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牛津

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牛津的价值，“牛津大学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品牌而著名”

非洲人在牛津市中心卖艺 （李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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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到牛津去的中国人叫沈福宗。这已经是1687年的事情了。

在他到来之前，牛津大学里没有人能够看懂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甚至不知道从哪个方向翻阅。

沈福宗用拉丁语告诉人们应该用怎样的顺序去阅读，并且为博德利图书馆制作了中文书籍目录。在他离开将近200年以后，这里才开始陆续有了中国人的踪迹。

在沈福宗离开牛津大学300多年后，牛津大学已经有超过2000名中国毕业生。

2009年底，牛津中国留学生数目为732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留学生群体。在1996-1997年，这一数字是89人。2010年9月，牛津大学还将迎来中国留学生入学人数的历史最高峰。

牛津大学副校长杰西卡·罗森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牛津学习，但是她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牛津的价值，“牛津大学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品牌而著名。”

科学家大卫·库克因

大卫·库克因的一生，没有一篇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自然》、《科学》上，但当他的退休仪式于2009年9月在牛津大学Linacre学院举行时，全世界最顶级的材料学科学家云集于此。

大卫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世界电镜联合会的前主席，因为身患癌症，病情非常不乐观，因此他决定办这个仪式。而形式上，大卫决定做成学术会议。

大卫的合作者，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李国强说，大卫希望用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所有科学家聚在一起，探讨科学发展的新进展，研究科学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

在李国强心目中，大卫是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他喜欢他做的研究，所以他坚持做了一生，“虽然这个研究再做100年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

在李国强和大卫合作的三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还不及他博士最后一年的发表数量。“大卫非常严谨，他对数据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

牛津大学对博士生没有论文要求。李国强觉得，虽然没有压力，但这是为了让学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因为你的隔壁可能就是这个学科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你没有理由不好好做。”

牛津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崔占峰也觉得，这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做科研，“你在哪个实验室都可以做实验，你为什么要来牛津做？”

“我刚到牛津时，隔壁是一个老头，个子不高，每天带个头盔骑一个很破的自行车。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牛津大学材料系的创始人。因为当时牛津大学规定，教授65岁退休，就必须把实验室让出来。如果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可以分给你一张办公桌。”

李国强觉得，牛津大学不是一个追腥逐臭的地方。“这里的教授，如果他们想要挣更多的钱，第二天就会有人找上门来，但是他们不想。”

在牛津3年，李国强说从大卫身上看到了科学的真谛：科学是人们因为兴趣爱好而去做的事情。科学是为了去了解世界，为了改变人类生活。

“思想就像空气，他一直存在，就看你能不能感受到。”在离开牛津后，李国强这样回忆他在牛津的岁月。

导师制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星认为，导师是牛津大学本科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本科生每学期都要完成2至4门辅导课程。尽管按照传统的导师要求，辅导要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但受到辅导教师资源的限制，目前，牛津的导师大多有2至4名学生，同时，一些高年级的研究生也作为辅导教师参与导师。

牛津的学期较短，只有8周，每门辅导课程在学期内进行，每周1至1.5小时，但辅导并不仅仅限于辅导教师和学生见面的这短短1至1.5小时之内。在课程开始前，辅导教师会为学生提供详尽的辅导大纲，为每周的讨论主题提供相应的文献，并要求学生根据讨论主题和文献撰写2000字左右的周论文。学生需要在辅导课程开始前向辅导教师提交自己的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