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视为耻辱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
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政府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争先恐后“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9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20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仍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因哈佛没有做出恰当的回应，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只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政府做出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财大气粗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的“学生劳工组织”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公安人员，也不需要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奇怪？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者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成为了这个罪行的一个链条。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政府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争先恐后“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9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20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仍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因哈佛没有做出恰当的回应，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只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政府做出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财大气粗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的“学生劳工组织”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公安人员，也不需要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奇怪？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者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成为了这个罪行的一个链条。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