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里的二战硝烟
【编者按】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不过，诗歌并没有在二战后消失，而且，我们还有电影和电视。关于二战的影视，一直承担着大众对二战的纪录和解读的功能。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从当权者到平民，从集中营到大屠杀，从爱情到亲情，从喜剧悲剧到黑色幽默，从战胜国视角到战败国视角……70年来，正是通过影像的记录，让我们不断走近那段野蛮与荣耀、毁灭与希望、邪恶与正义并存的历史。
作为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从《辛德勒的名单》开始，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出品的二战片便成了战争电影的一个典范。如今，他又和汤姆·汉克斯合作了迷你剧集《太平洋战争》，让人再度审视那段历史。拍摄《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他就说过，希望“被好莱坞洗过脑的观众能够‘站’在诺曼底海滩上，真正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和不安”。
借此机会，我们试图梳理70年来关于二战的影视作品。除了重温那段历史和了解后世的解读之外，更重要的是，从不同年代不同国家解读和阐释二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至今，每一个时代的印记。解读历史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在其著作《电影和历史》中写道：“电视图像在一个消费了它的社会，将充当历史文献和历史代言人。”
《太平洋战争》剧照
波兰斯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拍摄现场
“它到今天仍让我感到恐惧，而这已经是67年前的事了。”一名白发苍苍的二战老兵在最新的HBO迷你剧《太平洋战争》第一集开头这样说道。
这部历史上最昂贵的电视剧共耗资2.23亿美元。拍摄期间，剧组在澳洲建立了90多个片场，在墨尔本郊外的一处露天矿场，为了建造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场，共挖掘了6.2万吨土方。
这不是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第一次合作二战题材的影片。上个世纪末，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就曾合作过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和HBO至今最火的迷你剧《兄弟连》。这两部作品里，他们通过无数详实和严格考证的细节复活了久违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而在新作品里，他们突然掉头，舍弃之前光鲜亮丽的外壳，开始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
最近的《时代》周刊把汉克斯摆上了封面，并称他为美国头号历史学家，因为他这几年正致力于拍摄纪录片风格的电视剧，这些剧集多半与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还有预计在2013年开播的关于前总统肯尼迪被刺事件的电视剧——他相信，那会是电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因为真相将浮出水面，历史将被正名。
刚开播的《太平洋战争》也不例外。汉克斯并不希望历史只是数据采集和纸上故事，他把参加过二战太平洋战区的前美军士兵尤金·斯莱治的回忆录《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故事》、罗伯特·莱基的回忆录《头盔当枕》以及海军陆战队士兵约翰·巴斯隆的故事改编成剧本。他希望历史是有血有肉的，就像一部时光机，把观众带回硝烟弥漫的年代，让人们与祖辈产生联系。
因此，《太平洋战争》里的每一件道具都严格仿制原件，在风格上则延续了《兄弟连》的纪录片风格，每一集的开始，由一些二战老兵讲述（其中大部分老人是在战后第一次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效果，并向这些战士们致敬。为此，那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也跳了出来，他们希望汉克斯也能为他们拍一部剧集，因为这场战争在美国几乎从没以电影或电视剧的形式出现过。
尽管电视剧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原貌，可在老兵们看来，这些努力始终无法让人们知道战争的真正滋味。尤金·斯莱治最好的朋友，碰巧也和罗伯特·莱基并肩战斗过的菲利普斯说：“《太平洋战争》是个好节目，可如果你真想经历战争，我们必须把你扔到泥坑里待上一整晚，炮舰的炮弹就在你四周爆炸，没有厕纸，第二天也没有早餐。最糟糕的是痢疾和腹泻，我们用自己的袜子、短裤和内衣处理，有时还去日本兵废弃的营地撕烂他们的军服。这就是战争的真实模样，可电视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影视作品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可跟以往的作品相比，汉克斯和斯皮尔伯格的这次创作最重要的不在于重现战争场面，而是着重表现一个关于战争的恒久不变的疑问，即年轻男女们如何从一场四处杀戮“假想敌”的噩梦里回到日常的柴米油盐中。在这一点上，即使连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战士奥迪·墨菲（二战曾获33枚勋章，并在战后参演了44部电影）也无法幸免。一次创伤后压力症发作，他用枪劫持了自己的妻子。
可悲的是，如今这种病痛在许多奔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士兵身上又再次重演——这可能就是《太平洋战争》视角的现实成因，相同的历史，总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断地重演。二战，一直都没有远离人类。
纪录和再现历史
最早的二战电影甚至在二战前就出现了。当时，带有纪实和宣传色彩的影片在各国都是主流，为了激励士兵和人民的斗志，往往以国家意志为先决条件。《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就是其中最著名也最具争议性的作品。
这两部电影是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政府拍摄的宣传电影，前者拍于二战前，将希特勒鼓吹的“纯粹”和“秩序”展现得无与伦比的光辉动人，借用瓦格纳歌剧的表现手法来记录纽伦堡阅兵；后者则将“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
随后，和其他德国人一样，里芬斯塔尔因为“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被否定了一生”。她和她的两部杰作一起，成为了大多数人表面不屑、内心却奉为经典的矛盾体。余生的半个世纪，她被永远放逐于电影之外，再无拍片机会。在攻击与仇恨中，她度过了101年的漫长生命。
与莱妮·里芬斯塔尔同样用艺术的手法纪录历史的还有查理·卓别林，只不过，两者的角度完全不同。二战爆发初期，在英国制片人的建议下，卓别林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大独裁者》的剧本。拍摄期间，德国外交人员和美国法西斯组织就曾向其施压，但卓别林不予理会，把在默片时期积累下来的能量都放在了对希特勒的嘲讽上。
战后，无论是美国的《最长的一天》、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是前苏联的《攻克柏林》、《解放》、《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围困》等，都是对历史场景的还原。其中，《最长的一天》是野心最大的一部作品。这也是好莱坞投入人力规模最庞大的二战影片，包括约翰·韦恩、亨利·方达、肖恩·康纳利等一线巨星的加盟，多角度全景式地还原了诺曼底登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件。
无论是平民，还是枭雄，战争都不可避免地把每个人的生活卷入其中。就连向来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也无法逃脱。法国电影《最后一班地铁》就详尽地描绘了巴黎人民在敌占区的日常生活。没有正面的战争，只有默默的反抗，大多数人的命运从来不会有太过曲折的起伏，只是继续生活。德军摸了孩子的头，母亲不动声色的来一句“我们快点回家洗头”；巴黎女人用颜料模拟丝袜色彩，细致均匀地涂抹于腿上。特吕弗的镜头下，二战时的法国，焦灼、不安与屈辱并存，但表面上，一切波澜不惊。
意大利的电影则像这个国家在二战时期的表现一样暧昧，对手可以是同盟国，而明天也许就是轴心国。《悲壮的阿古依师》可能是最敢于直面真正的意大利军队的意大利电影，片中的意大利军队并无其他国家所刻意表现的英勇顽强，失败和消极的抵抗被巨细靡遗地披露于镜头下。不过，这部把二战中意大利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完整地展现于银幕之上的电影，已经是在二战结束60年之后。
而严格意义上内地第一部反映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影片，也要推后到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这也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反响的中国抗战影片。
尽管当时已经可以批量生产军服，但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性，影片中的军服都是人工一针一线缝就。交战双方使用军械均严格按照史料配备。当时的中央领导还亲自为《血战台儿庄》做出批示：一、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二、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不加。三、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决定。
自由度成就了该片的写实，写实令这部片子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没有好莱坞大片的年代，《血战台儿庄》带给内地观众的震撼，可谓历久弥新。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硝烟虽然远去，但战争留给人们的创伤却一直没有远离。美国的“婴儿潮”、“垮掉的一代”；德国及朝鲜的分裂；冷战的僵持与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阴影……仿佛都在提醒着每个人：你们都是二战的遗民。
而对于犹太人和切身体会过战争之痛的人来说，战时回忆就像一道无法弥合的伤疤，在生命里挥之不去。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和罗曼·波兰斯基就是如此。也因此，在他们的电影里，更能让人了解到在那个大时代里，小人物们所经历的各种惊心动魄。
早在1982年，斯皮尔伯格就收到制片人寄给他的小说《辛德勒的名单》，从不细读小说的他一反常态，不仅仔细阅读完，还当即拍板买下其改编、制片权。
斯皮尔伯格向很多同行推荐过这个剧本。马丁·斯科塞斯虽然感兴趣，但以“这应该是由一个犹太导演来完成的工作”的理由推掉了执导的机会；母亲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童年时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斯基则以“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题材”的理由退却了——等到他敢于直面伤口已经是十几年后，他执导了另一部关于大屠杀中小人物命运的电影《钢琴家》。
1993年，斯皮尔伯格最终决定自己来执导这部讲述犹太民族大恩人的电影。他选中了英国演员拉尔夫·费恩斯来出演集中营里的纳粹军官，这导致费恩斯为该角色喝了13公斤的酒，创下了一项吉尼斯纪录。
在斯皮尔伯格带着摄制组抵达波兰进入克拉科夫的集中营准备安营之时，突然收到全美犹太人协会从纽约发来的一封急电：“请勿惊扰亡魂，让他们安息吧。”斯皮尔伯格读完电文，一言不发，当即下令摄制组全体人员撤离克拉科夫集中营，转移到几十公里以外。
与此同时，他独自一人离开了摄制组，乘飞机直接飞往纽约，亲自向“犹协”致歉，他的谦逊和诚意令“犹协”成员动容。
但他还是没有得到在奥斯威辛里面拍摄的许可，只能在门外的另一边重新建造一个极为逼真的场景，来拍摄这个死亡集中营的戏。而为了搜集两万名临时演员的服装，服装设计师特意张贴广告寻找衣服。正好，波兰的经济条件还很落后，很多人都急于把自己家中的旧衣服卖出去。
拍摄期间，斯皮尔伯格每天都在流泪，不和剧组里的德籍演员握手，不向那些身着纳粹军服的演员打招呼。拍完此片，他把个人赢利全部捐给美国大屠杀博物馆。
这部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1200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电影，最终大获好评。导演用冷峻的黑白纪实镜头描述了纳粹集中营里的惨状，以及主人公辛德勒舍弃家财救助犹太人的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与之前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后的《拯救大兵瑞恩》、《钢琴家》、《伪钞制造者》等电影一样，把焦点对准了大时代里的小人物，用饱含人性纠缠的力量来打动观众，用战争的恶来反衬人性的爱，这种对比最能让人动容。
这类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避开了一切与人性主题无关的枝蔓，直接切入爱情与战争间的矛盾与纠缠。一个被重复了无数遍的三角恋故事，被升华成了最纯真的生死别离，战争成了伟大爱情的催化剂。影片拍摄于二战的白热化阶段，公映后立即引起轰动，以至多年后还有许多人来到卡萨布兰卡追寻片中的浪漫情景。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则是另一种浪漫——充满人性的谎言的浪漫。在残酷的集中营里，父亲把所有罪恶打扮成一个游戏，用这种谎言来保持儿子的童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里关于二战的纪录，永远只有“高大全”的抗战人物和只会喊着“八格牙路”、虚伪丑陋不堪一击的敌人，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被附加其中。
《地道战》的开拍就被定为政治任务，要求1965年必须开拍。但直到当年3月，剧本仍未成型，最后只能“想怎么拍就怎么写”。当时的中国二战电影，已经有了新的分类：军教片。教育意义完全盖过娱乐意义，人物不需要有个性，不能出现太多表现真实人物性格和引人发笑的细节，否则就“没有任何教育价值，冲淡了主题内容，扭曲革命历史的真实性，脱离《地道战》的主线”。
此时，战争中的人性已经完全让位于为政治服务，“对于人物的塑造，情节和素材的提炼都要从政治效果出发，凡是不符合这个准则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一律砍掉。”《地道战》原稿剧本中的民兵队长和未婚妻在地道里谈情说爱、民兵和妻子在地洞里生孩子等细节，均被大刀阔斧地以不符合主旨为由砍掉。革命英雄人物，都是没有七情六欲一心只向往胜利的类型人物。
重新发现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不同的历史观才开始显现出来。发现历史角落里的秘密，重新看待二战就成为新时期二战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正义的不一定能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罪恶也不是没有由来的天生天养。就如军事评论员马鼎盛所说的，历史能让一个人成为希特勒的几率是几亿分之一。
2005年的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塑造了一个新的希特勒形象，虽然还是恶魔，但却是一个有人性的恶魔。电影重现了希特勒生命里的最后12天。在最后时刻，已经濒临疯狂的希特勒，凭借其过人的记忆力叫嚣着每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军团名字。而纳粹政府宣传大臣戈培尔和妻子决心全家一起陪着元首殉葬，因为不能让7个孩子在没有帝国的天空生长，这让人不胜唏嘘。战争绝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过错，对于德国来说，二战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依达也是二战的遗民。2008年，82岁高龄的他执导了《卡廷惨案》，揭露了二战时期22000名波兰人因为政治原因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惨剧。电影的拍摄也揭开他的痛苦回忆：他的父亲正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母亲一直对丈夫的生还怀有希望，即便波兰官方的死亡名单上赫然出现他父亲的名字。“直到50年代我母亲去世的那天，她都不愿相信父亲永远不能从战场回来了。”瓦依达说，“她给红十字会写信，瑞士的、伦敦的，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的丈夫。”
瓦依达很早就想将这一事件搬上银幕，但对前苏联政府而言，“卡廷惨案”始终是敏感话题。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瓦依达通过对一些当事人的访问和了解，终于在银幕上揭开了那个隐蔽的历史伤口。
姜文的《鬼子来了》则开启了二战电影在中国的新篇章。平凡、普通、非英雄的小人物开始逐渐成为大银幕的主角。外媒这样评价这部电影：“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戛纳则以评委会大奖送上赞誉与褒扬。
《鬼子来了》里的中国人，乍看可笑，细想可悲。8年抗战，缘何偌大的国土竟被弹丸小国如是欺凌？战争中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叩首自问，反思自身？姜文用48万卷胶片给出了答案，“拍《鬼子来了》，是拍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二战电影在大陆，终于由宣传工具和关注大场面，回归到战争中的普通人。
反思二战的电影，其实早在战后不久的1953年就上映过。第2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乱世忠魂》展示的，是与同时期的好莱坞影片截然相反的视角，以珍珠港事件为背景，揭露了美军内部的种种丑闻和黑暗现象，例如派系斗争、军官跋扈、虐待士兵，虽有个别人不愿同流合污，但仍被庞大的军事机器所吞噬。这样的批判力度在如今看来，依然难以企及。
“混蛋”当道，二战何为？
美国人有着极强的二战情节，因为正是通过二战，使美国一举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二战影视的数量，也居各国之首。
不过，历史观和价值观总是随着时代的更换而改变。虽然《太平洋战争》在媒体上好评如潮，一些影评人却开始质疑起这部电视剧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开始质疑起过往所有二战电影之于这个时代的意义。
在《太平洋战争》里，一位长官在战场上遇见了一个正在不停发抖的新兵，鼓励他对敌人残忍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为正义而战”。这在以往的二战片中似乎理由充分，因为这的确是一场同盟国与邪恶轴心之间的战斗，而被侵犯的一方则要誓死夺回自己的祖国，让世界恢复和平。
可是，在65年后，当我们回看新世纪的10年，在后“9·11”时代，战争早已变了一副模样。它不再黑白分明，而更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幽灵，以致于敌我难辨。这里面早已不涉及领土纷争，也没有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碰撞，甚至连道德观念的确定性也荡然无存。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看似和平，却总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比人类以往任何时期更为深层的动荡和无序。
这是一个“无耻混蛋”的时代。去年，《无耻混蛋》这部由“混蛋”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电影，正好捏准了时代的脉搏。他在访问中说：“确实，近20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关于二战的电影用苦大仇深和灾难深重来反思战争。我并不是说《无耻混蛋》会超越战争片，事实上它没有。但是涉及战争题材的电影并非总要从幸存者的角度回忆战争，也不一定非要拿战争说事儿。我的电影说白了就是选择一段著名的历史片段，然后加进我自己的想法和角色。”
于是，历史和战争这个两个传统元素在昆汀那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他的电影里只有一帮深入敌后的犹太人小组，“带头大哥”的在入伍前是个私酒贩子，不懂德语也不讲道理，他们对待纳粹不讲任何道德，先拿棒球棍将其活生生打死，接着把头皮割下留念，干净利落，几乎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而从最后他们身绑炸弹进入剧院炸死纳粹所有高级将领，包括希特勒本人来看，这支“无耻混蛋”小分队，无疑是一支能征善战的恐怖团队。
这么看来，战争电影就像一个大箩筐，里面几乎可以装下任何导演想表达的东西，而昆汀在这一点上显然走得更远和更彻底。在一个英雄主义缺失、爱国主义迷茫的年代，昆汀重新定义了这两个词组，并赋予了他们新时代特有的气质。