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朱哥，永远的23岁

5月是吃四季豆的季节。阳光静静地洒进厨房，我闲闲地打理着四季豆。“如果干煸，用那种扁扁的四季豆最好。”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只要一吃四季豆，我就会想到他。如果他像那些活着的朋友一样，在城市某个角落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还会这样强烈地想到他。他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把自己抛到窗外去。

那时学校的宿舍很简陋，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在。大家准备在朱哥家吃晚饭，所有事务他全权负责，我志愿当下手。我们都叫他朱哥，那年他23岁，我们22岁。他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倒挺会做饭，而且很仔细，边做菜边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又是我没想到的。

朱哥是教语文的，高高瘦瘦，特别喜欢古文。我们一致认为，若没有那所谓美髯，他看起来还是很清秀的。

他上课跟我们很不相同。我们找些资料来丰富课文，说些自己也不感兴趣的所谓分析理解，表现出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样子来。有时我站在讲台前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好好学习，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也不过22岁，跟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却不得不摆出过来人的样子讲大道理。

朱哥的资料不是临时找的，大多已经装在头脑中。他在课堂上率性而为、神采飞扬。可惜学生们对这样精彩的讲课并不感冒，这是一所县重点，他们在意的是各种解题技巧。课本选有庄子的《逍遥游》，朱哥在课堂上大谈老庄哲学，心有戚戚焉。可他怎么忘了，庄子是怎么也不会寻死路的啊。医生说，他患的是抑郁症。

抑郁症是什么我原来是不知道的，直到朱哥第一次有轻生的举动。那一次他或许还有生之留恋，虽然吃了很多安眠药，但没从楼上跳下去。他走到楼顶，又摸索着下来了，碰伤了额头，昏倒在厕所，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捡回一条命。得知消息，我们语文组一行人赶到了医院。朱哥是外地人，在这个小城市里没有任何亲戚，只有我们这些朋友，他的家在遥远的重庆万县。

我们几个年轻人每天都到医院去看他，他父母用最快的速度赶来照料孩子。朱哥苏醒过来了，但还不能自己进食，嘴唇因为干裂结了一层痂，他妈妈一次又一次用水打湿他的嘴皮。他慢慢地好起来，可以和我们说话了，带着平时一样的微笑，说：“我还是不敢跳下去，走到楼顶就害怕了。”他妈妈笑着嗔怪：“儿子，以后不准做这种傻事了。”

他和他妈妈一点也不像。他妈妈是个说话很快、很干练的女人，很希望朱哥考研。朱哥从小到大都很优秀，读的是当地重点中学，后又被保送到重点大学，但他说考研他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外语不好。他枕边放着一本《心理医生》，他说是母亲买来要他看的。他妈妈听到了，转过头来说：“儿子，你的那些书不要看了，医生说你是得了病，是病我们治好就对了。” 朱哥去世之后，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书柜全装着他的书。他母亲认为这些书害了儿子，所以全留下了。

我一直以为有抑郁症的人肯定很内向，朱哥那么开朗，大家一起吃一起玩比我们还能闹，怎么会是抑郁症？我上网查了好些资料，原来抑郁症也分显形和隐形，看起来是没事人的朱哥患的是隐形抑郁症。其实，我们可以更早察觉，他办公桌上长期放着“安神补脑液”，他早就长期失眠了。

“你为什么失眠？”“就是看书想着问题睡不着，只能又起来看书。”直到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心结，听说有遗书留下，但我没看到。

从医院回来，他父母暂时住在学校里陪他，有家人照顾他，我们都很放心。那时，我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一个下午我把请帖送过去，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朱哥接过喜帖很高兴，连说“恭喜，恭喜！”我反复强调，“你一定要来哦！”他说，“肯定肯定。”他是守诺的人，我完全相信。但没几天，我听同事说他回万县休养去了。我们都说下个学期他就会回来，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他从自家5楼跳了下去。

这一次，他食言了。

我第一次照大头贴是朱哥带我去的。他对很多学生的玩法都有兴趣。寒冷的冬夜，我和他买书回来，路过一家卖CD的小店，他告诉我，“这家能照大头贴。”到了圣诞节，办公室所有女同事都会收到他的礼物。他和学生们互送贺年卡，但从不参加家长的宴请。他有我们这样的朋友，但没有亲密的女朋友。我和他有过交流，他认为自己无力负担家庭，爱情里只剩下责任就等于没有爱了。周围的朋友都有恋人，他是渴望恋爱的，但他对爱情的期望太高，几次相亲都不成功。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难过，但我想他心里是压抑的。他太清高了，很多同龄男人做的事他都根本不屑去做。他不适合这污浊的人世。

我们经常去唱卡拉OK。他是麦霸，拿起话筒非常忘我，最喜欢的是武侠片中的插曲。他最神往那种无拘无束的江湖生活，还告诉我们，要把耳发留长，像古代的侠士一般。

他爱研究深奥的哲学，说话却又像孩子一样无忌。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嘴唇上有胡须。”我有点尴尬，说不过是汗毛长点。我们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好朋友，都以为了解这个人——热情、慷慨、很少抱怨、乐天安命。殊不知，他为自己保留了一块不向外开放的荒野。

朱哥自己感觉到的是幸福吧。永远的23岁，清秀俊朗，过上了想过的那种生活，从天堂遥望忙碌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