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鉴定何时出现“珍贵范本”——重大命案中的精神病鉴定现状

■重大命案中精神鉴定并未成为通例，而是由司法机关“酌情考虑”选择性执行

■一位专家总结司法机关的选择依据为：“被害者非亲属，民愤极大，伤及军警，都不做精神鉴定”

4月28日上午，杀死8名小学生的郑民生被执行死刑。

在南平命案发生后三小时，新华社记者曾引用南平市委宣传部的消息报道此事，报道提到凶手为“疑似精神病患者”。这也是官方仅有的一次提到郑民生可能患有精神病。综观整个审理过程，精神鉴定始终未被提及，而控辩双方及郑民生本人亦没有提出申请。

当地一公务人员表示：“死刑判决似乎顺应其时”。

南平命案之后，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教授再次提出“疯劫”理论。在观看了一审视频之后，刘更坚定了郑有接受权威司法鉴定的必要。“优先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才能决定后续的公诉、庭审和判决。”

在2006年的邱兴华案中，刘就坚称邱为精神病患者，应免于刑事责任，但邱最后未能逃脱死刑。

邱案一度引发对精神病患者免于刑事责任的全民激辩。“此后半年，各地司法机关避讳鉴定的情况大大减少。”一观察人士称。

但南方周末记者梳理近年来恶性命案的司法过程，发现此观察人士的估计过于乐观。邱兴华案虽带来正面效应，“让全社会正视精神病人的正当权利”，但在此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接受精神病鉴定，并未成为常态，更多的是在司法机关的“酌情考虑”中，有选择的进行。

邱兴华案之后，精神鉴定仍未成为通例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鉴定委托只能由司法机关提起，其他组织或个人只能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鉴定的决定权在司法机关。

这也就意味着，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鉴定与否，对司法机关来说是个可以“酌情考虑”的问题，原则摇摆不可避免。

邱兴华案曾一度引发司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