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王效金
在王效金授意下，作家找王怀忠谈王效金的成功故事，被拒绝。王怀忠落马后，王效金又大谈早年他就和王怀忠不是一路人。
王效金落马了，他的是非功过永远地和古井集团过去的二十年联系了起来。
从1987年担任古井酒厂厂长以来，王效金在这个老大国企当了整整二十年的一把手，如果不是4月份下台，他一把手的位置或许还会继续下去。
二十年间，在王效金的带领下，这个年产两三千吨白酒、拥有六七百职工的县级小酒厂发展成为资产几十亿、职工过万人的大型集团。
但如今的古井集团，发展后继乏力、品牌价值下滑，五年改制一波三折、众多高管落马。我们该如何品评王效金——这个古井酒曾经的当家人、如今的犯罪嫌疑人？
“亳州二王”
在亳州，人们喜欢将王怀忠和王效金相提并论，人称“亳州二王”。这不仅因为二人都出生在亳州，而且二人早年就相识，还有许多相似，当然还有不同之处。
王怀忠，原安徽省副省长，早年从亳州一个大队的记工员干起，后来仕途得意，从亳州县委书记升至阜阳地区专员、地委书记，在亳州、阜阳，乃至整个安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后来，一朝落马，被判极刑。
王效金，36岁调任古井酒厂副厂长，后来任厂长、集团董事长，一直在古井集团工作，在中国白酒行业大名鼎鼎，头像一度印在古井贡酒的瓶盖上而广为人知。
现在，被安徽省纪委“双规”。
知情者说，二人都喜欢出名，只是王怀忠追求的是政绩，王效金要的是名气。
1999年2月，刚到任不久的亳州市委书记王首萌，去拜访王效金，并在全市召开了一个向古井学习的大会。
会上王效金做了个长达4小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会上，王效金说：我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要做名人，把自己塑造成这个企业的灵魂。因为，名气越大你越好领导这个企业，人家越服你啊。
王怀忠和王效金二人还都崇拜同样出生在亳州的曹操，并且和曹操一样，喜欢玩弄权谋。
在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和市长萧作新之间的权斗尽人皆知，最终，权斗又将二人掀翻在地。
在亳州，王效金虽然不是官员，但由于古井地位特殊，他常年戴着红顶商人的帽子，最重要的，他有着官员的斗争谋略。
有一年，亳州市想往古井派一个副厂长，王效金虽然郁闷，但又不好直接反对。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先演了一出辞职——找到当时的市领导，说古井不是我王效金的，你们要想让我王效金走，我不立马走，就不是条汉子。但不让我走，又要派个人任第一副厂长，我绝对接受不了！
紧接着，王效金又向下面职工放风，说市里要给古井掺砂子，派一个第一副厂长来，这对古井是不利的。结果，第二天古井厂舆论大哗。最终，派副厂长之事让王效金给顶了回去。
和王怀忠对仕途充满野心相比，王效金也对政治充满了欲望。
一位和他同事过十年的老同志告诉本刊，早年，安徽省曾经想让王效金出任轻工业厅的副厅长，他觉得太小，拒绝了。
后来，王效金出任过亳州市委常委、政协副主席这些副厅级职务，但一位和他共事过二十年的老同事说，“厅级干部他也不会满足”，“省级干部他才会看得上”。
亳州一个小地方，出了两位强人，而且又相互熟悉，知情人说，王效金和王怀忠这“亳州二王”互相有些看不起。
当年，王怀忠任亳县（亳州原称亳县，后改为县级的亳州，2000年成为地级市）领导的时候，王效金只是普通的科员。王怀忠和古井酒厂第一任厂长聂广荣不睦，想换掉聂，遭到拒绝。
在双方互有妥协的情况下，王效金得以被聂广荣看中，调入古井酒厂任副厂长，两年后，出任厂长，刚50多岁的聂广荣退居二线。
2000年左右，专门写古井成功经验的某作家，在王效金授意下，去找王怀忠，让其来谈王效金的成功故事，被王怀忠拒绝。几年后，王怀忠落马，王效金又大谈早年他就和王怀忠不是一路人。
古井功过
1987年，王效金出任古井酒厂的厂长，这一年，他38岁，年富力强。
一年后，因为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的政策，各种名酒涨价，“古井贡酒”从14.5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古井贡酒”成为消费者“囤积保值”的热门货。那一阵子，古井酒卖得很好，光是厂长批的条子就能卖钱。
但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整顿治理、反贪污、反腐败，白酒呈现出“三不喝”现象：第一，老外不喝；第二，共产党不让用公费喝；第三，老百姓也不喝，喝不起。
第二年，市场大变，各种有名白酒出现滞销现象。
《调查古井贡》（主要是谈王效金的成功经验）一书提到，在酿酒车间的澡堂里，王效金想出了“降度降价”的策略。
王效金的设想是，根据“计税基础价”(当时，酒价是根据酒的度数决定的，度数越高，价位越高。度数越低，价位越低)，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酒价降下来；另一方面又能避免古井厂与客户的矛盾。
这个现实策略，为当时的古井酒厂打开了销路，两个月时间，古井的利税达到1000万！公司由此走上快车道——1995年古井以29.72%的增长速度实现利税5.95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1996年，古井将核心业务推向证券市场，成为国内白酒第一股。在许多古井集团的创业员工和老领导看来，经历过那段辉煌之后，古井集团开始走下坡路。
“客观地说，白酒降度符合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毕竟喝高度酒的人少了。但降价却把古井贡本属于高端品牌酒的价值给降了。茅台、五粮液等在困难时期坚持没降价，度过难关后，人家依然是高端品牌。”古井酒厂第一任老厂长聂广荣对自己在任时创出牌子的古井贡酒依然充满感情。
如今，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当年选王效金当接班人颇有悔意：“刚当厂长那几年，王效金干得还不错，但自从他提出‘降度降价’后，没几年，古井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看看，现在的古井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样子？！”
王效金被人诟病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古井公司鼎盛时期开始的多元化探索，很多都是交了学费，有去无回。
最为重要的，在许多老古井人看来，取得一些成功的王效金，骄傲自大，喜欢重用自己的亲信，无形中也带坏了古井集团的风气。
媒体报道，“在王效金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古井的中上层干部“都形似王效金，个个都能说善辩、手舞之足蹈之，情绪化，声音大”。
而且，王效金还十分喜欢搞运动方式，作为厂长，他经常在厂内成立各种运动或者学习小组，以求提高职工们的士气。
1995年，他总结出古井的“五大失误”，刊登在《古井报》上，让全体员工学习；2000年，在他授意下，古井开展了“我们都是商人”的教育活动；2002年，古井利润一路下滑，王效金又提出“批判与再造”的“整风运动”……
“这些学习、运动，非但没有让职工提高士气，反而成为了许多干部整人的工具。”一位古井集团下属热电厂的工人抱怨说。
王效金其人
让许多员工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曾经的“王总”口才特别好，嘴巴能说。这也是王效金甚感自得的地方。
根据他的自述，他的辩论口才是在“文革”时期练出来的。因为，“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辩论场，到处都是你一堆我一堆的人在辩论。你说刘少奇好，我说不好，你说县委好，他说不好，争得面红耳赤的……我的辩论水平或者说口才都是在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这是我在文革中的一大收获。”
当古井酒厂厂长后，许多员工记得，王效金“能连续说五六个小时”而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
此外，王效金也特别注重宣传、包装自己。
在公司内部，他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训班。内部刊物《古井报》上，人们可以看到以各种形式宣传王效金的文章，像什么“给王厂长画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经营之道”、“董事长信箱”等等。
外部，王效金善于调动媒体资源，他曾经告诉别人，他喜欢交的第一类朋友就是新闻界的。检索历年资料，关于王效金个人以及古井集团的报道不胜枚举。他自己还出了专著若干，装帧精美，有的还塞在古井酒里面，送人。
不仅如此，王效金还极力展示自己与领导的亲密关系——1994年，安徽省要在北京办一个发展成就展，让企业赞助。王效金考虑到国家领导人要去，就掏了15万，后来一高兴，又多掏了几十万。收获是，拿到了一张和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王效金的如意算盘是，自己成为名人后，会带来名人效应，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满足了他自己的虚荣心。只是这种虚弱表现出来，会是一种霸气和自负。
前些年，亳州市曾有一位副市长，讲过古井的种种不好，王效金很恼火。有一次，他趁着自己是市委常委，能在会上发言的机会，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其中语带双关地将那位副市长讽刺了一番。
“我虽没点名，但是谁都知道我讲的是谁。实际这些话都是针对具体人讲的，但是又都跟古井密切联系在一起。”会后，王效金很得意，还将此事告诉了来采访他的记者。
正是在这种自负思维下，王效金说过：谁能打垮古井？谁都打不垮古井；谁能打垮王效金？谁都打不垮王效金，只有我自己能打垮我。古井要垮也就垮在我王效金手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强大的企业强人，在2006年4月，他的得力干将刘俊德被纪委“双规”，也开始变得瘦弱起来——此前，身材不高体重却达到180斤的他多次减肥都不成功，刘俊德落马后，许多职工眼看着他们的王总“瘦了一圈”。
也是在那个时候，这位酒业巨子开始感叹企业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
“中国优秀的、大的企业家的命运多是三五年一个轮回，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又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 王效金说，“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目前的监督体制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靠一种员工敬业精神，没有其它好办法。好多企业都是成功在某个企业家手里，又毁在他手里。”
言犹在耳，人已落马。
从1987年担任古井酒厂厂长以来，王效金在这个老大国企当了整整二十年的一把手，如果不是4月份下台，他一把手的位置或许还会继续下去。
二十年间，在王效金的带领下，这个年产两三千吨白酒、拥有六七百职工的县级小酒厂发展成为资产几十亿、职工过万人的大型集团。
但如今的古井集团，发展后继乏力、品牌价值下滑，五年改制一波三折、众多高管落马。我们该如何品评王效金——这个古井酒曾经的当家人、如今的犯罪嫌疑人？
“亳州二王”
在亳州，人们喜欢将王怀忠和王效金相提并论，人称“亳州二王”。这不仅因为二人都出生在亳州，而且二人早年就相识，还有许多相似，当然还有不同之处。
王怀忠，原安徽省副省长，早年从亳州一个大队的记工员干起，后来仕途得意，从亳州县委书记升至阜阳地区专员、地委书记，在亳州、阜阳，乃至整个安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后来，一朝落马，被判极刑。
王效金，36岁调任古井酒厂副厂长，后来任厂长、集团董事长，一直在古井集团工作，在中国白酒行业大名鼎鼎，头像一度印在古井贡酒的瓶盖上而广为人知。
现在，被安徽省纪委“双规”。
知情者说，二人都喜欢出名，只是王怀忠追求的是政绩，王效金要的是名气。
1999年2月，刚到任不久的亳州市委书记王首萌，去拜访王效金，并在全市召开了一个向古井学习的大会。
会上王效金做了个长达4小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会上，王效金说：我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要做名人，把自己塑造成这个企业的灵魂。因为，名气越大你越好领导这个企业，人家越服你啊。
王怀忠和王效金二人还都崇拜同样出生在亳州的曹操，并且和曹操一样，喜欢玩弄权谋。
在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和市长萧作新之间的权斗尽人皆知，最终，权斗又将二人掀翻在地。
在亳州，王效金虽然不是官员，但由于古井地位特殊，他常年戴着红顶商人的帽子，最重要的，他有着官员的斗争谋略。
有一年，亳州市想往古井派一个副厂长，王效金虽然郁闷，但又不好直接反对。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先演了一出辞职——找到当时的市领导，说古井不是我王效金的，你们要想让我王效金走，我不立马走，就不是条汉子。但不让我走，又要派个人任第一副厂长，我绝对接受不了！
紧接着，王效金又向下面职工放风，说市里要给古井掺砂子，派一个第一副厂长来，这对古井是不利的。结果，第二天古井厂舆论大哗。最终，派副厂长之事让王效金给顶了回去。
和王怀忠对仕途充满野心相比，王效金也对政治充满了欲望。
一位和他同事过十年的老同志告诉本刊，早年，安徽省曾经想让王效金出任轻工业厅的副厅长，他觉得太小，拒绝了。
后来，王效金出任过亳州市委常委、政协副主席这些副厅级职务，但一位和他共事过二十年的老同事说，“厅级干部他也不会满足”，“省级干部他才会看得上”。
亳州一个小地方，出了两位强人，而且又相互熟悉，知情人说，王效金和王怀忠这“亳州二王”互相有些看不起。
当年，王怀忠任亳县（亳州原称亳县，后改为县级的亳州，2000年成为地级市）领导的时候，王效金只是普通的科员。王怀忠和古井酒厂第一任厂长聂广荣不睦，想换掉聂，遭到拒绝。
在双方互有妥协的情况下，王效金得以被聂广荣看中，调入古井酒厂任副厂长，两年后，出任厂长，刚50多岁的聂广荣退居二线。
2000年左右，专门写古井成功经验的某作家，在王效金授意下，去找王怀忠，让其来谈王效金的成功故事，被王怀忠拒绝。几年后，王怀忠落马，王效金又大谈早年他就和王怀忠不是一路人。
古井功过
1987年，王效金出任古井酒厂的厂长，这一年，他38岁，年富力强。
一年后，因为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的政策，各种名酒涨价，“古井贡酒”从14.5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古井贡酒”成为消费者“囤积保值”的热门货。那一阵子，古井酒卖得很好，光是厂长批的条子就能卖钱。
但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整顿治理、反贪污、反腐败，白酒呈现出“三不喝”现象：第一，老外不喝；第二，共产党不让用公费喝；第三，老百姓也不喝，喝不起。
第二年，市场大变，各种有名白酒出现滞销现象。
《调查古井贡》（主要是谈王效金的成功经验）一书提到，在酿酒车间的澡堂里，王效金想出了“降度降价”的策略。
王效金的设想是，根据“计税基础价”(当时，酒价是根据酒的度数决定的，度数越高，价位越高。度数越低，价位越低)，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酒价降下来；另一方面又能避免古井厂与客户的矛盾。
这个现实策略，为当时的古井酒厂打开了销路，两个月时间，古井的利税达到1000万！公司由此走上快车道——1995年古井以29.72%的增长速度实现利税5.95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1996年，古井将核心业务推向证券市场，成为国内白酒第一股。在许多古井集团的创业员工和老领导看来，经历过那段辉煌之后，古井集团开始走下坡路。
“客观地说，白酒降度符合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毕竟喝高度酒的人少了。但降价却把古井贡本属于高端品牌酒的价值给降了。茅台、五粮液等在困难时期坚持没降价，度过难关后，人家依然是高端品牌。”古井酒厂第一任老厂长聂广荣对自己在任时创出牌子的古井贡酒依然充满感情。
如今，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当年选王效金当接班人颇有悔意：“刚当厂长那几年，王效金干得还不错，但自从他提出‘降度降价’后，没几年，古井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看看，现在的古井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样子？！”
王效金被人诟病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古井公司鼎盛时期开始的多元化探索，很多都是交了学费，有去无回。
最为重要的，在许多老古井人看来，取得一些成功的王效金，骄傲自大，喜欢重用自己的亲信，无形中也带坏了古井集团的风气。
媒体报道，“在王效金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古井的中上层干部“都形似王效金，个个都能说善辩、手舞之足蹈之，情绪化，声音大”。
而且，王效金还十分喜欢搞运动方式，作为厂长，他经常在厂内成立各种运动或者学习小组，以求提高职工们的士气。
1995年，他总结出古井的“五大失误”，刊登在《古井报》上，让全体员工学习；2000年，在他授意下，古井开展了“我们都是商人”的教育活动；2002年，古井利润一路下滑，王效金又提出“批判与再造”的“整风运动”……
“这些学习、运动，非但没有让职工提高士气，反而成为了许多干部整人的工具。”一位古井集团下属热电厂的工人抱怨说。
王效金其人
让许多员工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曾经的“王总”口才特别好，嘴巴能说。这也是王效金甚感自得的地方。
根据他的自述，他的辩论口才是在“文革”时期练出来的。因为，“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辩论场，到处都是你一堆我一堆的人在辩论。你说刘少奇好，我说不好，你说县委好，他说不好，争得面红耳赤的……我的辩论水平或者说口才都是在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这是我在文革中的一大收获。”
当古井酒厂厂长后，许多员工记得，王效金“能连续说五六个小时”而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
此外，王效金也特别注重宣传、包装自己。
在公司内部，他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训班。内部刊物《古井报》上，人们可以看到以各种形式宣传王效金的文章，像什么“给王厂长画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经营之道”、“董事长信箱”等等。
外部，王效金善于调动媒体资源，他曾经告诉别人，他喜欢交的第一类朋友就是新闻界的。检索历年资料，关于王效金个人以及古井集团的报道不胜枚举。他自己还出了专著若干，装帧精美，有的还塞在古井酒里面，送人。
不仅如此，王效金还极力展示自己与领导的亲密关系——1994年，安徽省要在北京办一个发展成就展，让企业赞助。王效金考虑到国家领导人要去，就掏了15万，后来一高兴，又多掏了几十万。收获是，拿到了一张和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王效金的如意算盘是，自己成为名人后，会带来名人效应，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满足了他自己的虚荣心。只是这种虚弱表现出来，会是一种霸气和自负。
前些年，亳州市曾有一位副市长，讲过古井的种种不好，王效金很恼火。有一次，他趁着自己是市委常委，能在会上发言的机会，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其中语带双关地将那位副市长讽刺了一番。
“我虽没点名，但是谁都知道我讲的是谁。实际这些话都是针对具体人讲的，但是又都跟古井密切联系在一起。”会后，王效金很得意，还将此事告诉了来采访他的记者。
正是在这种自负思维下，王效金说过：谁能打垮古井？谁都打不垮古井；谁能打垮王效金？谁都打不垮王效金，只有我自己能打垮我。古井要垮也就垮在我王效金手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强大的企业强人，在2006年4月，他的得力干将刘俊德被纪委“双规”，也开始变得瘦弱起来——此前，身材不高体重却达到180斤的他多次减肥都不成功，刘俊德落马后，许多职工眼看着他们的王总“瘦了一圈”。
也是在那个时候，这位酒业巨子开始感叹企业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
“中国优秀的、大的企业家的命运多是三五年一个轮回，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又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 王效金说，“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目前的监督体制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靠一种员工敬业精神，没有其它好办法。好多企业都是成功在某个企业家手里，又毁在他手里。”
言犹在耳，人已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