400元，一年津贴最高的也不过1.4万元。“工资跟全国比都差不多，但津贴几乎处于全国最低水平。”48岁的李海峰说。

李海峰在黎川县统计局副局长位置上干了19年，但津贴只有1万元。而在抚州市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起码能翻倍。

黎川位于赣闽交界处，即便在经济欠发达的江西，也算是穷县。这个总人口25万的县城，2009年财政收入只有3.2亿，“我们属于‘老边穷’地区，很大一部分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黎川县财政局党组书记邱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位被公示的干部一直没有买房。他对记者抱怨，以他现在的几万元存款，连首付都付不起。几年前，黎川房价飙升。2005年不过600元一平米，现在最贵的地方达到2800元。

19名被公示者不仅收入低，有的人还债务缠身。其中，黎川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周建英欠债最多——贷款5万买房，因丈夫患肺癌，借了亲戚18万。

财产申请表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县城干部的实际情况，表格中列着一些县城科级官员见都没见过的财产——“贵重物品如名人字画、文物等”，“股票、证券等交易收入”……

“我们家冰箱才两千多块。”45岁的安玉明说。

还有被公示干部对隐私产生疑虑：“为啥老婆孩子的情况也要公布？固定电话、地址都公布了，万一有人骚扰怎么办？”安玉明也跟其他被公示干部开玩笑：“存款很多，小心贼瞄上啊。”

32岁的颜红印则看到了财产公示的另一个作用——还干部清白。这位共青团黎川县委书记，之前一直在乡镇工作，当时经常听到群众在背后说：“当官的不仅挣得多，还天天吃公家的。”颜说，“公示之后，可以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

不过多位被公示者表示，纪委并未提及，如申报不实，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理论研究者想法过于天真”

事件经网络披露后，引发不少媒体报道，但出人意料的是，黎川官场和社会的反应“相当平静”。“我也很意外，按理说应该很轰动才对。”安玉明说。

很少有人对公示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官场之外，许多老百姓对此事更是闻所未闻。虽然公示栏里至今还贴着官员们的财产申报表，但因为地处新城区，很少有人过来观看。

一位正在观看的市民陈军（化名）说，“白天我们都在上班，晚上下班想来看看，但公示栏连灯都没有。连照片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是谁。”

一些人要求在县财政局、教育局等“油水多”的单位工作的干部加入公示。黎川县财政局党组书记邱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并无压力。“组织上要搞，我会积极配合。”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民说，科级干部公示很温柔，“要想反腐廉政，必须监督一把手。”5月9日下午，老城区一位被公示干部的邻居说，“我们老百姓混得好的比他们过得还好,关键要公开那些大领导。”

他们的想法与一些评论不谋而合。“不能仅限于新官”，而应该“扩大到全县，县委书记带头”。但杨应庚却不以为然：“这些理论研究者想法太天真了。”

“在中国，很多事情只能渐进，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分配，一开始就一步登天，那样很可能以后永远登不了。”他说。

黎川县税务局副局长孔跃成也赞成从新任干部开始公示财产。“新人进来，老人退休，慢慢地就全面推广了。”

黎川县委、县政府领导婉拒了采访，杨应庚说：“媒体报道之后，领导们都有些谨慎。”

杨用“饭一定要吃，但吃太饱会伤胃的”来形容他对媒体的看法。“媒体吹得太高，群众的期望太大，会抹杀公示的效果。另外，我们本来可以改善的，但媒体非议指责太多，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可能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