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提名作家奥兹　讲述好人之间的战争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的小说，就是“家庭”；如果用两个词，那就是“不幸的家庭”

图 任玉明

　　“你们为什么要来耶路撒冷？”
　　“为了遗忘。”
　　“遗忘什么？”
　　“我忘了。”
　　发生在犹太人之间的这番对话，是68岁的阿摩司·奥兹（Amos Oz）的冷峻段子之一。陪同者说，他总能把枯燥的旅行和乏味的应酬弄得很有趣。而且，他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时，自己能够坚持不笑。
　　两天前，他还在以色列沙漠边缘那个只有2.8万人的小镇阿拉德（Arad），他在那里住了20年。他爱喝咖啡，每天黄昏必从书桌前挪到当地一家咖啡馆，或者以他特有的步子走向沙漠。几年前，他换了膝盖。
　　现在，他已到达多次出现在梦里的中国，而且是收留过犹太人的上海，“恍然如梦”。5年前，他就想来中国。他说，博学的父亲通晓16种语言，却没能学会中文。
　　他有一双浅灰色的、会随灯光颜色变化的瞳仁，像两口深井。若有所思的时候，他目光如炬。他告诉记者，这双眼睛像母亲。
　　上世纪30年代，奥兹的父母怀着复国主义梦想从俄国去了巴勒斯坦，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是犹太人的独立土地。1939年，奥兹出生在由英国托管的耶路撒冷。在这座有哭墙、大卫塔，没有河流湖泊，到处是石头的山城里，他目睹的是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大动干戈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爆炸、宵禁、停电和缺水缺粮。
　　奥兹12岁那年，母亲范尼娅自杀。“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陌生的院落或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生气背后是什么？奥兹的成名作《我的米海尔》就是以母亲为原型展开的一个关于爱、婚姻和幻想的故事。开首那句女主人公的独白“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打动了许多女性读者。“我写这句的时候，脑子里全是母亲的影子。”奥兹说。记者小心翼翼询问他母亲的情况，他的眸子忽然闪出琥珀色的暖光，热切地说，“来，我给你看她的照片。”端详着那张照片，他温柔地说：“她是一个迷人的女子。”
　　2002年，奥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问世，成为以色列最畅销的小说。其中对于母亲因精神压抑渐入低谷最终选择自杀的心路描写，被评论界誉为“行云流水般的挽歌”。2004 年，这本书译成法语后即获大奖；2005年，又获歌德文化奖；2006年，奥兹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即使没有得奖这回事，我也会继续写作，讲故事。”他说。
　　奥兹已经写了12部小说，他的名字在以色列家喻户晓。他的同事、本·古里安大学希伯莱文学系系主任伊戈尔·施瓦茨教授曾经说，现阶段，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作家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既在道义上维护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又敏感于阿拉伯人的苦难。
　　在记者两次见到他的四五个小时里，他至少表达了四五遍同样的意思：“犹太人一直没有家，中国人始终有自己的家园。”那一刻，语气里有孩子般的羡慕、委屈，也有年长者才有的哀伤。
　　“若要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非常敏感地觉察到，自己在剖析人心的同时，也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困扰，他曾说：“如果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和集体共振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能生活？如果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
　　“我14岁第一次在基布茨见到他的时候，他很穷，没有家，让人同情。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他谈论的事情许多是我从没听说过的，他比一般的孩子知识渊博。”8月29日一早，当奥兹先生像门诊大夫那样坐在一张圆桌旁，接受着一家又一家媒体的轮番专访时，坐在不远处的奥兹太太尼莉(Nily)带着少女般的神情回忆他们相遇的过程。
　　“我们19岁恋爱，20岁结婚，育有二女一子，现在是4个小孩的外公外婆。我们结婚47年了。他不会让生活乏味，如果我出门两小时，回来时总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
　　尼莉的专业是英国文学。这对夫妇在文学上的口味跟他们的容貌一样渐行渐近。“阿摩司和我都喜欢契诃夫，契诃夫的作品我是每年都要重读的，读着读着，那些大街上的小人物，好像就迎面走来了。”尼莉开始讲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露希尔的小提琴》中的故事。
　　几十年来，奥兹用希伯莱语写作，为复兴母语身体力行。他说，“用希伯莱文创作，就像在大理石上雕刻一种文化，石头的质料很坚硬，你需要殚精竭虑。”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Gershon Shaked）曾评价说，奥兹对现代希伯莱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那是一些像希伯莱语《圣经》般的短句子，极少形容词与副词，凝炼、准确，充满力量。
　　跟上海作家王安忆、程乃珊、孙甘露等在一起，奥兹先生又开始讲段子了：
　　“我爷爷92岁的时候，我36岁，有一天他跟我坐下来谈论女人，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也许他觉得是时候了。25岁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懂女人，我懂得她们的心思，现在我老了，却不敢乱说了。女人在哪些地方与男人一样？何处又不同？这些问题永远值得追问。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的小说，就是‘家庭’；如果用两个词，那就是‘不幸的家庭’。家庭是宇宙间最神秘的细胞，家中充满悖论，悲喜交加。人们在家里从来不说最重要的事情。我常在想象中把父母和爷爷奶奶请到家里来，请他们坐下来喝杯咖啡，谈话。因为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们谈得太少了。
　　“今天的以色列，素不相识的人在公交车站、火车站或街上别的地方会因为政治问题、哲学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而争论，许多人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上周三，以色列总理请我们夫妇去他家做客，想听我对国事的意见。我说，以色列现在有700万人，就有700万个总理。”
　　“您把姓氏由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莱语，意为‘力量’)，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有人问。
　　“哦，关于我有没有力，要问我太太。”哄堂大笑。

耶路撒冷的痛
　　人物周刊：在我们读过的以色列优秀作家或诗人的作品里，都能轻而易举找到一个“耶路撒冷情结”，它是与生俱来的吗？
　　奥兹：是的。耶路撒冷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国都、一座现代城市，也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三大教派的圣地，更是以色列人认定自己身份的地方。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把耶路撒冷比作一个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为什么在您眼里它是阴性的？
　　奥兹：1948年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发生了那场战争之后，耶路撒冷就被一座铁墙分割成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所在的西耶路撒冷三面被敌人包围，所以它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倒地的受伤女人——为什么是女人而不是孩子呢？因为这座城市的气质里有许多女性特质，神秘，敏感，情绪多变。
　　人物周刊：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说过，“对于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耶路撒冷是一张石蕊试纸”，在您看来呢？
　　奥兹：在我看来，耶路撒冷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都奉若神明的地方，在过去1000年里，因“爱”而生的冲突没有断过，它受到那些宗教狂热分子和极端分子的追捧,这些狂热分子和极端分子已经成为耶路撒冷的一种痛。

我是批判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人物周刊：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
　　奥兹：是。但我是一个批判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奥兹的大女儿、在海法大学教历史的法妮娅认为，《爱与黑暗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可当作一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争论来读。)
　　人物周刊：普通以色列人对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既怜悯又反感的态度，至少更新了我本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您如何看待这种反感？
　　奥兹：我在书中写到难民营里发生的故事时，既表现他们得到同情、包容、温暖和照顾，也表现他们受到抵制和排挤的另一面——生活在以色列的旧式犹太人无声地诘问：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指幸存者）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并不是什么荣耀之事。鼓舞人心的希伯莱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这些想法，我想是人类共通的本性。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并不希望居住在国外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土地上来，但那些犹太人并没有太多的国家可以居住，这是双方产生矛盾的原因。
　　人物周刊：《爱与黑暗的故事》里，那些小主人公与阿拉伯人交往的事情是您的童年经历吗？能举个例子讲讲您自己经验的巴以冲突和双方的痛苦吗？
　　奥兹：是的。8岁那年我去阿拉伯一个富商的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民族代言人，有必要跟她讲讲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还爬上树、抡起大锤展示所谓“新希伯莱人”的风采（健康、强壮），结果误伤了她的弟弟，他后来终生残废。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呆在哪个破败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更小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阿拉伯工友，他身上的气味像父亲那样亲切。
　　8岁的时候，我还跟父亲去过东耶路撒冷的一个清真寺，听到阿訇正在鼓动那些伊斯兰教徒去杀那个地区的犹太人，父亲和我都感到非常害怕，我们立刻逃了出来。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犹太人的天赋，譬如在经商和学术方面？
　　奥兹：很长时间里，犹太人没有土地，没有城市，没有宫殿，没有国家，他们能拥有的只是知识，他们能把握的也只有商业。所以在犹太人的教育里，学习知识和经商历来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好的出路是两种人：学者，或商人。
　　人物周刊：犹太民族充满灾难和伤痛的历史，对这个民族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意味着什么？
　　奥兹：我们的文学家都在充当现实苦难的镜子，促使他们描写苦难，寻求解放。这对中国人来说也许很难想象，因为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国家，尽管这国家有时候遇到麻烦，有时候经历艰难，像内战、“文革”之类的受难，但家园总在那儿，中国总是中国。但对犹太人来说，几千年来他们一直陷在失去祖国和家园的恐惧、焦虑之中，现在他们担心再次失去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段历史对文学家而言是一份沉重的礼物。

我至今没发现一个真正的英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美国在巴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巴以和平的前景到底会怎样？
　　奥兹：我认为美国曾经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做出了一些积极贡献，对双方分别施加了一些政治上的影响，我希望以后一直是这样。问题是，对立的双方是否真的有诚意达成和解？就像一个人生了病是不是愿意去看医生，医生只能诊疗那些愿意去他那儿看病的人。
　　关于巴以的未来，我相信，它们最后会成为两个国家，毗邻而居，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沙龙、阿拉法特这些政治家？
　　奥兹：阿拉法特不是我的英雄，我认为他对巴勒斯坦做了很多破坏性的事，并将巴勒斯坦人带进一个危险的处境。沙龙是一路货色。我至今还没发现一个真正的英雄，有朝一日找到的话，我一定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您怎么理解“9.11”后的恐怖主义？
　　奥兹：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并不只是伊斯兰教的狂热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也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而是整个世界的狂热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就是全世界要联合起来抵制恐怖行动，反对那些恐怖阴云密布的国家的原因。
　　好小说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故事，而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冲突
　　人物周刊：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写作是你的使命？
　　奥兹：差不多在父母教我认字后不久，我就尝试着把我想的诉诸笔端，上小学时开始在校刊上发表诗歌。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当作家，但又想当个救火队员，因为救火队员总是给女性留下深刻印象。
　　人物周刊：您那些短句风格，少用形容词、副词，只用名词、动词，受过海明威影响么？
　　奥兹：海明威，我想只是一种间接影响吧，更多的影响来自契诃夫。希伯莱语作家中，阿格农·别季切夫斯基、布伦纳对我的影响最大。希伯莱语圣经(《旧约》)也给我许多灵感，因为我的母语是从那儿来的。
　　人物周刊：您得过几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您怎么评价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奥兹：我知道有几次，但到底几次，我也说不清。奥尔罕·帕慕克，他是个好作家。
　　人物周刊：您觉得一部优秀小说的素质是什么？
　　奥兹：好的小说是百味杂陈的，它不是黑白分明的，也没有对与错，处在爱与黑暗之间。在我看来，好小说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故事，而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这是我在许多小说里不厌其烦讲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